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文化史名家冯天瑜先生亲自编撰的《冯氏藏墨》（下称《藏墨》）已隆重推出。此书收入冯天瑜父亲冯德清先生毕生集藏的书法、绘画珍品计268件，其中书法96件，画作59件，拓片4件，扇面109件，主要出自晚明、清代和民国著名人物之手笔。书中也收录了冯天瑜自己的部分收藏（书法32件，画作55件，扇面2件，共89件），作者以当代人物为主。

　　一 冯德清，字永轩，湖北黄安 人，1923年进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师从黄侃。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门首届研究生，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1935年赴新疆从事边疆研究，被任命为新疆师范学校校长和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1946年应聘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西北史地论丛》和《中国史学史》。1949年后开始系统研究楚史，1979年辞世。2014年“清华国学书系”编入四大导师及数十位师生的论著，《冯永轩文存》入列。

　　冯永轩集藏始于清华求学期间梁启超、王国维二先生惠赐墨宝。能得两位大师手笔，自然是珍宝视之。此一收藏激发了他收集历史名物和文士政要手迹的热情。冯永轩结合当地从事史学研究，同时在当地广泛搜罗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墨迹。西北边地和华中楚地是他的两个学术重心，也是其藏品的主要收集地。

　　二 《藏墨》中最早的藏品是唐代写经，明清之际到清中期的集藏则相当丰富，如明代画家陆治的园林山水画，清代前、中期诗人査士标的行草唐人钱起绝句、张问陶的行草自题七言诗四联屏，名臣张照的行草唐人朱庆余五言诗对联、那彦成的行草五言对联、牛鉴的行草六言对联，著名书法家汪应铨的行草自题七言诗条屏、郑板桥的行楷自撰文、梁同书的寿字中堂和行草七言对联、翁方纲的福寿横批、铁保的行草七言对联，著名学者阮元的行草自撰文、姚鼐的草书宋人苏舜钦七言诗，著名画家刘丁的晚节寒香画，笪重光的仿米南宫烟雨原本扇面，王翚的山水画，钱载的花草扇面，朱筠的山水团扇等。但最丰富的还是晚清和民国人士的作品。

　　近代文化名人墨迹除梁启超、王国维外，有俞樾的篆书团扇，刘德六的花鸟扇面及他与周兰、姚清祺、李仪廷合作的楷书诗文花鸟扇面，周棠的山水团扇，陈次壬、稷辅、程之桢、何国琛分别应达周之请为其《归庆图》所作的行楷题跋，王锡振的行楷文，张裕钊的魏楷八言对联，李慈铭的行楷团扇，李文田的楷书八言红团笺素锦对联，杨守敬的行楷和行草联，王万方的行楷条幅，叶德辉的行草明人詹同七言诗对联，屠寄的楷书北宋二苏（轼、辙）七言诗对联，梁鼎芬的行草团扇，樊增祥的行楷自撰旧作数首，陈三立的行楷自撰五言诗，程颂万的《假山石》画、林纾的扇面画，黄宾虹的画作《桥边应有道人来》，罗振玉的甲骨文对联，章太炎的行草文，章士钊的行楷柳宗元七言诗，曾熙的行草清人恽寿平题菊花诗，马一浮的篆书《庄子》段，黄侃的行楷八言对联，刘海粟的山水素描画，张元济的行楷苏轼五言诗，于右任的行楷元人虞伯生文，书法家冯文蔚为女戏曲家刘清韵题写的“小蓬莱仙馆”行楷室名等。其中有的是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方志家等学者，有的是诗文家、书画家等文学艺术家，还有新兴的出版家。

　　近代政界名人墨迹，在《藏墨》里收有曾国藩的行楷五言对联，左宗棠的行楷八言对联和篆书自题七言诗笺，毛昶熙的行楷团扇，何璟的行楷七言对联，郭嵩焘的行草条幅，潘祖荫的行楷七言对联，翁同龢的行楷三幅，吴大澂的篆书七言对联，张百熙的行楷苏轼论书法文，冯熙的行草条幅，余联沅的行草唐人孙过庭《书谱》，刘心源的行楷南朝梁人庾信《灯赋》，康有为的行草杜甫五言诗，徐世昌的行楷五言对联，郑孝胥的行楷刘勰《文心雕龙》段等。

