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日，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的“铭记·反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出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主持会议，馆长袁行霈、馆员王蒙、王立平、赵仁軙、陈平原等从不同角度深刻阐释了各自的思考。本刊编发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袁行霈：

　　民族精神永续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摧毁中华文化，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可谓狂妄已极、愚蠢已极。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我们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更捍卫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我们的胜利证明了一条真理：一个国家的领土被占领了，如果民族精神也随之死亡了，民族文化也随之泯灭了，则万劫不复；只要民族精神没有死亡，民族文化仍旧保存着延续着，就有光复的希望。

　　这场战争唤醒并重铸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当年在中国大地上激荡着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许许多多英雄人物的事迹，将永载史册。在文化教育界也同样有不少值得铭记的人和事。“七七事变”后，平津陷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赓续文化，弦歌不辍。从这里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171位两院院士。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诸位前贤，以不同的形式投身到了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抗战中。馆长萧乾先生在西欧战场任《大公报》随军记者，曾随英军渡过英吉利海峡，随美军挺进莱茵河进入柏林，见证了德国法西斯的崩溃；战后采访了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写了《到莱茵前线去》、《南德的暮秋》等著名报导，热情讴歌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业绩。上世纪90年代他获得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抗战胜利老作家纪念牌”。馆长章士钊先生、副馆长叶恭绰先生、商衍鎏先生和馆员齐白石先生等等，都写下激昂慷慨的抗战诗歌。王冷斋先生在“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长，在与日军交涉时坚持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爱国精神，抗战胜利后应远东军事法庭的邀请，赴东京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他写的《卢沟桥抗战纪事诗》具有诗史的价值。馆长叶圣陶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发起成立了“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后来又参与发起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副馆长陈寅恪先生在香港沦陷后闭门治学，大义凛然，拒绝日军笼络。

　　前不久中央文史研究馆下属的中华诗词研究院编辑出版了《诗壮国魂———中国抗日战争诗钞》共四大册，得到广泛的好评。我们还在武警战士中举办了抗战诗歌朗诵会，场面十分热烈。今后，我们将继续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展一些与文史研究馆地位相称的、能够发挥文史馆独特优势的工作。

　　最近，习近平主席从历史的高度和世界的格局，肯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这次胜利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我国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蓜、浴火重生的征程。这几句话掷地有声！已经洗刷掉的屈辱，再也不能重复；已经确立的大国地位，再也不能动摇；已经开辟的光明前景，再也不能暗淡下去；已经开启的凤凰涅蓜、浴火重生的征程，再也不能中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铭记与反思”，铭记与反思抗战的历史，就是要总结抗战胜利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满怀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更清醒更坚定地为实现“中国梦”奋勇前进。

　　王蒙：

　　今天的使命更加高远

　　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70年了，至今我还清晰记得1945年8月得知胜利时沦陷区人民爱国欢庆的激昂景象。

　　我出生于1934年，“九·一八事变”发生3年，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已经开始。3岁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发生。我的幼儿与小学时代是在日本占领军的枪口下度过的。我至今记得北京各城门前占领军士兵的刀光魔影与中国市民经过时必须给他们鞠躬行礼带来的屈辱感；记得每所小学校里耀武扬威的日本“教官”；记得掺了橡子面难以下咽的“混合面”……

　　抚今追昔，我的感想是：抗日战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大节点，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一次蜕变。日本人能向我们这个大国古国发动战争，我们不能不痛心于我们的落后、松散、积贫积弱。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纷纷走向现代化的潮流中，中国全面落后。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科技、交通、管理、效能，各方面暴露了严重问题，我们在抗击日寇的同时，必须偿还数百年来欠下的历史债务。

　　这让我想起曹禺的话剧《蜕变》。抗战初期国统区的一座伤兵医院里，处处是混乱黑暗腐败，令人痛心疾首。丁大夫原是上海的一位名医，民族危亡时期，她放弃了舒适生活，毅然投入伤兵医院服务，把伤痛兵员看作自己的儿子。丁大夫与梁专员等爱国志士“扛起了黑暗的闸门”，使这个医院蜕旧变新，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抗日战争的历史使我们感到伤痛，更让我们感到骄傲。全民抗战就是全民关心、全民参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赶走侵略者，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中国的落后，更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和中国人民取得了走向现代化的共识，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战争显现了它的领导能力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伟力，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与抗战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当然是换了人间。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仍然严峻；今天的使命，更加高远。抗战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资源，它告诉我们，爱国主义是我们永远要高扬的旗帜，这是一个最富有凝聚力、动员力、人民性的旗帜。不论碰到什么困难什么分歧，不论听到什么样的唱衰与诅咒，永远不能悲观失望。张自忠将军家信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赵一曼牺牲前给儿子的信中说，“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吉鸿昌《就义诗》说：“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何等豪迈！

