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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选用史料方法刍议
2021年01月18日 10:45 来源:《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 作者:徐松岩 字号
2021年01月18日 10:45
来源:《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 作者:徐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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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修昔底德的史著以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要内容,涉及希腊世界主要城邦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海陆交通等方面丰富多样的史料。修昔底德按照自己处理史料的原则,对于战前史和战争史本身的史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战前史料的选择和考信方法主要采用比较考异法和反溯法;对于当代史料的选用及考信方法主要采取实录法、辨异法、推测法、纠错法、隐微法等五种。修昔底德貌似如实直书的表象背后,隐含着名副其实的“修昔底德陷阱”。

  关键词:修昔底德;史料;选用方法;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简介:徐松岩,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希腊罗马史。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396年)全面继承并改进了希罗多德史学编纂方法,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认为是古代史家“如实直书”的典范,受到近现代史家的一致肯定和推崇。[1]修昔底德面对丰富多样、可信度参差不齐的史料,提出了自己处理史料的原则:“在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2]修氏在这里只是强调他选择和处理史料的总的原则。修氏所说的“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后人难以确知。一般说来,他大致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经过认真调研、考察、质疑和推敲,对于史料的可信度进行如实而理性的评判,并对于当代史的史料和战前史的史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考信方法。以下就修昔底德选择史料以及考信方法略做评述,就教于诸位专家。

  一、对战前史料的选择和考信方法

  首先是比较法。修昔底德著作第一卷简略追述了从远古时代直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的希腊历史。在对过往的历史进行评述时,他首先列举传世的若干说法,然后尽力剔除积存下来的种种不实成分,摈弃荒诞的描述,选取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作为证据,支持自己的结论。他在论及希腊古代历史时指出:“我相信,我从上面所援引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总体上看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肯定,这些结论比诗人的结论更可信,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事实;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结论更可信,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他们处理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岁月悠悠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在探讨古代历史时,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确凿无疑的材料,得到我们所期望得到的正确结论。”[3]

  对于时代久远的史料,修昔底德主要采取理性主义的态度,用其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进行质疑、批判,保留信史的成分。如果只有一种说法,便考察其合理性,以决定取舍;如果有多种说法,便尽力确认其中一种他认为最合理的说法。他回顾希腊远古历史,全面肯定后世的进步和成就,认为“虽然人们对于远古时代的事件,甚至对于战前不久的那些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能完全确知了,但是我在费尽心力探究之后所得到的可信证据,使我确信如下结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重大的成就”。[4]他指出“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区,在古时候并没有定居者”;“当时没有商业;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上,都没有安全的交通”。[5]后来,农业、工商业和陆路、海路交通的发展,出现了工商业中心和城市。他在回顾希腊海军早期发展史时,采信某些传说。他指出,“根据传说,米诺斯是第一个组建海军的人”;[6]关于波奥提亚人和多利斯人定居希腊的时间,他写道,“在伊利昂(特洛伊)陷落之后60年,近代的波奥提亚人被色萨利人驱逐出阿涅,定居于现在的波奥提亚——此前叫作卡德美斯的地方。……又过了20年之后,多利斯人和赫拉克利斯的子孙成为伯罗奔尼撒的主人”。[7]

  关于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的相关史料,修氏对比古今历史差异,比较战船的人数、装备和资金状况,对战争规模和持续时间考证的结论具有一定说服力。他首先肯定远征特洛伊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但其规模无法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相提并论,“如果在这里我们也相信荷马史诗中所提供的证据的话(他是个诗人,完全有可能夸大其词),我们能够看到其军队规模也是远不能与现在的军队同日而语的。荷马记载舰船的数目是1200艘。他说波奥提亚人每艘船载有120人,腓洛克提提斯人每艘船载有50人。我认为这是他说明舰船上人数的最大量和最小量。无论如何,荷马在船表中没有具体说明其他舰船上的人数。我们从腓洛克提提斯的舰船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船上所有的人既是桡手,也是战士。在他们的船上,所有的桡手都是弓箭手。……他们的船上没有甲板,是按照古代海盗船的样式建造的。因此,如果我们把最大的船和最小的船折合成平均数来计算总兵力的话,作为全希腊的军队,这个数目似乎不是很大的”。[8]有学者据此按平均数85人计,1200条船总兵力10.2万人。[9]然而,修氏的推论似乎缺乏确凿的证据,也与他随后的叙述相矛盾。因为他明确指出,直到萨拉米斯海战之前,希腊的海军主要还是由五十桨船(每艘船有50人)组成,三列桨战舰很少。[10]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三列桨战舰普遍使用(每艘标准配备200人),修氏按照当代的标准推论800年前的希腊舰队规模,平均每艘舰船85人虽看似不多,却明显夸大失实。[11]

