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170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视界，读出《宣言》蕴藏的深刻思想、理解《宣言》的时代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序列中，《宣言》被认为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具备原创性、涵盖面与派生力，对后世能产生无远弗届和历久弥新的影响。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它的作者对他所处时代问题的回答与思考。因此，要真正读懂经典并且读得心领神会，至少需要把握两点：一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二是能够批判地理解作者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由此才能避免阅读经典时通常出现的“过度诠释”和文本研究存在的局限。

　　所谓“过度诠释”，用艾柯的话说，就是对于“文本意图”的过度开采和任意滥用。离开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写作时的特定情境、话语的涵义、后来的思想变化等，就会产生过度诠释、诠释错误的问题。对于《宣言》，人们常见的是，或者基于“现实的需要”而把“需要的理论”片面化、绝对化；或者将马克思学说依自己的需要，予以修正。例如，人们对《宣言》提出的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等思想的诠释。“过度诠释”导致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进而产生实践中的失误。

　　相比于“过度诠释”，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宣言》的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表现了比较纯正的学术气息，提升了《宣言》研究的学术含量，这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所欠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当然，文本学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把马克思思想的文本解读版本化、复杂化，忽视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分析和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变成一种纯书斋里的学问；而且，文本学研究是否能做到客观和“科学”，也是值得存疑的。比如，英国第二代“马克思学”的代表学者特雷尔·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通过把《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著作进行详细的文本对比，得出“《宣言》虽然出自马克思之手，但基本思想却是恩格斯的”结论。这个结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关键是作为《宣言》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主要是由谁阐发的。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说：“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即唯物史观）是属于马克思的。”卡弗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唯物史观，主要是马克思的思想。国内也有学者通过对《宣言》的版本和写作过程的考证，认为《宣言》是“仓促”完成的，《宣言》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序列中经典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是由其本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的，而主要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7个《序言》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政治家的“评价”、把《宣言》的大规模出版宣传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这样的传播途径造成的。这样的解读忽视了《宣言》本身思想的深刻性。可见，对马克思文本以至版本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仅仅“回到文本”是不够的。回到文本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文本研究准确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体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以解决现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要真正理解文本，还需要“超越文本”，回到现实生活世界，着重于现实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有句名言：我们每次都把新走过的道路的全部经验，补充到对过去历史的理解之中。意大利后现代主义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说：每一次重读经典，就象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把今天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把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所形成的新鲜经验，补充到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之中，我们就会不断获得新的理解和启示。

　　一、《宣言》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在《宣言》中大都有阐述。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论述中，《宣言》也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话语表达形式。对于如何对待《宣言》中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就在于这一思想紧扣中国实际、紧扣时代变化、紧扣人民大众的期盼，体现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