　　抗战胜利是伟大的，胜利后的任务更加艰巨。新中国的诞生是伟大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探索也很艰难。改革开放带来的面貌一新是举世瞩目的，解决面对的一系列新老问题更加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面对现实，我们不能懈怠，不敢懈怠，不会懈怠！

　　王立平：

　　应该做的事还有许多

　　1941年我出生在长春，那是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的年代。从我刚懂事起，就听家里人说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差一点就全都活不成了。那时父亲在一个乐员养成所教音乐，收入很少。中国人缺吃少穿、极为贫困，且生活在一片白色恐怖里。我妈妈偏又不幸得了脊椎结核，每天只能平躺在固定身体的石膏床上，不能抱着我喂奶，每次都需把我放在妈妈的身上趴着吃奶，家里一切都靠爸爸一个人。就在这时长春流行起传染病伤寒，后来听说是日本细菌部队里的带菌老鼠跑出来引起的，父亲因此病得很重，几乎丧命。两个病人卧床不起，再加一个出生不久的我，而我家在长春无亲无靠，甚至无人知晓我家的惨状，几乎就是在等死了。后来是父亲的一位姓吴的学生，弄了一小袋粮食，穿了一套日本人的制服，冒着杀头的危险，冒充日本人给我们家送来了救命粮，救了我们一家人。

　　大约在我3岁左右刚刚记事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一群日本兵闯进了我家。妈妈怕吓着我，把我搂在怀里，脸朝着妈妈背后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日本兵枪上的刺刀碰到了屋顶垂下的电灯，灯泡一直荡来荡去。我不敢回头，只记得他们一边喊着“军用，军用，”一边逼着爸爸脱下了身上穿的都已经有点破了的毛衣，还拿走了爸爸一个旧的皮革公文包，我们家大概也就这么一点财产了。嘈杂的人声、黄色的日本军服、晃动的电灯、带刺刀的大枪……这些都成为我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这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恐惧。这只是我一个幼小孩子亲眼所见的一段小小的记忆，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为的是决不容许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中日两国只有和平友好才是正道，才是两国人民长远利益所在。

　　在我从事中国音乐著作权保护工作的30年中，与日本的JASRAC（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曾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和良好的合作。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协会的理事长是国际著名作曲家芥川也寸志先生，他是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之子，对中国非常友好，曾多次访问中国。作为回访，我率中国文联音乐著作权代表团1987年底访问日本，感到了日本同行朋友们的真诚和热情。我们刚到日本就知道芥川也寸志先生患了重病，没有想到他还是西服革履、热情洋溢地招待了中国代表团，还破例喝了白酒。遗憾的是我们回国不久便得到了芥川也寸志先生逝世的消息。此后，JASRAC的副理事长舟本先生继续与我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在一次谈话中我讲了小时候家里遭日本兵抢劫的往事，舟本先生低头沉默了好久，表达了衷心的歉意和遗憾，还说他是出生在中国的张家口，他和芥川也寸志先生都想为中国多做些事。我和我的中国同事都被他们感动了。

　　虽然中日之间经历过战争，但只要能正视历史是可以进行合作并成为朋友的，这才是真正健康的感情。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中日之间造成的伤害，不会轻易褪去或消失，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去养护和疗治。我们说的不能忘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更不是为了复仇和报复，而是要用文明战胜野蛮，用和平消灭战争，用进步制止倒退。任何地方都有正义的力量，当然也会有糊涂人，会有坏人，尤其要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我们不能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要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怕战争，但一定要反对战争。一定要让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懂得：战争会给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和痛苦，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破坏和毁灭。一些抗日剧把严肃沉重的历史变成了娱乐和儿戏，亵渎了英雄、歪曲了历史、淡化了邪恶、蒙蔽了后人。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应担起一份责任，历史留给我们应该想想、应该说说、应该做做的事的确还有许多。

　　赵仁軙：诗歌存志

　　早在坚苦卓绝的抗战年代，我们的先辈已通过各种形式刻骨铭心地记录了那场悲壮的战争，并深刻告诫了我们应该反思些什么。其中最精辟的莫过于诗歌。

　　首先应该铭记与继承的是，前辈们在神州陆沉、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所迸发出的爱国热情和所凝聚出的民族精神，这是国家的魂。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面临着这样的抉择：“到底是要作奴隶，还是主人？”（郭沫若《战声》）于是诗人这样警惕我们：“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而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从敌人的死亡，夺回来自己的生存。”（艾青《他起来了》）从此地无南北，人无老幼，“黄帝子孙齐奋起，誓拥金瓯无缺。”（唐圭璋《百字令》）正因为有了全民族的觉醒与抗战，再加之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我们才铸就了同仇敌忾的正义和坚不可摧的民心。