  至于特洛伊战事持续十年的原因,修氏分析的依据,是将古代和当代战争加以比较,结论是:金钱和给养的缺乏使希腊联军无法全力攻城。他说:“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人力的缺少,而是因为金钱的匮乏。给养的缺乏使得这些入侵者不得不减少军队的人数,直至使他们能够在作战地区维持生活。就是他们在登陆获得胜利——必定获得过一次胜利,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在海军营地周围建筑要塞的——之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全体军队悉数参加作战;相反地,他们分兵前往刻尔松尼斯耕种土地,并且由于给养缺乏而从事海上劫掠。这是特洛伊人抗击希腊联军能够坚持10年之久的真正原因。由于希腊人军力分散,使特洛伊人总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留下来作战的这部分希腊军队。假如希腊军队携带有充足的给养,假如他们坚持全军共同作战,而不是分散其军队从事海上劫掠或耕种土地的话,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击败特洛伊人的。由于他们只是分出一部分军队作战,特洛伊人便能够固守阵地。简言之,如果他们全军同时进攻的话,他们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在遇到更少麻烦的情况下,攻克特洛伊的。”[12]修氏的分析颇有说服力,因为直到古典时代,希腊人在对外扩张过程中,战争、殖民、海盗(劫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还就这场战争与波斯战争加以比较,指出:“历史上最伟大的(μ?γιστο?)战争是波斯战争,但是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中就迅速决出了胜负。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有些为异族人所为,有些则是党争所致……;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他们或是因为战争造成,或是党争的结果。”[13]修氏所重点强调的是战争对希腊各地所造成的影响。就此而言,波斯战争对希腊的影响(造成城市沦陷、人员伤亡或流亡等)也许比不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大概也是为了突出这一点,修昔底德有意对波斯战争轻描淡写——说那次战争在一两年之内就决出了胜负。这样,他所记述的战争当然就要长得多了。据现代学者研究,修氏这里所说的海战系指阿特米西昂海战或米卡列海战和萨拉米斯海战;陆战系指德摩比利(温泉关)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S.霍恩布鲁尔认为,修氏肯定把马拉松战役排除在波斯战争之外。[14]修昔底德是站在雅典人或是希腊人的角度,着重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比波斯战争更为重要,对希腊的影响更深远重大,却有意否认某些重要史实。其实,无论陆战、海战的规模,还是战争波及的民族和地理范围,波斯战争都远比伯罗奔尼撒战争要大得多。[15]

  修氏还特别引用希帕库斯被刺杀的故事,以证明自己绝不轻易接受流行说法,显示其独到之见。他指出:“在探究过去的时代而给出结论时,我认为很难相信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大多数人不用批判的方式去处理所有的传说——就是对那些和他们本国有关的传说,他们也是这样不加批判地接受的。例如遭到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刺杀的希帕库斯,雅典人都相信他是当时的僭主,殊不知希皮亚斯是庇西特拉图诸子中的长子,是真正的统治者,而希帕库斯和帖撒鲁斯是他的弟弟。就在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准备行刺的那天,在准备行刺的最后时刻,他们怀疑自己的同伙已把实情透露给希皮亚斯了。他们认定希皮亚斯事先得到警告,决定不对他下手。但是又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而一事无成。他们想起希帕库斯在列奥斯女儿们的神庙附近,当希帕库斯正在组织泛雅典人节的游行时,他们就把他刺杀了。”[16]修氏后来详述刺杀事件始末时再次强调,“希皮亚斯是长子,继承了统治权,对于这一事实,我可以绝对肯定,因为我所根据的传说比其他人更确切些”。接着他提供了一些佐证,以确证希帕库斯不是时任僭主。[17]这似乎是暗示修昔底德和庇西特拉图家族有近亲关系,所以由于家族口传,他得到了比较可靠的知识。但是据近代史家研究,这个说法也未必可靠。

