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曲界,谭家是绝无仅有的传奇。

　　谭元寿的高祖谭志道,是谭家入京剧行的第一代,他出道时,京剧甚至还没有最终形成,当时被称为徽调。1847年,谭志道的独生子出生在北京大栅栏地区,他就是谭家最著名的人物——谭鑫培。

　　谭鑫培创始的“谭派”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京剧流派。20世纪初期,京剧已风靡全国,京剧界甚至形成了“无腔不学谭”的局面。

　　1905年,谭鑫培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京剧电影——《定军山》。那时,上至皇宫贵族下到市井百姓,都赞叹“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这个“叫天儿”就是指谭鑫培。梁启超曾说,“四海一人谭鑫培”。

　　谭鑫培的第五个儿子谭小培,是谭门第三代的掌旗人物,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出了又一个“谭派”响当当的人物——儿子谭富英,即谭元寿的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迷谭富英的戏。

　　“我记得1950年,父亲等人在朝阳门内陆军医院礼堂合演《武家坡》。毛主席得到消息后特地赶来观看。我当时在后台伺候父亲,听说毛主席来了,扒开台帘一看,正赶上毛主席把烟掏出来,给了我祖父谭小培一支,他自己拿一支,然后拿上火柴,给我祖父点烟。当时,周围人都特别吃惊,说从没见毛主席这样主动给人点烟。父亲唱完戏后,毛主席还说‘我在延安就听到你的声音了,现在到北京亲自看到你的戏,确实唱得非常精彩’。”

　　谭孝曾是谭元寿的长子,也是“谭派”第六代传人。而今,谭孝曾的儿子谭正岩,已成为“谭派”的第七代传人。

　　学戏

　　1928年,谭元寿出生在北京大栅栏大外廊营。10岁那年,祖父谭小培把谭元寿送入富连成第六科“元”字科坐科,并留下话“该怎样管教就怎样,不必手软”。

　　科班就在离家不远的西珠市口路北45号(现晋阳饭庄),但按科班的制度,学生平时不许回家,一年只能放三天假。腊月二十七演完封箱戏后放假,除夕晚上必须返回科班,准备大年初一的演出。

　　这是富连成30多年的老规矩。

　　谭元寿回忆说,在富连成科班的七年学徒生活,简直就是“七年大狱”。七年中,他回家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十天。

　　科班讲究“打通堂”,一个人淘气,全班同学都跟着挨打,趴在板凳上挨竹板,常常是挨了板子之后下不了板凳,谭元寿都是由师兄弟抬下来的,走路都难。

　　可是,该练功的时候还要练,该拿顶的时候还要拿顶,根本没有专门休息养伤的时间。

　　谭元寿师从雷喜福、王喜秀、张连福、王连平、茹富兰、刘盛通等名师。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有一次,跟着雷喜福先生学《受禅台》,这出戏有一大段“二黄”唱腔,连续唱十五个排比句“欺寡人”。雷先生打学生特别狠,在京剧界是出了名的,所以,谭元寿一见雷先生就紧张。

　　雷先生让谭元寿背唱词,刚一点名,他就发怵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雷先生当即拿起板子就让他趴下。谭元寿只好趴在板凳上,然后,板子就朝他的身上打去。

　　七年科班受的苦,谭元寿无怨无悔,唯一遗憾就是科班没有开设更多的文化课程。富连成也有文化老师,但都是晚上练完功才开始上课,老师水平也有限,七年里他学会的也仅仅是《三字经》《百家姓》。

　　但是对于富连成,谭元寿一直充满感激。

　　纪念富连成成立百年时,谭元寿说,不可否认,清末成立的富连成,是历经几十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科班,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有许多不足。然而,它之所以能够培育出那么多挑班的、挑梁的,或者优秀的人才,必然有它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谭元寿认为富连成的成功主要在于这“三件法宝”:

　　一是严格教学。这主要表现在“打戏”和不分亲疏这两个方面。不要说谭家和富连成的叶家、箫家是亲戚,就是叶家和箫家的亲儿子,不但要挨打,甚至要加倍。“打戏”贯穿到富连成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有效地克服了学生的惰性和散漫。今天的教学严禁“打戏”和体罚,但是那种严格执教的精神确实需要后来人学习和继承;

　　二是注重舞台实践。演出是科班最重要的必修课。在谭元寿的记忆中,富连成科班没有一天不演出。一年到头,从来不许回家,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因为表演艺术一方面靠教学,一方面靠感悟,许多艺术的“奥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的兼学、并重。昆曲是“百戏之祖”,非常适合奠定规范的基础,可以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皮黄戏。谭元寿说,当年自己武戏学演《长坂坡》《连环套》,文戏学演《空城计》《乌盆记》。因为有了《长坂坡》的底子,唱《定军山》时就不会因为开打而造成负担。有了《空城计》的底子,演《连环套》时就不会因为胡琴一响就发愁。

　　后来,谭元寿出演《野猪林》《打金砖》《沙家浜》,甚至在80岁时依然演出《定军山》,这都不能不感谢富连成科班“文武昆乱兼学”的教学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