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

　　习近平经济思想源于中国发展实践，又指导着中国发展实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如何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进而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对此，本文从七个方面加以讨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并普及了西方经济学，也十分开放地学习、消化、吸收各种学派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宏大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还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党中央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正式决定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自我改造和发展。邓小平对该决定给予高度评价，称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经济思想一以贯之的主要理论来源，保证了改革开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既没有固守“老路”，更没有走上“邪路”；还指导着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理论。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习近平既高度重视推动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高度重视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要求全党在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主动性、自觉性。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就曾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2015年11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专题的集体学习上讲话指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国家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的指导意义。习近平经济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并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最优路径。

　　习近平“新常态”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判断，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其中第一个十年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仍然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第二个十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外，也呈现了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2013至2014年，党中央提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在面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怎样看待经济增长？要不要像以往那样“踩大油门”扩大内需？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2013年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谈了对经济增长率的看法：“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经济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而后，习近平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判断，要求“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