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刘琛(化名)以湖南省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成为“大类招生”实验班的一员。

　　“当时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能干什么,于是换了很多专业。先去学物理,却败在了数学上。后来去学金融,也不喜欢,然后又跳到政管,这个时候已经大四了,频繁换专业让我只能延期毕业。拍毕业照的时候,每个人都跳起来扔掉头上的帽子,我延期毕业,没有帽子,在一群快乐的人中,格外寂寞。”刘琛说。

　　刘琛不断辗转的学业之路,虽有点异乎寻常,但不失为大类招生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从21世纪初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开始,大类招生逐渐揭幕。改革铺开之后,个人选择的自由与迷茫,制度创新的空间与界限,社会效果的权衡和取舍,都通过一次次的实验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议逐渐展现出来。支持者说,大类招生凸显通识教育,更有利于才能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者称,大类招生强调“大”,却失于“专”,反不能人尽其才。十几年大类招生得失几何?在2017年高考结束不久,考生填报志愿前夕,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高校招生的必然选择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高等教育考试办公室主任胡向东认为,采取大类招生的方式是高校的必然选择。

　　“我记得2014年曾有一个调查,关于大学生对所选择专业的态度,数据显示,近50%的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在这种情况下,大类招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让学生和高校能共同成长。”胡向东说。

　　大类招生还承担了学生成长的缓冲和过渡功能。“不少高中生对专业的了解不多,在高校前两年的通识教育后,更容易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所在,否则,他们专业的选择几乎可以说是‘盲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说。

　　大类招生也是高校招生日益激烈的客观需求。“大类招生对高校的触动更大,越来越多的高校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课程质量,提供更多通识课程和组合课程。这对学生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胡向东说。

　　除了减少盲目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马进喜认为,大类招生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权。“经过一年的大类培养,我们将根据学生学习兴趣,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专业学院继续学习,二年级结束时才在专业学院内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此外,如果此后的学习年限内专业兴趣发生了改变,学生仍可进行专业转换。这样的灵活选择能让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