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慈善理念以“养济”为主,直接向各类弱势群体提供衣食救助。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粥厂、栖流所、留养局、全节堂等多是秉持这一思想。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发现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在注重“养”的同时,忽略了“教”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教养并重”“教养兼施”开始成为晚清以来我国慈善理念转型及实践的主要内容。

　　在这一过程中,针对西方国家教养贫民方法的优越,冯桂芬撰写的《收贫民议》一文,最早明确提出了“教养并重”的观点。他主张“饬郡县普建善堂”“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堂、读书室、严教室”,对各类贫民施以不同的教养,尤其对青壮年“教之耕田、治圃及技艺”,以传授谋生技能为主。文章中他还专门将妓女列入救助对象,提出设立化良局、教授纺织等技能的主张。此后,杨然青、郑观应等人也提出了类似观点。杨然青在《论泰西善堂及英国赈济人数》文中指出,“西方善堂法良意美,而其规制不外乎教工艺、严部勒、洁居室、别勤惰而已”,“教工艺”是其强调的重点。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主张广立善堂,教习工艺,“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有所资,弱者无须乞食市廛,强者不致身罹法网”。

　　“教养并重”理念的最初实践多是个人或慈善组织的自发行为。道光年间,裕谦在武昌设立恤孤局,对孤儿因材施教,聪颖者读书识字,平庸者教之纺花、织布、结网、打草鞋等手艺。光绪初年,江南士绅在办理“丁戊奇荒”义赈过程中,开始增加对灾民教以生计的内容,在青州设抚教局,对救助灾民“就其资质之高下,分别教以读书习艺”。义赈结束后,江南士绅在天津创设广仁堂,设敬节、慈幼、蒙养、工艺、力田、戒烟六所,办理育婴、恤嫠、义学、施医、施药、戒烟、施棺等事务,并收养无业小童,教以工艺,织有藤器,刻有善书出售。

　　清末,清政府也开始逐渐将实践“教养并重”理念上升为国家政策,教授贫民习艺的教养院、工艺局和习艺所也纷纷设立。先在京师五城设教养局以“拘收初犯轻罪之民,给以衣食,教以粗浅工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师粥厂改设教养局并附设习艺所,收养16岁至40岁的流民和已经结案的轻罪犯人,教习织布、织毯、织带、编筐等项技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政部奏请“责成地方官绅以育婴堂附设蒙养学堂,养济院、栖流所、清节堂附设工艺厂”。此后,各地教养局也纷纷建立,譬如天津东门内贡院旧址就设有教养局,设织布、染色、地毯三科,聘用三名日本技师教授简单文字、算术和技艺。

　　与此同时,在“民生日蹙,失业日多”的背景下,针对社会普遍的流民问题,“教养并重”理念的实践往往与振兴工艺相结合,并力图使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继江西首设工艺院后,北京开办了工艺局,上海设立了劝工所,“意在收禁游惰,教养兼施”。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天津草场庵开设教养局,收养贫民,教以工艺,成为直隶兴办工艺之始。保定习艺所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在西南城根丰备仓地址盖房兴建,聘请日本人为教习,教授贫民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