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并不等同于社区认同感，从社区到社区认同感的升格过程，则是经由类似执笔者这样的“中大人”在遭遇某种校园危机时表现出的社区行动。

　　最近，署名为“中山大学校园发展关注组”的一封信“中大学子致校长：为什么我们坚持留下修理摊？”被中大校友疯转。事情由来是：在南校区东门宿舍区修鞋长达32年之久的李大叔及另外3位摊主被责令搬走。执笔者认为，中大师生有修车、修鞋、修伞等现实需求，修理摊是大叔们生计之所系，还承载了中大的历史记忆。信中希望不变更修理摊的地点，做适当修缮，或者集中布局“生活服务功能区”。

　　中大有“中山大学校园发展关注组”，是中大之幸事。中大是一个集聚于特定地段的物理社区/物质空间，正因为有许多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大发展的人，中大才成为有丰富情感关联和记忆联结的社会空间。社区并不等同于社区认同感，从社区到社区认同感的升格过程，则是经由类似执笔者这样的“中大人”在遭遇某种校园危机时表现出的社区行动。

　　学校治理是以校园为主，通过挖掘学校资源、培育学校意识、活络学校关系、重建学校社会资本，从而发掘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创新驱动学校治理，需要最大限度地激活校内外活力，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协力推动学校建设与发展。毫无疑问，各方对于修理摊搬离与否的认知过程、意见交锋，都是在践行多元治理主体、协力推动社区发展等原则。

　　校方要求修理摊搬离的理由是实现校园“光鲜亮丽”。校园整体美观的规划需求，当然不能否认，但局部地段适当无序无伤大雅。1961年，加拿大规划学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严厉批判了将街区及社区简单化、规模化、统一化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思路，认为这种表面光鲜亮丽的规划，是在扼杀城市的活力，会失去街区之间相互照看的“街道眼”，不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城市生态学和社区认同感的角度，非正规经济业态在各个尺度上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基于楼道尺度的生活型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街坊邻里的社区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