  其次是推溯法。对于战前尤其是古代史料的处理,修氏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选择、征用史料的方法和途经,通常都是基于确凿的事实或实物证据,再由此推溯至古代。譬如,为了证明雅典卫城是雅典人最初的居住点,他提及人们都耳熟能详的神庙的位置。他相信提秀斯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指出在提秀斯“统一”雅典之前“雅典城所包括的只是现在的卫城和它下面向南的部分区域。关于这一点,可以由以下事实证明:其他诸神的神庙和雅典娜神庙一样,都在雅典卫城范围以内。卫城以外的神庙几乎都在卫城以南的区域内……其他的古老的神庙也都在这一区域。……另外,雅典人至今还称卫城为‘城’,就是因为卫城是他们古老的居住地”。[18]说起雅典人居住于乡村的生活方式,他的口吻十分肯定:“雅典人长期以来就是分散地生活在阿提卡的独立的城镇中的。就是在提秀斯把权力集中起来以后,他们依然保持这种古老的习惯。大多数的雅典人,从早期时代直到这场战争之前,都和家眷一起生活在乡村。”[19]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除了个别年份,一直没有中断过。修氏还提到,在卫城下面,有一块土地,名叫“皮拉斯基人的土地”,此地遭到神谕的诅咒。[20]据现代学者研究,这里提及的皮拉斯基康(Pelargikon或Pelasgicum)指雅典卫城的古城墙,但也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是把它与卫城城墙明确区分开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希腊人到来之前,雅典卫城已有城墙建筑。修氏的考证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雅典卫城曾是皮拉斯基人(非希腊人)的居住地,他们在此建立设防要塞。[21]希腊各地曾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修氏合理地推论这是古时海上与陆地普遍流行的劫掠之风的遗存。他进一步推论,古时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与当代的异族人有诸多相像之处。除了这个习俗,“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可以说明古代希腊世界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的异族人是相似的”。[22]

  二、对当代史料的选择和考信方法

  修昔底德撰史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多读者同时也是历史见证者。修氏写作时及写作后一段时间,许多见证者都还健在,所以他记载的真实性首先须经得起证人的检验。修昔底德对于当代史料的选择和考信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首先是实录法。修昔底德在战争前七年(公元前431—前424年)常住雅典,对相关史实的记载,特别是有关雅典方面的史料主要采用实录法。譬如列举开战双方各自的同盟者,对于瘟疫症状、疫情发展状况的记载,雅典乡村居民涌入城里的情况,他本人指挥舰队在爱琴海北部的活动,特别是对于雅典卫城国库存款数量以及兵力的记载等都是如此。他写道,“雅典人听从了伯里克利的建议,开始着手把他们的妻室儿女以及所有的日用家具,甚至连房屋的木造部分,只要能取下来,都搬进城中。他们的羊和牛都运往优波亚岛以及附近诸岛屿上去了。但是,他们觉得迁移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是习惯于居住于乡村的”。[23]乡村居民进城后情况如何?他说:“他们到了雅典,少数人有自己的房屋可以住,也有少数人托庇在朋友或亲戚的宇下。但是大多数人不得不在城市中没有建筑房屋的地方,在庙宇中或古代英雄的神殿中栖居下来。……许多人在城墙上面的塔楼中住下来,在其他地方只要能住,他们都住了下来。因为他们都迁入城中,城市太小,容纳不下他们,后来长城的外围以及比雷埃夫斯的大部分都分配给他们使用,并且让他们居住在那里。其时,一切都建立在战时的基础上面。”[24]敌军兵临城下,雅典公民行为和心态如何?他写道:“当雅典人看到敌军驻扎在阿卡奈,离雅典仅仅60斯塔狄亚,他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雅典人目睹雅典的领土遭到蹂躏,此情此景青年人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老年人只是在波斯战争的时候看见过。很自然地,他们认为这是受到了奇耻大辱,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一致下定决心杀出城去,阻止敌军对土地的破坏。在街头巷尾,人们三五成群,热烈地讨论这一问题。有些人极力主张出城作战,有些人对此持反对态度。预言家散布各种各样的预言,争论各方都有人在热心地听着。最坚决要求出战的是阿卡奈人,因为他们是城邦军队的一个不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土地正在遭到蹂躏。”[25]对于雅典国葬仪式的描述也属于实录,修氏说他们按照祖先的习惯,举行国葬仪式:“在葬礼的三天前,把死者的遗骨运回来,安置在一个事先扎好的帐篷中,他们的朋友可以拿他们所愿意拿的任何祭品带给死者的亲属。在举行葬礼游行时,用四轮马车载着柏木棺材,每个部落一辆车,各部落死者的遗骨收敛在各自部落的棺材里。在游行队伍里,还有人抬着一个装饰好了的空柩一起走,这是为那些在战争中阵亡而尸体下落不明者设立的。不论是公民还是异邦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加这个游行,死者的女性亲属在墓前志哀。遗骨安葬在公共墓地,这是市郊风景最优美的地方。雅典人总是把阵亡将士安葬在这里的。”[26]

