“我退休了，但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关注地区研究、专题研究，而且要从实证研究中提炼理论，加强理论建设、理论教学、理论研究。”近日，在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梁守德家中，他对记者感慨道。

　　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制50周年。五十载风雨兼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从无到有，梁守德可谓名副其实的推动者、实践者、见证者。如今，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任院长岗位卸任多年的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动向，心系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探路者：参与中国国际关系学创建

　　梁守德193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63年，27岁的他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被分配至北京大学，当即投入到中国第一批国际政治系的开建工作中。

　　梁守德说，1963—1964年，根据中央精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学系，复旦大学也开设国际政治学系。三所高校在改革开放后相继建立国际关系学院，因此，1964年被视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元年，三所学院也被称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三驾马车”。

　　作为第一批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者与参与者之一，梁守德和其他学者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承担起了教学与教材编纂等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先后主编、编著了《民族解放运动史》、《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概论》、《国际政治学概论》等教材，推动国际关系教学步入正轨。

　　扛旗者：坚持立足本土构建理论

　　“不要跟风，要独立思考，要坚持创新。”梁守德这样概括自己的学术探索经验。正因为对独立思考一以贯之的坚持，他被公认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扛旗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与研究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机遇，一大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梁守德介绍说，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也加强了同西方学界的交流。同时，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也随之被提上了研究议程，是全盘照搬西方理论，还是建立系统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头等大事。

　　梁守德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中美国际关系学者会议。“会上有两种明显不同意见，一种赞成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种持否定态度。”梁守德记得，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卡拉皮诺等学者，认为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遍性，不认同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性，认为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

　　“那次会上，我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个人观点。我所强调与突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不能理解为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理论，解释了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普遍性与特色性的关系。西方特色、中国特色都属于个性层面，共性不能代替个性。”梁守德回忆说，在他系统阐释自己的观点后，赞同的学者就比较多了。

　　创新者：提出有别西方的理论概念

　　梁守德认为，其一生主要成就是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国际政治学理论》一书和论主权、人权、球权相互关系的几篇论文，是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代表作。梁守德发现，美国学者摩根索的权力政治学理论在西方学界十分流行，但并不适合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经过系统研究，梁守德提出了权利政治的概念，以区别于美国学界和美国政治实践中普遍流行的权力政治。

　　总结权利政治论，梁守德认为其创新之处有三点。第一，提出了三权利概念，即主权、人权和球权。球权就是联合国和国际法。国际关系问题不能仅仅从某一个国家出发、强调主权独大，必须从三权出发，以主权为本。第二，权利政治的目标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是中国外交实践中提出的理念，如今已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实践中。权利政治不是利益独占政治，而是互利共赢政治。第三，权利政治最大的特点是合理、合法，依法办事。国际发展需要依法借力，这个“力”是合法的力量，而非重力轻法，这里的“力”则以不合法之力为主。

　　梁守德认为，中国外交实践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理念来源。“2014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很多议题值得我们研究。比如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命运共同体，正确的义利观，都是国际关系理论需要研究的重要题目。”梁守德呼吁，高校要加强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早日建成完善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