　　更值得我们铭记与继承的是，先辈不但有饱满的爱国热情，而且有崇高的牺牲精神，正像于右任所颂扬的那样，一旦走向战场，即抱定为国战死的决心：执戈无我，祖国为殇。（《满江红》）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赵一曼在狱中写下了这样感天动地的诗句：“一世忠贞兴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狱中诗》）著名的爱国将领、革命烈士戴安澜将军在牺牲前曾发出这样豪迈的誓言：“誓澄宇宙安黎庶，手挽长弓射夕阳。”（《七绝》）而普通的士兵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邓拓《狼牙山五壮士》）正是他们的壮烈牺牲才挽救了祖国，并赢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作为二战最大的受害国，我们还必须铭记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们所犯下的不可饶恕、不可抹杀的滔天罪行。这种铭记绝不是狭隘地记仇，更不是播种仇恨；我们只是要正视历史，尊重历史。前辈诗人早就给我们提供了方方面面的铁证，这些血泪凝成的铁证，有时比纯历史档案还要生动有力，触目惊心。“渝城惨遭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焦灰，凝结难分开。”（郭沫若《惨目吟》）这是目睹者对重庆大轰炸的真实记录。“三十万人齐毙命，烦怨凄绝石头城。”（周虚白《一九四五年日寇纳降》）这是对南京大屠杀的总体描写。“刳孕占胎，斫头赌注，槊上婴儿舞。”（吴白匋《百字令》）这是对南京大屠杀时日军惨无人道地比赛杀害平民的细节描述。

　　经过14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此我们的前辈不仅兴奋，还有反思。“大辱安能忍，兹仇永勿忘。”（程潜《抗战四十二韵》）反思之一，就是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夷情防反复，慎保汉家声。”（商衍鎏《和伯衡日本受降》）反思之二，就是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世界和平原有责，中华建设更应当。”（于右任《满江红》）反思之三，就是要自强不息，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足够强大；“外侮不足危，所惧在内毁。阋墙安可再，徒为敌者喜。”（朱德《抗战五周年挽八路军阵亡将士》）反思之四，就是要全民团结，特别是要坚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共御外侮。前辈的谆谆告诫，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平原：

　　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坚强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大学这100多年的“光荣与梦想”，最让人感怀的，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非具体的教学或科研成果。在刚出版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我谈及：“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其实，还有另一个论述角度，那就是，现代大学这一制度设计，给无数读书人参与抗战、保存民族气节，提供了可能性。

　　在所有内迁大学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撤退尤为艰难，因那时北平已经沦陷，只能秘密组织，积极串联，分批撤离。而离开不离开已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对于很多教授来说，是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走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意味着日后颠沛流离，但不会有失节的焦虑；而留在危城中，很可能进退维谷，精神上备受煎熬。

　　北平沦陷，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又无力回天的读书人，到底该如何自处，这是个极为沉重的话题。1940年罗常培撰《临川音系跋》，称“七七事变”后，自己“不能立刻投笔从戎的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只能寄希望于学术救国了；可局势如此紧张，“是否应该每天关在屋里还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粹学术研究”，内心深处依旧很困惑。经过一番挣扎，最终罗常培等北大学人，还是选择了逃离北平，参与抗战大业。

　　政府的号召、校方的规划，以及学者本人的志愿，共同促成了大学内迁的壮举。对照战前北大教职员名录，你会发现，绝大部分教授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南迁；至于学校承认的四位“留平教授”，除周作人因出任伪职战后被审判，其他三位（孟森、马裕藻、冯祖荀）都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住了士人气节。

　　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晚年在自传中称：“十一月十七日，我离别了五个幼儿，只身和罗常培、魏建功、罗庸等同车赴津，次日又有几人走，就是北大的最后一批了。”北大同仁到达天津后，北大外文系讲师、清华图书馆馆长、日后出任伪北大校长的钱稻荪赶来阻止，郑等严词拒绝。过了几天，同人聚齐，搭“湖北”轮南下。

　　与郑天挺的别子好有一比，魏建功临别北平时，女儿正病猩红热，更是牵肠挂肚，于是吟诗一首：

　　居危入乱皆非计，别妇离儿此独行。欢乐来时能有几，艰难去路怖无名。文章收拾余灰烬，涕泪纵横对甲兵。忍痛含言一挥手，中原指日即收京。

　　对于当年无数抛妻别子、孤身南下的读书人来说，这里的“忍痛含言一挥手”，无疑是共同的记忆。

　　在兵荒马乱中，大部分北大教授做出了英勇的选择，无愧“读圣贤书”的称谓。抗战烽火中，大部分学识渊博的教授听从政府号令，辗转内迁，历尽艰辛。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所坚守的，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职责，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与信念。借用文天祥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谢颖、吕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