  修氏十分重视数字资料的采用,战前雅典的战争资源,特别是对财力、兵力及部署状况的记载,数字翔实、精细而可靠。他借用伯里克利之口说,“除了从别的来源所取得的收入以外,同盟者每年所缴纳的贡金平均达600塔连特;在雅典卫城内,还存有6000塔连特铸成的银币,这个数字曾达到9700塔连特,因为修筑卫城正门及其他公共建筑,因为围攻波提狄亚,曾经用去了3700塔连特;除此以外,还有私人和公家所捐献而未铸成货币的金银,还有游行和竞技时所用的神圣器皿,还有掠自波斯的战利品以及类似的资源,总数亦达500塔连特。他补充说,其他神庙所储存的金钱,数目也是很可观的,它们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取来使用;甚至到了极其窘迫的时候,就是雅典娜女神像上的黄金片也可以取用;因为雕像用了40塔连特的纯金,并且都是可以取下来的。……至于军队,他们拥有1.3万名重装步兵,另有驻防海外各地和在国内负责守卫雅典城的1.6万名。这个数字起初是在敌人入侵时担任防御工作的:它包括兵册上最年轻和最年长的士兵,以及能够自备重装步兵装备的麦特克。从法勒伦到雅典城的法勒伦城墙长达35斯塔狄亚,环绕雅典的城墙有43斯塔狄亚是有士兵驻守的,尽管有一段(即长城和法勒伦城墙间一段)没有士兵守卫。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长城有40斯塔狄亚,其墙外有士兵戍守。最后,环绕比雷埃夫斯及穆尼基亚城墙长60斯塔狄亚,大约有一半的距离是有士兵守卫的。伯里克利还指出,他们的骑兵连同骑兵射手在内,共有1200名,还有1600名徒步射手,300艘三列桨战舰随时可以投入战争。这是伯罗奔尼撒人即将入侵、战事即将开始之时雅典各方面资源的状况”。[27]公元前415年,西西里的爱吉斯泰人送给雅典60塔连特白银,作为60艘舰船一个月的薪金。[28]这里是按每艘舰船200人、人均日薪1个德拉克玛计算的。

  关于公元前430—前427年大瘟疫所造成的雅典的人口损失,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修氏查阅过官方公民名册,明确了公民罹疫身亡的人数,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他先是提及公元前430年夏,雅典人曾派出一支4000人的军队,增援波提狄亚的围攻者。不料军中却突发瘟疫,只好撤退,短短40天内罹疫身亡者竟多达1050人。[29]随后在公元前427年瘟疫结束时,他又做了小结:“第二次瘟疫延续了整整一年,而第一次瘟疫延续了两年;没有什么其他的灾祸比瘟疫给雅典人带来了更大的损失,或削减了雅典人更多的战斗力量。在册的公民兵中,因瘟疫而死亡的不下44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至于其他民众的死亡人数是从来没有人能够确知的。”[30]在册的1.3万重装步兵因瘟疫减员超过三分之一,一支军队在40天内减员超过四分之一。许多家庭全家死光,连与人接触较紧密的狗都绝迹了。这种精确细致的观察和记载成为后世学者推算瘟疫造成雅典人口(包括妇女、儿童、奴隶等)总体损失的主要依据。

