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8岁的楼继伟参军，成为南海舰队4009部队的一名士兵，5年的军旅生涯锻造了他敢于执着于信念的性格。”

　　楼继伟是朱镕基任总理时期财税改革的直接设计者之一，被称为“市场派”核心人物，参与设计分税制改革，牵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执掌中投公司6年，《时代》杂志曾预言，楼继伟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基金经理之一。也因此，财政金融一肩挑，既是业界对楼继伟的赞誉，也一定程度上成为其直率敢言的资本。

　　“我们规划的不少了，关键是怎么干”。楼继伟曾经的“行动派”宣言，如今一语成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第十一任财长，每天睁开眼面对的就是逼近12万亿的公共财政收入，超过10000亿元的财政赤字。管好钱袋子，重启财税体制改革，无数双眼睛盯着楼继伟如何行动。

　　莫干山上的年轻人

　　2013年3月16日，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63岁的楼继伟以2905张赞成票当选财政部长，反对票仅为37张。对于他高票当选财长，业内并不意外，认为实至名归。

　　“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楼继伟是体制内的市场派、官员中的学术派、高层中的实干派。”该分析人士告诉记者，楼继伟重掌财政部，不会改变其一以贯之的学者型官员姿态，而市场行动派的风格也将进行到底。这一点和与楼渊源颇深的周小川极为相似，1984年莫干山会议，对楼与周这一代经济学人的影响延续至今。或许可以说，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不仅给了楼继伟、周小川这些年轻人发声的机会，也让他们戴上了“改变世界”的荣耀之环。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惯称莫干山会议）。是年，楼继伟34岁。

　　青年时代的楼继伟，在社科院同学眼中，思想很活跃，性格活泼，健谈，对经济改革问题特别上心，喜欢参加各种经济论坛。按照莫干山会议代表选拔规则，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楼继伟的论文在1300份应征论文中脱颖而出，成为124名正式参会者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风云际会。《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柳红在提到莫干山会议时就曾赞扬过当时的会风：“那时候开会，常常白天黑夜的开，是真开会、真去碰撞、真去贡献思想”，“他们特别反感老年人开会念稿子，觉得年轻人得开出我们的样式来，所以规定大家不许带稿子上山”。

　　会议结束不久，《经济日报》刊登了会议9篇理论成果，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赫然在列。

　　莫干山会议上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无疑是“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为八十年代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而对于与会的年轻人而言，最直接的结果则是，大批人进入体制内，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角色。

　　1984年，楼继伟先后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加入了由刘鸿儒领导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与周小川等一起参与设计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证券交易所的构想第一次脱胎而出。

　　也是在此期间，楼继伟得到了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镕基的赏识。1987年，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市长，楼继伟调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时隔五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楼继伟回京，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要市场”还是“要计划”争论正酣的1992年，刚刚回京任职的楼继伟接到了任务——组织地方体改委的座谈会。“这是我到国家体改委后做的第一件事。”楼继伟回忆。会后，国家体改委把可以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写成报告，直接呈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吴敬琏、周小川、李剑阁等人也向江泽民提交了《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1995年，楼继伟的身份发生了极大转换——赴任贵州省副省长。“在北京，你制定政策，并为政策实施创造环境。在贵州，你则需要去决定一个实际的项目，全神贯注于它的每个细节。”楼继伟如此回忆自己的“贵州之旅”。

　　1998年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财政部内部人士曾向媒体透露，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向朱镕基申请，让楼继伟出任副部长。朱镕基说了一个字“行”，楼继伟“空降”财政部。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楼继伟，在副部长的位子上一坐便是9年，也由此，“楼部”开始成为部里同事对他最热络的称呼，即便在他执掌中投的6年，称呼依旧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