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现代中国国家疆域形成的研究可归为两种范式：强调武力与权力控制开拓形成的“硬实力论”；强调汉文明同化与儒家文化辐射形成的“软实力论”。这两种范式以国家为视角，突出了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主动扩张以及中心对边缘的单向吸纳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族群能动性、地方差异性与情境性。近代以来中缅边境土著人群聚居地阿佤山归属演进的案例表明，在利益驱动、族群带动和战争推动的三重动力下，边缘群体经历了自发内附、主动隶属到自觉国家认同的行动转变，最终成功促使部落属地划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该案例揭示近代西南边疆形成的由外缘到中心、自下而上的地方能动逻辑，不仅为研究现代中国疆域形成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当前国家的边疆治理理念带来新的启示。

　　关 键 词：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疆域;族群;归属诉求;国家认同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构建”(16JJD630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滨，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芬，昆明理工大学社科学院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国家建构历经了国家确立自己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的过程，它存在于民族国家体系中，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共同体联结方式。随着20世纪初晚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这个过程并未沿袭西欧模式，大国的边缘并没有因此而断裂或碎片化，国家疆域仍沿袭了传统中国的政治遗产。西方学者白鲁恂认为：“以西方标准看来，近现代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它如今却又在行使着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功能。”①当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建构初期整合了边疆诸多异质性的地方族群，许多外国学者把这种所谓“令人吃惊的统一”视为“中国的神话”。②然而在近代民族主义者所建构的关于中华民族的知识体系中，边疆广泛而多样化的非汉群体并不具备共享的历史、祖先世系以及文化等认同基础，缺乏现代民族主义特征的“中华民族—中国认同”的前提条件。那么，是什么因素或机制使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仍能维系广泛的疆域并成功将边缘群体整合到国家体系中呢？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中，疆域是如何形成并确定下来的？

　　民族国家疆域形成问题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问题的探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硬实力论”；另一种是“软实力论”。“硬实力论”强调历代王朝以武力征服、移民屯军、改土归流等政治手段对边疆实施影响和控制，使边疆少数民族/族群臣服或承认中央权威，这种干预实践和治理传统所产生的历史惯性使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国家认同，从而令中国现代国家疆域的维系获得了根基性和合法性。“软实力论”将中央与边疆地带描绘成中心与边缘，文明与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差序关系，强调汉文明的先进性以及“天下大一统”观念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认为历代王朝一系列儒家教化与汉文明同化工程使中原地区对偏远的“化外之地”产生了强大的渗透力和吸附力，在这种先进文化辐射下，边疆非汉族群对汉族形成了攀附心理，进而产生了归顺和朝拜的王朝想象，这种心理基础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边疆最终整合形成创造了积极条件。相关研究往往将两种范式结合起来，从外在的政治控制和内在的文化渗透两个层面梳理出传统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演进并得以确定的历史文化逻辑，呈现出中心对边缘主动扩张及自上而下的单向吸纳过程。

　　在现代国家研究的话语体系中，这两种范式同属国家建构论的视角，即以国家为中心，强调国家的支配意志和主导行为对边疆的控制和整合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研究视角对族群主动性与地方情境性等影响因素有所忽视。此外，上述两种范式往往预设了国家与边疆的对抗性以及汉文明的优越性与同化性，容易形成历史线性主义的认知偏见。事实上，国家建构论的视角并未完整揭示现代国家疆域形成的复杂面貌。正如米格代尔所言：现代国家是一种宏观上的观念认知，而其建构是一个个微观的地方实践。③由于地方差异性以及人群的分殊性，现代国家建构中疆域的形成存在不同的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虽然在近代以来关于西南边疆研究中，一些学者也切入地方视角，关注到诸如贸易、战争等影响下的地方反应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但并没有进行综合性分析，对地方主动融入国家的进路也缺乏深入讨论。因此，本文以近代以来滇西南阿佤山区土著群体主动参与促成的地域演进为案例，以自下而上，边缘到中心的视角梳理出三种地方路径来阐释现代国家疆域的形成，进而为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多维性与差异性提供有代表性的实践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