  其次是辨异法。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目击者有不同的说法。如何确认其真实性?修氏很少像前辈希罗多德那样采用存疑法,即把难以确定真伪的种种异说一一列举,让读者自行判断,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经过比较、辨异后,力图做出最合理的解释。譬如关于这场大战的起点、终点和持续时间等问题在当时并非没有争议。修氏的观点是这场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3月斯巴达盟邦底比斯进攻雅典的盟邦普拉提亚,终结于前404年4月雅典投降,拆毁长城,持续整整27年,他似乎确定无疑,对其他不同观点只字未提;而续写战史的色诺芬却明确指出,这场大战持续“28年零6个月”,并且列举这期间斯巴达29位名年监察官的名字以为证。[31]色诺芬显然是站在斯巴达人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以斯巴达大军凯旋之时作为战事的终结。吕山德得胜归来约在公元前404年10月。这样,按色诺芬的观点这场大战应该始于公元前432年三、四月间。作为当代作家,色诺芬的看法也必定是有依据的。至于公元前421年“尼基阿斯和约”至公元前415年西西里远征之间的6年零8个月的和平时期是否应该算在“战争”之内,修氏列举系列事实,旨在反驳其他不同意见。他强调指出:“如果不把条约所维持的和平时期也包括在战争时期之内,那一定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只要人们去查证有关的事实,就会发现把这段时期称为和平时期是不恰当的。双方都没有履行他们在条约中的承诺,交还或收回任何一块地盘;除此之外,在曼丁尼亚人和爱皮道鲁斯人的战争中,在其他方面,双方都有违背和约的事例;在色雷斯地区的同盟者仍像从前一样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只有波奥提亚人处于休战状态,但这种休战和约必须每十天重订一次。因此,把最初十年的战争,和随后的名不符实的休战期以及后来的战争联系起来,用夏冬两季计算年代的方法推算一下,就能发现我计算出来的年代与实际情况仅有数日的误差。信奉神谕的人们只在一件事情上推算准确,与事实吻合。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我一直记得,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将持续三个九年。”[32]修氏对地震和海啸的解释更是独有创见。当时希腊人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尚不足以科学地解释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啸等威力巨大的自然现象,所以难免出现种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解释。公元前426年夏,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出动大军“进攻阿提卡,大军抵达科林斯地峡。但是由于发生多次地震,他们没有侵入阿提卡就撤兵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当地震频频发生的时候,在优波亚的奥罗比艾地方,海水先是从那里的海岸线引退,然后又以巨浪反冲上来,淹没了城市的大部分地方;……那些没有及时逃往高地的居民,都葬身于这次海水泛滥”,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水灾,还有摧毁部分城墙和建筑物的情况。“依我看来,这种现象一定是由于地震引起的。在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海水就被吸引,离开海岸,然后以加倍的力量反冲回来,因此造成海水泛滥”。[33]

  再次是推测法。这场大战涉及内容极为广泛,修氏的亲身经历是有限的,因而在选择史料时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事实加以合理推测。修氏身为雅典显贵,能推测到雅典帝国广大臣民对雅典统治者的极端仇视,这些看法通常是借他人之口表达出来。他通过叙述伯拉西达以“解放希腊”为名煽动雅典属邦反叛,却屡屡得手的简单事实,让读者推知雅典人的统治和压迫是多么不得人心;米提列涅人在演说中谈及反叛原因时说:“我们和雅典人建立同盟的目的不是要雅典人来奴役希腊人,而是把这些希腊人从波斯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对波斯的敌视愈来愈少,另一方面却力图奴役同盟诸邦,我们便开始恐惧了。”[34]这些站在反叛者立场上的讲话,显然是出于修氏的推测。公元前415年冬卡马林那人召开公民大会,赫摩克拉特斯发言,修氏推测他会攻击雅典人,在波斯战争期间,“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明,却是更聪明地作恶”。[35]

  当西西里远征遭到重挫,德摩斯提尼建议及时撤兵,主帅尼基阿斯坚决不同意。修氏对尼基阿斯心理状态的推测和分析可谓入木三分:“尼基阿斯说,他确信,没有雅典人自己的投票表决,他们是绝对不会赞成远征军撤退回国的。而那些投票赞成此事的人,既不能像他们自己那样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作出判断,也不能从他们所听到的敌对的批评意见中作出判断,他们很容易为任何狡猾的演说家的造谣中伤所左右;而在这里的很多士兵,事实上是绝大多数士兵,现在虽公开叫嚷他们的处境危险,但他们一旦回到雅典,就会公开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说他们的将军受了贿赂,背叛了他们,撤退回国。因此,就他自己而言,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与其在雅典人手下受到不公正的审判,并在一项令人耻辱的罪名下很快被处死,不如碰碰运气,如果他必须赴死,他宁愿作为一个军人死在敌人手下。”[36]修昔底德曾任雅典将军,经历过在外征战的种种磨难,深知雅典民主决策机制的某些弊端,遭遇过不公正判决,他的推论颇有说服力。

