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位于罗霄山脉和武夷山脉的中段与南段之间,大体在粤闽赣三省交会处,气候环境恶劣,经济生产落后,群众文化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面宣传,在这样的人文自然环境中开展革命斗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为了解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更好地动员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他撰写的重要调查论文都收集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一书中,包括《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各项有针对性的政策,对落后的苏区进行了有效的“文化扶贫”。当然,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提出“文化扶贫”概念,但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对人民群众进行的各种文化改造,实质上就是对缺乏科学文化的工农群众进行文化扶贫。

　　为何重视苏区的“文化扶贫”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设立了教育部。省苏维埃政府设文化部,县区苏维埃政府设文化科,城市苏维埃政府设文化科。中央教育部分设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此外,还有编审局和巡视委员会。县区下面的各乡还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各地工作,并相继出台一系列决议,发布一系列指示、训令、条例等,有力地指导和促进苏区的文化扶贫工作。

　　但是,当时处于战争年代,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围绕革命进行的,因为革命才是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毛泽东说:“为着革命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几乎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在一张极其广大的“网络”中

　　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能否调动起贫苦大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关系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命题。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动员一切群众力量加入革命斗争,特别强调铲除穷根,培养新生力量。在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几乎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在一张极其广大的“网络”中。如在《兴国调查》中,农村进行了军事化组织,包括由23-50岁男女组成赤卫队,男卫队的任务是夜晚放哨和把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女卫队则补充男卫队出勤后的空缺。一个赤卫大队配备一个少年先锋队,由16-23岁青少年编成,要求队员要识字,因为要看得懂通行证,任何人从甲村通过乙村都要凭通行证。一个少先队的地方同时还组建一个劳动童子团,由8-15岁的儿童组成。童子团的任务是:一为放哨;二要检查烟赌;三是破除迷信、打菩萨。毛泽东评论他们是真正的公事公办,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此外还有纠察队、红军预备队、区特务营和红军独立团等。

　　在此我们看到,除去不能劳动的老人,从儿童到中年人都很好地被动员了起来。儿童要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就必须识字,这从侧面促使他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另外,童子团毫不留情的执勤对改良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在苏区形成了有纵向梯度的预备队,红军的力量得到不断充实和增强,贫困子弟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教育与军事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当然,苏区除了制定相关的决议,颁布相关条例,最重要的是看乡苏的执行情况。对此,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他认为要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不是靠脑子空想出来的,而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关心群众,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总结各种先进经验,然后发扬这些精神,使其适合于我们更高的任务。1943年,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谈及合作社问题时还特别强调了“群众观点”:“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为了克服苏区的官僚主义,宣扬有效的扶贫工作方法,毛泽东把长冈乡作为各苏区的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