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半个世纪以来,数字信息技术成为约束“国家利维坦”的重要手段,但伴随时代的进步,数字信息技术开始异化,自身可能演化成为一种新的利维坦即“数字利维坦”。“数字利维坦”是现代社会面临的新型危机,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发展对虚拟社会的逐步消解;“数字利维坦”对社会分裂的助推;“数字利维坦”对个体化社会存在基石的冲击。未来,只有不同社会群体通力合作,才能有效利用数字技术为人类服务,遏制“数字利维坦”的恶性演化。

　　关键词:数字利维坦/数字技术/虚拟社会

　　作者简介:郧彦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产业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846 郧彦辉(1977- ),女,河北石家庄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标题注释: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与体制创新研究”(14ASH005)。

　　自19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大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借力于信息技术,人类社会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状态前进了一大步。可以预见,未来这种乐观趋势仍然是主流的。但从预警角度来讲,一旦人类利用不当,信息技术就有可能反噬人类社会自身。如果说工业社会中人们最担心的是“国家利维坦”对人类社会的侵犯,那么在信息社会中人们最需要担心的是“数字利维坦”出现的可能性。

　　一、从“国家利维坦”到“数字利维坦”

　　“利维坦”(Leviathan)原为《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一种海上怪兽。作为上帝在创造天地的第六天创造的两个怪物之一,利维坦鳞甲坚硬,牙齿锋利,口鼻喷火,腹有尖刺。数千年来,在基督教世界中“利维坦”一直是“上帝所创造的恶魔”。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问世以后,利维坦成为强势的国家(政府)的代名词[1]。

　　从社会契约角度来看,作为国家的利维坦是人类社会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基本悖论:人们对强大的国家(政府)依赖到极致,但又时刻想要摆脱它的束缚。按照霍布斯的说法,为了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人类共同创造了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有归属感的事物——政府,可以说,创造“国家利维坦”这个庞然大物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安全美好,但“国家利维坦”在一边保护人们的同时也在一边吃人。如何把“国家利维坦”关进牢笼一直是近代以来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西方国家在早期通过建立三权分立、宪政法治等从内部对“国家利维坦”进行约束,此后两三百年间又通过公民社会的发展、福利国家的建立、社会共治的探索,以及走“第三条道路”,甚至是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式,从表面上让“国家利维坦”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约束。而在当代中国,新中国国家政权建立伊始即宣布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政府行为的优劣最终以人民作为根本的评判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理念的提出和实施,都表明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诉求,从而从根源上消解了“国家利维坦”之恶性在当代中国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也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在遏制“国家利维坦”的缺点的同时,一定要充分发挥国家机器的正向功能。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政权维护人民利益的功能,需要利用各种新途径新形式。1970年代以来的40多年间的信息大爆炸,使信息尤其是以数据形式表现出来的信息成为现代社会可以利用的主要资源。可以肯定的是,最近40多年来巨量数据信息被高效运用,已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受益,使人们生活更便捷、交流更顺畅。但是随着Web 2.0、3.0的流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日益广泛,人们在享受更全面更先进的数据服务之际,一种“受缚于数字”之感也在悄然而生。譬如,移动互联化把人们的距离拉得非常之近,使整个世界真正成为“地球村”,但同时“太快了”、“太近了”也使得个人空间丧失,人际交往的压迫感日益明显。可以说,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如同脱缰之马,手执缰绳和马鞭的人类无力操控之势逐渐显现,作为“国家利维坦”的约束手段的数字技术开始其异化过程,有演化成一种新的利维坦——“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之势。

　　做出“数字利维坦”有形成之势的判断,基于当前全球信息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在1969年以前,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信息主要以“文字”形式存在,而互联网技术发展以来的40多年间,以0和1为基本计算单位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知识信息开始主要以“数字”形式存在。当前,数字信息量的无穷化已经远超出人类的基本认识能力。据统计,2011年全球被创建和复制的数据总量为1.8ZB(10的21次方),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总量(204800TB),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35ZB。过去几年全世界产生的数据量已经超过了历史上2万年来产生的数据量的总和[2]。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数字信息更新的速度已经远超出人类的基本消化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3]事实上,未来在海量数字信息的冲击下,人类社会可能面临一个选择无能症,一个人学习一辈子可能也只是在被动地接受、盲目地吸纳各种杂芜的数字信息。

　　做出“数字利维坦”有形成之势的判断,也是对信息社会理论传统的继承和阐发。从理论上看,对“数字利维坦”形成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70年代信息社会兴起伊始,西方理论界对待信息大爆炸就一直存在着两大截然对立的阵营:乐观派欢呼新时代的来临,而悲观派则担心信息技术的扩张会带来“电子隔离”、“电子歧视”,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关系的隔离、紧张和对抗。数十年来,乐观派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如今,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理论界对数字技术负面影响的担心再次显现。随着数字的海量化和变迁的急速化,人类在无意识中被数字技术奴役的现象显现,“数字利维坦”渐有独立于人类社会甚至反噬于人类社会之势,学术界开始认为,“信息技术不仅孕育着走向数字民主的巨大机会,而且潜伏着滑向‘数字利维坦’的现实风险”[4],因此当前人们不仅需要关心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还需要关心“数字利维坦”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数字技术自成一种新型利维坦,即将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新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