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蔡青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2 蔡青竹(1988- ),女,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复杂时期。这一时期,既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结构转换的思想,又诞生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造性分析。但由于社会建设经验的欠缺和对经典理论理解的片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经历了一段曲折探索的艰难历程。作为社会发展阶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得失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有力推动社会结构变化发展的宝贵财富。

　　关 键 词: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结构/探索

　　期刊名称: 《毛泽东思想》复印期号: 2017年03期

　　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目的在于运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的社会关系分析方法,以经济地位为标准,结合中国复杂的现实情况,深入分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变化性,并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精确理解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无疑得益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中国革命中的成功运用。然而,由于社会建设经验的欠缺和对经典理论认识的片面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经历了一段曲折探索的艰难历程。作为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得失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有力推动社会结构变化发展的宝贵财富。

　　一、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力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面对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考和实践保持了一贯性和延续性。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出来,当时的中国没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没有人民群众普遍的个性解放和发展,这样的中国必须走民主主义的道路才能通往社会主义。[1]1060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方针建立在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在政治上实行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经济上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政治上,根据形势的需要,将“工农共和国”的提法改为“人民共和国”,在解放区政权机构中普遍实行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经济上,陆续实行减租减息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政策。文化上,发展教育、兴办学校,不断更新根据地人民的价值观念。进行马克思共产主义教育,特别强调对干部的教育。解放战争时期,政治上继续坚持“三三制”原则,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和群众团体,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经济上恢复农业生产和城市工商业,特别是开展土改运动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基础基本上是在解放区时期奠定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权形式、施政经验、纲领制度也为新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解放区经济与政治的变迁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传统意识形态。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决定了当时的历史任务有一部分是延续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于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它们同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发展要求之间相互关系的判断,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结构做出了科学判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关系的反映。“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2]674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作为各阶级经济关系的反映,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让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不允许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农村则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据统计,1949年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总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3.2%。[3]城市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还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毛泽东多次批评党内一部分人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且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期限上有过“15年”、“20-30年”等估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2]70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社会形态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并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进行了具体阐述,在实践中回答了如何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想、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思想等都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可贵创新。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造

　　毛泽东曾估计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应当以创造先进的物质文化为前提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决性条件。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的社会建设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工作重心由发展生产力变为改变生产关系。但“相当长的时期”的表述说明我们党对社会结构转变的渐进性仍有一定的认识。由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我国采取了逐步过渡的方针,以保护现有生产力不受破坏和社会的稳定有序。在农村,首先建立劳动互助组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在城市,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报销和公私合营等。通过分步走的经济结构改造,在人民的心理预期与承受范围内,不断扩大国营经济,规范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序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结果,理论上的“分步走”到实践中却“越走越快”,先建设后改造的思路被彻底抛弃了,原本准备用10-15年时间进行的改造任务最后在5年内就完成了。[4]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有利于生产力的推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先于工业化、机械化的发展路径是非常态的,这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利用生产关系优化的条件集中力量加快经济建设。但是,这个生产力发展逻辑却被后来的阶级斗争逻辑切断了。

　　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与对生产关系的改造相一致。地主、富农、官僚资产阶级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农民阶级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广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社会变动对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根本性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主要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得到了法理意义上的质的规定,这种社会关系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方面,各社会阶级阶层被整合进一个新型政治共同体内,摆脱了根本对立的关系,转而谋求共同利益;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结构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基本上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历史任务,即转向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5]46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中国成为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阶级划分制度异化为人为设计的根据每个人的先赋身份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资源,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政治身份的区别,违背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关于阶级阶层划分的依据,也与为适应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而建立新社会结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社会分层最突出的就是身份制的体系,这种社会机制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人事制度具体实施。由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离封闭,严重限制了社会交往和社会整合,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5]68

　　回顾这一历史进程,应该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党和国家主观设计的产物,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多种动因。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成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必然要求。但是,这一时期无论是所有制改造、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还是社会问题治理,都显示出高度政治化的特征。比起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影响,党和政府更加相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认为,把社会结构的变迁仅仅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极其片面的,它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变革以及更重要的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新社会结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但也折射出过快的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要表现为“左”的人为主导色彩,不利于社会结构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