　　三 清代、民国文士政要为主的 这些书画作品，字如其人，画如其人，是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见证物，堪称近代历史文化的缩影。一幅幅栩栩之作，犹如渐次展开的史卷，细细品味，沧桑顿生。如桐城派古文家王锡振的行楷《史记归方合评》，是咸丰六年作者讲述自己对明代史家归有光和清代古文家方苞评议《史记》的文献的搜集过程，并进一步就《史记》价值进行评议的记录，折射出嘉道以来学术演变的蛛丝马迹；玉池老人郭嵩焘的行草条幅表达了自己对著书作文意义的理解，主张“畅怀抱”、“尽事情”，而不图虚名，联想到他任驻英公使时所著《使西纪程》，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徐世昌行楷“爱酒陶元亮，识字扬子云”，说的虽为陶渊明和扬雄，也未尝不与自己晚清大臣、民国总统、天津寓公、《清儒学案》作者的角色变化有关；罗振玉所书甲骨联，印证甲骨学在近代的兴起和发展，及他本人的巨大贡献；章太炎所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再现了蒋光鼐、蔡廷锴率军浴血奋战克敌制胜的豪迈之气，也昭显章氏“其人在儒侠之间”的风格；王震的《班超投笔》，题诗“第一人间志气高，频年禄食赐天朝。男儿欲奋凌云志，自古投笔有班超”，很容易向世人提醒这位画家投身救亡的人生历程和跌宕起伏的国族命运。正如编者冯天瑜先生所言，“翻检本册……史学家或许可以从中获得史料（如曾、左、李、胡、彭、翁、洪等人的字幅均未收入其文集），并体悟某种历史现场感；美术家或许能从观摩这些书画作品中得到构图、运笔的启示。”

　　永轩先生集成如此蔚为大观的收藏几乎全凭工薪。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丰厚的收获，除了他对文化遗产的珍视，节衣缩食的精神，数十年孜孜不倦的不懈坚持，还有一个时代原因。永轩先生收藏文物的那个时代，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为了生存，很多人将家中文物变价于市面，而购者寥寥，造成一种有利于收藏者的供求关系。据闻，一幅名家扇面在战时街头市面上，不到一元即可成交。

　　从市面上觅得的文物，难免有真赝问题，需要加以辨识和考订。冯天瑜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书法、绘画、文字、金石诸学，结合记忆中先人讲述的故实，细加研磨，稍有疑处则请教专家友人，排除了不太可靠的部分藏品。对于入集的可确证为真迹的作品，天瑜先生也付出大量精力，对书画内容、名章加以识读、评点，以方便读者欣赏和使用。例如署名“中书令臣魏征”的唐代写经，因年代久远，天瑜先生列入藏品集时十分慎重，专门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敦煌文物中唐人抄写“经中之王”《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做比较，从材质、书写格式、字形等方面细致对勘，发现即使不是魏征本人所书，仍可确证是唐物。永轩先生在新疆时任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之职，集藏部分吐鲁番文书在情理之中，时人王葆心、孙百朋、关百益、唐醉石等为其题跋，亦证实其“为唐物无疑”、“盖唐之中品也”。

　　《藏墨》中永轩先生的珍贵藏品，连同天瑜先生继承父业所累积的一些收藏和友人题赠，洋洋300页（大8开本），无论从文化价值、文献价值还是审美价值上说，都是难得一见的巨制，值得学界、书画界和社会文化人士品读和收藏。《冯氏藏墨》之后，还将出版《冯氏藏札》和《冯氏藏币》，亦期待两者早日问世，嘉惠学林。（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冯永轩收藏的徐世昌条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