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将于7月5日就债务危机的协议草案举行全民公投。希腊带给全世界一个强烈印象：这个国家的当权者，面对关乎国家未来的凶险情势，左支右绌，无力应对。其间反映的实是政治制度的危机。希腊实行议会民主制，党派竞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各政党为了得到选票，不得不在政策上竞相讨好选民，甚至蒙骗选民。结果是政党私利而非国家整体利益成了选举和执政的最大驱动力。

　　痛苦中的人民通常不愿看见真相。激进左翼联盟党在上次大选中利用这样的民情，宣称要放弃前任政府的财政节约政策，从而取得政权。上台后，却拿不出偿还债务和提振经济的有效措施，显然是无备而来。眼看大限已到，终要面对真相。当政者一方面在民众面前声讨欧盟的为富不仁，另一方面在债权人面前拿民意作挡箭牌，全无政治担当。

　　在国家危难之际，需要有智慧有担当的领导者，而希腊时下的政治制度无法产生这样的领导人。这不禁使人想起2500多年前的希腊先贤梭伦。在他当选为雅典的领导者时，城邦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贫富分化，党派恶斗，无法就任何议题达成一致。聪明的雅典人民做了一个制度上的变通，推选梭伦为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梭伦同时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受制于任何党派，在制定法律时考虑的是国家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一党之私，因而能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政策固然倾向于穷人，如免除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扩大平民参政权等，但拒绝了他们平分土地的要求。同时，他也不主张仇视和剥夺富人，又采取积极举措发展工商业，都意在鼓励人们创造积累财富。事实证明，梭伦的改革对雅典后来的民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当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对他不甚满意，因为新法不符合他们各自的初衷。

　　在梭伦身后一百多年，雅典另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伯里克利把城邦民主推向巅峰。而他本人却对民意的软弱和易变有着清醒认知，在执政中总是以自己的坚定和睿智引导民意，而不是尾随民意。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和人民的关系做出如是评价：“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

　　当今希腊，是选民在领导政府。执政者当初说下大话，现在骑虎难下。纵使想改变政策，恐不能见容于党意、民意。弄不好，国家会陷入新一轮政治动荡。政党政治已使民主制度走向僵化，缺乏应对危机的变通机制。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希腊，然而却看不到任何试图变革的意向。比债务压力更可怕的是制度危机，它终会将国家推向深渊。对于后起的推行民主的地区，不可不引以为戒。

　　(作者是西北政法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