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和近况业绩,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铺垫

　　今年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在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运用亲笔书信与各方人士积极联络,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同,堪称近现代“亲书政治”的一个成功范例。

　　上层统战的“外交”手段

　　在共产国际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日寇加紧蚕食侵略中国的危急情境下,中共的“八一宣言”定稿并传出。受其影响,国共两党开始谈判。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军事对垒仍在,国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亲笔书信成为毛泽东沟通国民党政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亲笔书信相协同的,还有派员联络、电报联系等。派员联络通常会捎上亲书,电报联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前提是双方必须互递密码,这通常是在“亲书政治”奏效之后进行的。

　　此外,中共方面还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将领等名义向国民党等发出宣言、通电、公开信等,以宣传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文件虽然很多也蕴含着毛泽东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但因为是以组织的名义,因而不能视为亲书。

　　毛泽东的“亲书政治”,以统战理论观之,可统归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给党内同志的书信暂不入论列。在193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这里的“外交”,实指统一战线。报告确立了十大“外交”方针,其中第十条正是“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如果说宣言、通电、公开信等可称之为“普遍的请求书”的话,那“个别的请求书”则非写给统战对象的亲笔书信莫属。

　　西安事变前形成高峰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董英斌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该军东进以解甘泉之围,结果在直罗镇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给败军之将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可以判断,此信出自毛泽东之手。而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泽东还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写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之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同时,毛泽东还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和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宋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是蒋介石的妻舅,写信给他具有向蒋介石集团投石问路的意味,同时也是因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时有抗日绪论”,为毛泽东所看重。毛泽东书信中尊其为“邦国闻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属望可谓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