  第四是纠错法。修昔底德认为是明显错误的说法,便直抒己见,予以纠正。他写道:“在其他希腊人中间还流传着很多其他没有根据的说法,甚至对于当代历史也是如此,而这些事实并未因年深日久变得模糊。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拉栖代梦的每一位国王有两票表决权,事实上他们只有一票表决权。有人认为在拉栖代梦有一支名叫‘皮塔涅’ 的军队,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因此,人们不愿意付出辛劳去寻求真理,而是一听到什么故事就相信它。”[37]一般认为,在修氏所批评的“其他希腊人”中,无疑包括希罗多德。希氏这样记载:“如果两位国王缺席会议,则和他们血统最亲近的元老代理行使国王的特权,他们在代国王投两票之后,再投下第三票,即他们自己的那一票。”[38]希氏记载得很清楚,每个国王各有一票表决权。至于“皮塔涅军团”,希氏记载似乎有这样一支军队,修氏坚决否认其存在,但未申明理由,这也很难令人信服。修氏认为被刺杀的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帕库斯并非僭主,希皮亚斯才是当时的僭主。他认为自己依据的传说更可靠,其他雅典人只是以讹传讹,未必掌握本邦的正确知识。[39]修氏使用这种方法,直接指出他人的错讹之处,但是他的依据也未必完全真实可信。

  第五是隐微法。史家在史著中对史料的选用,直接影响人们特别是后世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修氏相当娴熟地使用隐微法处理史料,突出表现在与雅典相关的重要史实的取舍。这里仅列举三个方面的实例。其一是对于演说词的选择。在叙述公元前427年米提列涅辩论时,修氏选择记载克里昂和狄奥多托斯在第二天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而忽略他们在前一天公民大会上的演说。他有时候忽略必要的演说,却记下了不必要的演说,如伯里克利著名的葬礼演说就是如此。雅典每年一度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国葬,邀请演说家在葬礼上发表演讲,赞颂其英雄事迹。狄奥尼修斯问道,修昔底德为何选择记载平凡的公元前431年的葬礼演说,而不记载战争更为惨烈、事迹更为英勇的其他年份的葬礼演说呢?他正确地认识到,修昔底德之所以记载这个“微小而不足道”的事件,是为了赞誉伯里克利。[40]有的学者注意到,在记叙有关问题的争论时,修昔底德通常选择两篇代表正反两方立场的演说加以记载。如雅典公民大会关于斯巴达“最后通牒”的辩论。修氏说,许多人站出来发言,主战与主和的主张针锋相对,但他并没有记叙这些发言词,似乎简单的交代已足以说明问题。但紧接着,他详细记叙了伯里克利的长篇发言。他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提供一篇和伯里克利意见相反的演说词。他这样做很可能与他对伯里克利的评价密切相关。修氏高度赞同伯里克利的内外政策,认为他是城邦繁荣强盛的关键。

  其二,有意忽略某些可能对雅典人不利或令其蒙羞的重要史实。例如公元前427/426年,雅典重新核定并且大大提高各属邦交纳贡金的数量。从残存的部分铭文可知,雅典公民大会通过法案,下令重新核算各属邦需缴纳的贡金。法令规定,由500人议事会选出一个10人委员会负责确定应该缴纳贡金的城邦,派遣分别由2人组成的4组传令官分赴帝国的四个纳贡区,宣布雅典人的决定并要求各邦派代表到雅典参加核定。具体数额的核定由1000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法庭负责。铭文还开列了所有必须缴纳贡金的城邦名单及其应缴纳的金额。[41]此法令旨在大幅提高贡金的额度,总额从战前的约600塔连特升至不少于1460塔连特。公元前422年上演的喜剧《马蜂》中也提及雅典岁入接近2000塔连特。[42]这说明大幅提高属邦贡金在雅典已是家喻户晓的事。当时已经开始写作战史的修氏可能就在雅典,历来对军费高度关注的他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雅典人对诸多属邦的压迫和剥削是雅典国力强盛的根本原因,当然也遭到后者的激烈反抗,这才是帝国最终崩解的原因。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修氏力图回避这个明显的事实,便采用选择性记载。

