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累积后的集中爆发，产业资本的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导致全球性生产过剩及金融资本的庞氏虚拟积累。过度积累问题既是本次危机的核心内容，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关键。然而，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危机措施丝毫未触及过度积累模式，全球性生产过剩和庞氏虚拟积累仍是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危机为主要内容的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震荡，就成为消除过剩、克服危机的现实途径。中心国家输出危机以消除过剩资本存量的途径主要包括：发动金融战造成外围国家货币资本价值的剧烈波动，发动石油战中断外围国家的产业资本循环，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破坏外围国家社会总资本运动的社会条件。

　　关键词：危机、过剩资本、世界体系、结构性震荡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发展成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各国推行了一系列反危机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措施，以期克服危机走向复苏。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这些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无法缓和本次危机的直接根源——全球性生产过剩；而以国家间冲突与斗争为基本内容的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震荡，则能够有力地消除全球过剩的资本存量，推动资本主义摆脱本次危机的阴影，并再次步入新一轮周期性运动。

　　一、远未结束的资本主义危机

　　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新变化，从根本上引起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累积和深化，金融化和债务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延缓矛盾激化、推迟其向现实危机转化的短期手段。但从长期看，这种延缓和推迟没有消解矛盾累积的程度，反而加剧了利润与工资、积累与消费等矛盾关系体的失衡程度。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上述累积性失衡的必然结果和强制性展现，它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社会经济按比例平衡发展的的客观要求。[1]

　　危机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严重经济衰退，欧美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凯恩斯主义扩张性经济政策，力图借助于国家干预的力量克服危机实现复苏。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台的救市政策，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一个缩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衡量财政政策力度的基本指标，2009-2011年间美国该指标的均值为9.3%，而石油危机后1974-1975年间的均值仅为1.9%。利率水平是衡量货币政策力度的基本指标，2009-2011年间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均值为0.15%，远远低于石油危机后1974-1975年间8.17%的水平。[2]不仅如此，美联储从2008年末开始还相继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计划以扩张流动性规模。

　　然而，全力开动的国家干预机器并未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真正的复苏之路。从图1可以看到，在2008年危机爆发后，美欧日GDP增长率急剧下降，2009年纷纷跌至负值；2010年之后总体缓慢上升，但呈现出来的波动态势表明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且高度不稳定。与GDP增长率相比，失业率指标更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真实面貌。很多经济学家指出，2010年以来的经济复苏是典型的“失业型复苏”，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使得真实的经济复苏远未实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失业率数据，2008-2012年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年均失业率分别为8.3%，9.8%和4.6%。与经济学界通常认可的4%-5%的合理失业率相比，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之路显然还相当漫长。图2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绘制的美欧日2000-2011年间失业率变动图。可以看出，美国和欧元区的劳动力市场受危机冲击最为明显，其在2009-2011年间的平均失业率分别为9.3%和9.8%，而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则只有4.6%和7.5%。日本劳动力市场受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其在2009-211年间的平均失业率为4.8%，仅仅比2007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然而，考虑到日本在危机爆发前已经长期陷入经济停滞阶段，这种失业率的温和上升也足以对日本经济复苏构成严重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