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以来关于认识论与实践论的重要命题,是历代思想家关于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关系的探讨,数千年来成为衡量官员践行官德优劣与事业成败的评判标尺。

　　自古以来,官德的塑造从未离开认知积累与实践理证两个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一个优秀的官员,不仅要学“知”,尤其应当践“行”,两者结合才能“上善”。作为一个领导者,仅仅依靠纯道德理论非但难以服众,更会被冠以“伪君子”的名号,损害自身威望和国家形象,不利于稳定和发展。所以,领导者要在对一定的道德原则、规范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践履笃行,付诸行动；在不断重复的行动中养成一种道德习惯,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方式,通过不断磨炼强化的过程,最终内化为自身独特的道德人格。无论是提倡“明察物伦”与“躬行践履”相结合,追求天人合一心性修养的统领全才曾国藩,亦或是继承师范,忍辱负重,踏实践行知行合一的稳重阁老徐阶,种种事功的取得,与他们把道德理论付诸实践,并借助于实践所悟进行理论的深入,形成自己独特而崇高的道德魅力紧密相连,使得他们成为后世所敬仰的典范与人们竞相效仿学习的榜样。相反,知行分裂不仅带来道德失范的危机,更直接危害到官员“取信于君民”的形象,赵括“纸上谈兵”的教条主义与申不害“表里不一”的知行脱节,不仅害人害己,给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失和对后世的不良影响都是难以弥补和改变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如何将对真理的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使之发挥现实的、物质的效用,使之变为得心应手的“真知”,就是“知行合一”的最好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正确解决了理论与实践,即知与行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认为理论是在改造现实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是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精神武器,能够应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深化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的最好体现。毛泽东同志将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行理论提升到了一个高度,推崇实践-认识(行-知)、认识-实践(知-行)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主张把认识放入实践中进行再检验和再发展,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知行关系研究传统之沃土中,系统和全面的阐发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原理,把中国人的思维、认识从传统知行观中彻底解救出来,并使充满革命性的实践文化观念深入人心,真正改变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邓小平同志的知行观把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既突破陈规又继承了前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之“知”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之“行”紧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更注重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新时期改革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把握新要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以知导行、知行合一的“以德治国”理念,将“德知”与“德行”辩证统一发展,构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治国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则更重视官员的“德行塑造”,他认为一名领导干部的成长,是在不断循环往复的“知”与“行”过程中完成的,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才能螺旋式的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与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习近平同志在谈及自身体悟时就曾生动的表述过:官员不能“只摆花架不种花,只摆谱架不弹琴”,更应充分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真实,注重研究新情况,认真分析新问题,积极寻求新对策,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将身心合一、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价值理念贯穿发展始末,实实在在地做事情,尽心尽力地干工作。为此,他提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一系列治国理念,告诫共产党人要立志笃学,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远大理想；要躬身自查,自觉克制各种私欲,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要立知立改,及时修正和根除思想和行为上的做一个明法知礼的好公民、好干部、好党员。这不仅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结论,亦是共产党人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落实的优良传统的体现。“力行而后知至真”,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的领导集体,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作为科学的治国方略,才能坚定不移地稳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勇前行。

　　(作者为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