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乾隆年间，随着大量汉人由福建和广东移入，台湾的中、北部地区开始了积极拓垦和大规模的水田化运动。乾隆末叶，政策放宽，两岸互动日益频繁，开垦方向转入台湾西北部、东北边的噶玛兰地区。嘉庆十五年(1810)清廷置噶玛兰厅。嘉庆年间，西部平原地带陆续完成水田化，拓垦活动转向丘陵、台地地区。农业的发达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清廷渐由鹿耳门的单口对渡政策发展成多口对渡，开放中部的鹿港、北部的八里坌(今淡水八里，1820年后改泊沪尾)为正口，从而形成北、中、南三口与福建贸易往来的型态，台湾逐渐形成三个各自独立的区域型经济区。嘉道年间，贸易网络已经跨越福建，北至锦、盖州，南至广东。

　　关 键 词：正口/鹿港/府城/艋舺/区域型经济区

　　作者简介：林玉茹，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史学博士。

　　乾隆年间，随着大量汉人由福建和广东移入，台湾的中、北部地区进入积极拓垦状态和大规模的水田化运动时期。乾隆末叶，除了大甲溪以北到南崁部分地区之外，平原地带大致开垦完成。尤其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清廷陆续开放更多正口与大陆直接对渡；乾隆五十四年(1789)，又公布官渡章程，不再积极干预内地人移殖台湾。①官方政策的调整，使得移民入垦限制更小，两岸互动日益频繁，西部可开垦之地日蹙，移民逐渐进入东北边的噶玛兰地方开拓。②嘉庆元年(1796)，吴沙首先率众入垦，至嘉庆十五年(1810)清廷将之收入版图，置噶玛兰厅。③除了后山版图的扩张之外，西部平原地带陆续完成水田化，拓垦活动转向丘陵、台地地区。由于各地域开垦渐成，直接对外贸易的需求也更高。清廷渐将鹿耳门的单口对渡政策发展成多口对渡，中部的鹿港、北部的八里坌成为正口，从而形成北、中、南三口与福建贸易往来的独立区域型经济区。

　　各区域型经济区内随着人口聚居、开垦有成，出现更多乡街。这些乡街位于地方都市的最下层，是附近村落的商业中心，也是一种直接依存于附近村落的“乡村依存型都市”，不具备中心批发功能。④因此，其虽然与邻近乡庄形成一个地方性的市场圈，但仍必须至地区性城市或区域性都市取日常所需，并输出土产至这些大城市，再对外输出，而成为区域型经济区内的节点。本文首先说明清廷港口政策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如何促成三大区域型经济区，再一一分述各经济区之发展。

　　一、单一正口对渡政策的打破：由三正口至五正口

　　乾隆中末叶，台湾中北部地区进入积极开垦状态。至道光末年台湾西部地区已是“地利尽辟，野无旷土”⑤。中、北部新开垦区以水田稻作为主，加以漳、泉及福州地区缺米严重，直接出口米到福建地区交换手工制品，符合两地市场利益。因此，仅由鹿耳门出入的单口对渡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地方经济发展后的实际需求，加以台湾沿海航行不便又危险，各地港口直接走私、“偷漏”到大陆贸易的状况越演越烈，同时也有不少大陆商船和渔船来到这些港口贩运。此外，岛内各地物产同质化较高，各区域又已产生与内地对渡的正口，跨区域、较长距离的沿岸航行，因不经济而大幅较少，自清领以来的鹿耳门正口体制渐趋松弛，主要港口与内地的私相往来亦更加频繁。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三年(1788)，因应中部和北部的开发以及将中部米谷配运至内地的需要，清廷只好陆续开鹿港与泉州蚶江、八里坌、福州五虎门对渡，成三个正口对渡格局。最初，政策限制颇严，三口对渡各有指定口岸，不容偷越。直至嘉庆十五年(1810)，因指定口岸弊窦丛生，商船往往借口遭风，任意对渡，避配官谷，以致未运官谷积累甚多，官方只好调整政策，准由三口通行，不拘对渡。⑥

　　乾隆末年三正口的成立，打破了原由鹿耳门主导的闽台交通与贸易形态。举凡文报传递、运饷、官兵配渡以及米谷配运，逐渐改由三口运送。首先，在文报传递上，乾隆五十二年(1787)起，转由鹿耳门、鹿港二口配送；⑦惟鹿耳门与厦门仍为正站，紧要文件则另用副件由蚶江至鹿港并行。⑧闽台运饷，向经鹿耳门至厦门领运，⑨乾隆五十六年(1791)因剿捕匪徒，一度分由三口领运。⑩戍台班兵遣返内地，亦向由鹿耳门配渡，嘉庆十五年为了缩短路程，减少班兵海上遭难事故，嘉义以北班兵回程改由鹿港直配蚶江，来时则仍由鹿耳门登岸。道光三年(1823)，鹿港行商又请求与八里坌分船配载，次年议定艋舺、沪尾、噶玛兰及北路右协等四营上府兵，自八里坌径渡五虎门，下府兵则仍由鹿港配渡蚶江，(11)其后循为定例。至于兵眷米谷原由鹿耳门配运至厦门，乾隆五十三年(1788)福康安奏准由鹿港配运彰化县应运内地米谷；嘉庆十六年(1811)，将军赛冲阿复奏请将彰化县部分仓谷改由八里坌分运至内地。(12)道光八年(1828)原运内地眷谷改为折色，毋庸配运；道光十年因鹿耳门坐配台、凤、嘉三县仓谷，势有偏重，遂将嘉义县谷分由鹿港及道光六年(1826)新开的五条港配运，(13)而形成四口配运局面。