  其三,“麦加拉禁令”(或译“麦加拉法令”)是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修氏对此三缄其口,讳莫如深。据普鲁塔克记载,大战之前,雅典人以麦加拉收容其逃亡奴隶和耕种其埃琉西斯圣地为借口,禁止麦加拉舰船在雅典帝国各港口停泊。麦加拉人就此向斯巴达人提出控诉,而雅典则派传令官安特摩克利托斯(Anthemocritus)前往麦加拉和斯巴达予以谴责。但派出去的传令官被杀。据说麦加拉人涉嫌此事。于是经雅典人卡利诺斯(Charinus)提议,公民大会悍然决定:与麦加拉人为敌,废除盟约,断绝传令官往来;任何麦加拉人踏入阿提卡境内,格杀勿论;每年将军们进行就职宣誓时,要加上每年必须两次入侵麦加拉领土的誓词。[43]此所谓卡利诺斯的“麦加拉禁令”。这无异于是对斯巴达盟邦的直接宣战。麦加拉与科林斯既是友好邻邦,又同为斯巴达人的盟友,两国都面临雅典人的重大威胁,便携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涉及究竟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首先“打响第一枪”,即战争的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修氏这样做无非是欲把发动大战的责任推给斯巴达。[44]关于“麦加拉禁令”出台的时间虽有争议,但大致应该在公元前433年年底或前432年年初。色诺芬很可能以此作为这场大战的起点,果若如此,则战争到公元前404年10月正好持续28年半。

  修氏经常借用演说者之口,隐晦地表达他对雅典民主制度的不满。如他记载伯里克利和克里昂都对雅典人说过:“你们的帝国现在就如同专制统治”,或可译为“你们的帝国就是一种僭主政治”。[45]这很可能是修氏本人的看法。他对于雅典民主政治下的那种审判和决策方式颇有微词。修氏被判流放海外,明明是冤案,他却未加任何申辩,只是冷静地陈述事实,其实就是委婉的抗议。因为他太了解雅典的制度了。雅典民众的表决反复无常、朝令夕改,那些政客们为了争权夺利,“他们竟准备靠牺牲整个城邦的利益来迎合民众的心血来潮”。[46]

  修昔底德以行之有效的方法选用史料,这是其史著成为信史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历史学界、国际政治与经济学界都有学者撰文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进行讨论。讨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内涵及其是否存在,如何破解、超越“陷阱”等等,[47]但迄今尚未明确“陷阱”本意。如上所述,修氏处理史料的方法,看似如实直书,实则容易误导后世的读者和研究者,从而构成史料“陷阱”。限于篇幅,笔者将就此另文专论。 

   注释:

  [1]参见何元国:《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4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80-1984;[古希腊]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I.22.2-3。

  [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21.1。

  [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3。

  [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2.1-3。

  [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4.1。

  [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2.3。

  [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0.3-5。

  [9]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1,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80, p.21, note.

  [1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4.1。

  [11]参见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1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1.1-2。

  [1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23.1-2。

  [14]参见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2.

  [15]徐松岩:《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1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0.1-2;Ⅵ.54.1-59.4。

  [1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55.1。

  [1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5.2-4。

  [1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6.1。

  [2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7.1。

  [21]参见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1, pp.267-270.

  [2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6.6。

  [2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14。

  [2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17.1。

  [2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21.2-3。

  [2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34.1-5。

  [2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13.3-8。

  [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8.1。

  [2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58.3。

  [3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I.87.2-3。

  [31] Xenophon, Hellenica, Vol.1,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85, Ⅱ.3.9; 参见[古希腊]色诺芬著,徐松岩译注:《希腊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

  [3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26.1-4。

  [3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I.89.1-5。

  [3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10.3-4。

  [3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76.4。

  [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Ⅶ.48.3-4。

  [3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20.3。

  [38] [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注:《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VI.57。

  [3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54.1-55.2。

  [40]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

  [41] Russuell Meiggs and Davi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1988, pp.184-188.

  [42] Aristophanes, Wasp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effrey Hender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98, 655-663; 普鲁塔克则指出贡金数额增至1300塔连特,参见Plutarch, Lives, Aristides, translated by Bernadotte Perr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4, XXIV.3; 另参见Simon Homblower and Anthony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41-442.

  [43] Plutarch, Lives, Pericles, translated by Bernadotte Perr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6, XXIX.1-XXX.3.相关讨论参见李艳辉:《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

  [44] J.F.Lazenby, The Peloponnesian War: A Military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6.

  [4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63.3,Ⅲ.37.2。

  [4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65.10-11。

  [47]钱承旦:《“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北京日报》,2016年9月5日;郑永年:《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环球网》,2012年9月4日;吴建民:《中美如何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今日中国·中文版》,2016年第5期;祝宏俊:《“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江海学刊》,2016年第4期;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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