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重要原因在于管得过多的审批制度所导致的要素错配。如果说,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是对经济发展的“微刺激”,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种关乎现在、更关乎长远的“深刺激”

　　●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可以像逛淘宝一样‘逛衙门’,省市县三级政府6万余个审批事项一网搞定”。浙江打造“透明的制度笼子”,有了“四张清单一张网”这样的“一体五翼”

　　●改革形成了“亩产论英雄”的土地配置机制、“环境论英雄”的环境容量配置机制、“节能论英雄”的能源配置机制、“效率论英雄”的资金配置机制

　　●本轮改革绝非坦途,对改革者的要求也绝不仅仅是裱糊匠式的简单“改良”,浙江上下需要用更加长远的目光,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积极而科学的作为,才能缔造和迎接未来的发展新飞跃

　　浙江政务服务网技术人员围坐在杭州一间办公室内,为打造“云版”的浙江政务服务网而忙碌(7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3月招投标摘牌,5月动工,9月结顶,预计11月就可以拿到土地证、房产证——这是浙江贤升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沈云康今年的一个钢结构加工制造项目的“出生日程单”。

　　“过去仅从摘牌到动工,没有半年是下不来的,现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让公司发展驶上了高速公路。”53岁的沈云康说,他曾担任过村干部,借着浙江省改革开放的春风,从乡镇、村办企业起家,现在又同许多企业家一道,搭上了这个经济大省的新一轮改革“班车”——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撬杆”的全面深化改革大潮。

　　曾引领国内市场取向改革风气之先的浙江,去年来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响“当头炮”,到建立“三张清单一张网”,再到遍布省内各地的一个个“微改革”,再到目前紧锣密鼓地编制责任清单,正把这场还权于市场的改革“深刺激”进行到底。

　　李强省长的“改革逻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

　　浙江此轮简政放权突破首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到2013年时,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经政府审批的项目投资,仍占90%以上。有的项目一批就是几年,许多企业反映,宁可早批半年,也不要1000万元的资金扶持。

　　“浙江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重要原因在于管得过多的审批制度所导致的要素错配。如果说,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是对经济发展的‘微刺激’,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种关乎现在、更关乎长远的‘深刺激’。”浙江省省长李强说。

　　绍兴市柯桥区,是浙江省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起跑者。柯桥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建平介绍,2013年初,柯桥区被列为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试点,13项省级权力被下放,审批时间也从原先的345天缩短到百日之内。

　　对于此轮改革的逻辑,李强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而行政审批长期以来是要素配置的主要方式,一直在要素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这项改革要解决政府管得过多问题。

　　在改革前,浙江省政府40个工作部门中,35个具有审批职能,没有审批职能的只有办公厅、国资委、机关事务管理局、法制办和研究室5个单位。

　　按照浙江省的计划,通过加快取消、下放审批事项,并以此为突破口,不但希望纵向撬动政府自身改革,更希望横向撬动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把应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来自浙江省的统计数字显示,浙江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省级行政许可事项从706项减少到424项,非行政许可事项从560项减少到96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实施机关从57个减少到了30个。

　　舟山、绍兴、嘉兴等地,正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政府不再审批试点,即民资或外资鼓励类、允许类的工业投资项目,业主获得土地后,在符合相关条件、做出书面承诺的情况下,可“先建后验”,而过去是“先批后建”。

　　“四张清单一张网”,厘清政府权力边界的“透明笼子”

　　9月上旬,一批从各省级部门上报的《部门主要职责登记表》《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登记表》《重大社会服务事项登记表》等表格,陆续递交到浙江省编办主任鞠建林手中。

　　继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后,这是浙江省正在编制的“第四张清单”——政府部门责任清单。

　　“四大清单”加上3个月前上线的浙江政务服务网,浙江省政府推进自我改革、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打造“透明的制度笼子”,有了“四张清单一张网”这样的“一体五翼”。

　　浙江权力清单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的次日就启动的,当时省政府以常务会议的方式对建立省级部门权力清单制度进行了部署,特别强调省级各部门必须在一个月内上报所有的行政权力,逾期不报一律作废。今年6月24日公布省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各部门行政权力从12333项减至4236项。

　　在浙江省首个县域权力清单试点富阳市,俞瑞东的富阳垚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从递材料到拿到执照不到一个星期,而以前需要一个月以上。

　　俞瑞东能如此快捷地办理企业营业执照,得益于富阳市上半年结合权力清单试点工作,对81个行业的小企业取消了环保审批这一办企业的前置条件。“如果没有权力清单这个底,我们是无法进行审批‘流程再造’的。”富阳市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玉坤说,

　　同样2013年11月启动的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为一些“不再审批”试点提供了制度支撑。负面清单外,符合市场准入标准的企业投资项目,一律不再审批。6月,省政府正式制定发布了《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7月,全省启动“零地技改”政府不再审批改革。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工作启动于2013年12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制度,推出了“两个不再”的改革:省级政府部门一般不再直接向企业分配和拨付资金；一般不再直接向企业收取行政事业费。