　　这些足以显现台湾对外贸易往来已由单核心转为北、中、南三核心港口之运作。另一方面，由三口运输分配之转变，大概可以看出其盛衰趋势。1810年之前，鹿耳门实为全台最大港，商船来港最多，配运也最重；鹿港则形同副港，稍分鹿耳门配运量。1810年之后，三口通行以及诸项运输之分工，渐呈此消彼长形态。鹿耳门往来商船仍最多，却呈现由盛而衰现象；八里坌来港商船最少，相形之下，却逐渐兴起。

　　由于北、中、南区域三大口逐步形成，全台亦以大甲溪、八掌溪为界，分由淡防厅、鹿港厅以及台防厅负责管辖境内各海口，稽查出入船只并挂验给照。在军事布防上也有重大调整。八掌溪以南的海口、洋面，由安平水师中、右二营管辖；八掌溪以北至大甲溪地区，由移驻鹿港的安平水师左营管辖；大甲溪至苏澳一地，则由艋舺营游击管辖。由此可见，在商业贸易与闽台交通、军事布防以及行政配置上，乾隆末叶以后已逐渐形成鹿耳门、鹿港及八里坌三大口鼎立的三个区域。原来垄断全台对外贸易的鹿耳门港的贸易量，因此大受影响。至嘉庆中叶，这三个区域性吞吐口及其商业贸易中心已然成形，成为台湾三大港市，称作“一府(府城)二鹿(鹿港)三艋舺”。(14)

　　道光六年，由于山后的噶玛兰(宜兰)开垦完成，形成独立的地域经济区。清廷乃开乌石港为正口，与福州五虎门对渡，米是主要出口商品。(15)另一方面，台湾中部地区发展迅速，单鹿港一口已不敷实际需求，加以台运官谷到福建之需，(16)遂新开海丰港(又称五条港，今云林县麦寮)一口，成五个正口与中国内地对渡。(17)

　　道光初年，原来的正口对渡限制已渐放宽，两岸商船的贸易网络也逐渐向中国沿海南、北两地延伸，以鹿港为例：

　　鹿港泉、厦商船向止运儎米、糖、籸油、杂子，到蚶江、厦门而已。近有深沪、獭窟小船来鹿者，即就鹿港贩买米、麦、牛骨等物，儎往广东、澳门、蔗林等处。回时采买广东杂货、鲢、草鱼苗来鹿者，称南船。(18)

　　可见，鹿港的主要贸易点原局限于福建蚶江和厦门。然而，1830年代初期，泉州各小港的船只已常来贸易，甚至回航至广东、澳门等地。“四、五月时，船之北上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19)。

　　除了五个正口作为各区域的吞吐口之外，清中叶之后，台湾各地的开垦趋势，亦已由平原向丘陵地发展，村庄、街市纷纷出现，地域经济区逐渐形成。因此，各地区又发展出小吞吐口，如竹堑港、中港、后垄港、大安、北港、盐水港、打狗港、东港。(20)嘉庆、道光以降，这些港口除了按官方规定透过最近的正口进出口商品之外，大陆商船为规避台运米谷配累，常直接来港贸易或偷漏商品出去，称“私口”。(21)之后，随着港口政策日趋宽松、台运米谷逐渐改为折色(米谷折银)，(22)因应各地经济发展与民生用品之需以及船只规费可作为公私经费等因素，使得道光末年至同治年间地方厅县逐渐开放沿海贸易私口与大陆内地港口贸易，称作“小口”。(23)对外贸易的地点，也不再限于福建地区，可直透至中国大陆沿海各地贸易。再者，道光年间，台湾北部地区，每年樟脑出口数达40万斤，(24)西洋船只和商人也尝试来台湾贸易。道光十八年(1838)，已有欧洲商船驶至基隆，企图偷运鸦片来台，淡水商民易以樟脑。(25)1847年之后，西洋人开始为了煤矿而来到基隆。(26)西洋船艘东来以及鸦片战争之爆发，也促使台湾海防渐受重视，深水良港逐渐崛起，同时为下一阶段台湾开港揭开序幕。最后，清初台湾仅与福建对渡的政策也有所调整。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1844)，清廷为了避免“走私漏税”之弊，进一步化暗为明，正式开放浙江的宁波、乍浦与台湾贸易。(27)至此，打破了清初以来长达160年的台湾与福建正口对渡贸易制度，而台湾与华中的直接贸易终于合法化、体制化。

　　总之，因应地方经济发展、港口政策的调整以及西力冲击之下，清初全岛型的经济区已逐渐转变成北、中、南三大区域型经济区，并于后山出现噶玛兰独立的地域经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