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还得准备好接受种种非文学的挑战与考验，翻译家们如果能够坚持基于人，基于文学的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作家与中国的文学，会在人类交流史上做出贡献

　　在我看来，一个中国作家，也只有书写了真正基于中国人感受的文学，基于汉语这种语言，并对这种语言有所创新，有所丰富，有所发展的文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

　　就我个人而言，对翻译的感情可能更复杂。

　　在每一部关于中国抗战的电影电视剧中，几乎都会出现一个翻译。他们穿着中国的便服，戴着日本的军帽，传达的也总是来自侵略者不祥的消息。我从刚刚看得懂故事的时候开始，耳濡目染的就是这样关于翻译的漫画式形象。这自然是创造性疲软、思维习惯性懒惰造成的后果，众所周知，翻译不都是这样的。早在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就已经熟悉另外一种翻译。那时，我生活在一个以嘉绒语为日常语言的村庄。人们用这种语言谈论气候、地理、生产、生活，以及各式各样简单或复杂的情感。当然我们还用这种语言谈论远方——那些我的大部分族人从未涉足过的，却又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远方。我所讲的这种嘉绒语，今天被视为一种藏语方言，而很多远方的人群却讲着另外的语言。近一些是藏语里各种方言，远一些是不同的汉语。在我的家乡，人们的确把汉语分为不同种类。前些年，一个老人对我谈起我的爷爷时说，那是个有本事的人，他会讲两种汉语，甘肃的汉语和四川的汉语。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和收音机里时时响起的普通话。那时，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庄里就有着不同程度地“操持”别种语言的人，有他们在，两个或更多只会一种语言的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货物，交流想法。这些会别种语言的人，往往还能带来远方世界更确实的消息。在我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中，这些会翻译的人形象高大，他们聪明、能干、见多识广。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但我已经有了最初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乡村的口语翻译家。

　　后来，村子里有了小学校。我开始学习今天用于写作的这种语言。我小小的脑袋里一下塞进来那么多陌生的字、词，还有这些字词陌生的声音。我呆滞的小脑袋整天嗡嗡作响，因为在那里面，吃力的翻译工作时刻在进行。有些字词是可以直译的，比如“鸟”，比如“树”。但更多的字与词代表着陌生的事物，比如“飞机”。还有那么多抽象的概念，比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我那建立在上千年狭隘乡村经验的嘉绒语中，根本不可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表达，这是我最初操持的母语延续至今的困境。即便这样，我也骄傲地认为自己正在成长为一个可能比以前那些乡村翻译更出色的翻译家。

　　是的，当我在年轻时代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翻译。这使得我的汉语写作，自然有一种翻译腔。我常常会把嘉绒语经验世界中的一些特别感受与表达带到我的汉语写作中。当小说中人物出场、开口说话时，我脑子里首先响起的不是汉语，而是我的母语嘉绒语，我那个叫作嘉绒的部族的语言，然后，我再把这些话译写成汉语。当我倾听故土人物的内心，甚至故乡大地上的一棵树、一丝风，它们还是用古老的嘉绒语发出声音。自然，我又在做着一边翻译一边记录的工作。刚刚从事这种工作的那些年，有时，我会忍不住站到镜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电视剧里那些猥琐的日军翻译官。还好，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我在镜子中表情严肃，目光坚定，有点像一个政治家即将上台发表演讲前的那种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