　　而与权力清单几乎同步推出的浙江政务服务网,则记录权力运行轨迹,公开权力运行的流程。这张联接4000多个政府机构的服务资源,实现省市县三级联网,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政务公开、效能监督功能于一体的网站,开通不到一个月间,累计浏览页面量就达447万页,访问用户近40万人。

　　在这里“可以像逛淘宝一样‘逛衙门’,省市县三级政府6万余个审批事项一网搞定”。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一位网民这样留言。

　　一批点燃基层创新活力的“星星之火”

　　浙江的这轮改革,关键是要促进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发挥各自优势,努力使浙江成为最活市场主体、最快审批速度、最佳投资平台、最好发展氛围的省份之一。

　　从2013年起,浙江省重点推出了一系列县域行政体制改革试点。

　　海宁市实行差别化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亩均产出越高,土地使用税越低,前者越低,后者越高；实行差别化电价政策,单位增加值能耗超过标准的,予以两级加价；实行差别化的水价政策,对超计划用水实施累进加价管理；实行差别化排污费政策,对污染大户加倍计价；实行差别化金融服务,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优先服务。

　　浙江省委省政府认为,改革形成了“亩产论英雄”的土地配置机制、“环境论英雄”的环境容量配置机制、“节能论英雄”的能源配置机制、“效率论英雄”的资金配置机制。

　　“省里决定全面推广海宁做法。”一位省领导认为,改革要接地气,鼓励基层探索,先“小试”选择若干县分别探索创新体制机制,比顶层设计更容易发现问题,如同点起一个个“小火炉”,哪个炉子烧旺了再推广到全省。

　　除海宁外,平湖市还开展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试点。这一试点的目的是形成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的推进机制和“三名”(名企、名品、名家)企业的培育机制。

　　平湖市对企业以重点扶持、改造淘汰等四类进行分类指导,要素随之分层定价。目前,共受理企业自主申报机器换人项目84项、空间换地项目91项、电商换市项目68项,淘汰低效落后产能设备1060台。浙江省政府正考虑把这项改革同样推广全省。

　　各地都从不同口子切入在政府自身改革上痛下功夫。开化县委书记鲍秀英介绍,他们以建设生态功能区为契机,以“扁平化、大部制”为目标,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规划管理和生态工业等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党政群机构精简30%,事业编制精简20%。

　　而在淳安县,县委主要领导也曾考虑对100多个党政部门进行整合,探索扁平化管理。“一些部门可能会撤并,一些干部可能会提前退休。我担心这次大调整会在干部中产生震荡,为此咨询过编办,也在一些会议上吹过风。”这位领导说。“可无论如何,当前的机构设置效率低下,或许会成为改革的羁绊,我希望通过这个生产关系的调整,让生产力真正迸发出来,不能三年后江山依旧。”

　　一条绝非坦途永不停止的“未来之路”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鲁迅先生曾就推行新文化有过这样一句提及“改革”的评价。

　　“当初,权力清单在省级各部门经过了‘三报三回’。”浙江省编办体改处副处长吕永健回忆说。

　　在研究人员看来,“三报三回”并不奇怪。浙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认为,以往很多部门下放的,是一些“含金量”较低的权力,而真正“含金量”高的权力,可能还握在自己的手里。随着权力清单制度的进一步推进,也肯定将触及这些方面。“所以说,这项工作,永远是进行时。”

　　在各个部门之间交叉和重叠的权力,因为涉及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所以厘清、清理过程,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记者采访的浙江省政府十几个厅局、多个市县的几十位处长、科长们,他们中有些人感到,权力下放后会不会出现不作为的情况。而且在事实上,个别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或迹象。责任清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

　　富阳市编办主任闻关明说,权力清单之外,政府部门没有其它权力,它解决了相关部门的乱作为；而责任清单之内,要把“该管的管住,该扶的扶好”,解决的是不作为的问题。

　　改革的配套跟进也是一个“未来之问”。以权力下放为例,接权的基层单位有没有做到权能匹配。

　　在承接了大量下放权力的义乌市,到2013年时,机关镇街行政编制的核定依据,还是1991年人口、区域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而相比当年,22年来仅人口就从60多万增长到235万。优化机构设置的“大部门”制改革,就这样在基层被逼了出来。

　　浙江省内,不少乡镇基层都面临着权力下放的困惑。“权力对基层来说就像是一匹烈马,一方面要骑好,帮助基层驶上发展快车道；一方面也要缰绳拉住,把这匹马驾驭好,不要偏离轨道。”柯桥区钱清镇党委书记朱建刚的话,代表了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心里的想法。

　　问题就是改革的动力,问题会不断出现,而改革也就没有静止点。

　　翻开《之江新语》,十年前,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3月25日,就在《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中这样写道:“浙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改革创新之路,就是一段‘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历程。”

　　可以预见,本轮改革绝非坦途,对改革者的要求也绝不仅仅是裱糊匠式的简单“改良”,浙江上下需要用更加长远的目光,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积极而科学的作为,才能缔造和迎接未来的发展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