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可以抽象出两种不同的结构，并将这两种结构表述为两组对立的概念：一是实在论或理性主义或客观主义，二是相对主义或建构主义或主观主义。本文将以前一组概念为代表的知识结构称为知识的科学结构，以后一组概念为代表的知识结构称为知识的文化结构。如果把知识这个大的领域比喻成一个市场的话，知识的科学结构和文化结构就因为争夺“市场占有额”而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但是在现实中，科学和文化这两种决然对立的知识可能并不存在，所有知识都是这两种结构不同比例的混合。

　　科学的返魅与文化的再中心化

　　韦伯将现代化的进程界定为一个祛魅的过程。在此进程中，理性主义者高扬科学的大旗，以经验观察、逻辑推论和精确计算等手段消解人类的蒙昧无知。科学最先进军的是自然界，按照大卫·格里芬的理解，“自然的祛魅”可释义为“否认自然界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从此，自然的神性在科学的解构下逐渐荡然无存。以严密推理、精确计算、准确预测为代表的科学式精神也不可避免地蔓延至社会领域。但问题的关键是，“当近代科学沿着实证主义的轨道不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它不仅打碎了蒙昧主义的枷锁，而且也附带地挤压了人的灵性、情感和想象的伸展空间。”当科学冲垮了情感、信仰和终极关切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无灵性和无意义的世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作为体验而非研究对象的艺术或宗教？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科学自身？

　　如果说科学为社会提供了权威和规则的话，那么后现代就是对这些权威和规则的反思，甚至于公开造反。在价值重估和公开造反的冲击下，我们的文化似乎“已失去了中心，没有了连贯性和整体性”。以追寻认同、宣泄情感和张扬价值关切为旨归，“长期处于社会科学领域边缘的文化，如今已经被移至中心”。科学自身也出现了返魅的趋向。长期以来，科学被打造成真理的化身，但“物理学的革命表明无论什么经典理论，都不是绝对为真的”。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科学家相信，科学只是人类知识的一种，与艺术、宗教等形而上的文化知识相比，它并不具有价值优先性，更不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而且，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科学本身都无法摆脱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的影响。种种迹象表明，科学与祛魅之间的必然联系正在被割裂，科学开始踏上了返魅的路程。

　　科学的转向：后规范科学的兴起

　　由于科学的返魅和文化的再中心化，科学从绝对真理的神坛落入凡尘。由此，艺术、宗教以及政治等文化知识获得了与科学进行平等对话乃至对其进行诘难的权力。而科学一向引以为豪的客观性，也被证明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象。严格说来，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做到的。科学的神话一经消解，人们便认识到“科学并非是比其他所有理解事物的方式优越的唯一有特权的方式，其基础也并不比其他人类认识模式的基础坚实深厚”，科学也会犯错误，科学家也有自身的利益。作为一个动态系统，科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动的黑箱。如此，科学的效价也必须用其经济效益来衡量，效用规范已延伸至科学的每一个领域。一项科学发现的评价不是根据其科学性，而是其经济价值。纯粹的科学追求已被压缩至最小可能的空间，一些看似“无用的”科学，必须向公众阐明其内在价值以维持自身的存在。

　　确如某些学者提出来的，现在已经进入后规范科学时代。在后规范科学中，科学并不要求能够得出具有高度确定性的结论，衡量科学的指标是其对形成决策或制定政策是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换言之，科学最重要的不再是其自身的科学性，而是其现实实用性；它最重要的存在理由不再是它的正确性或客观公正性，而是它的社会接受程度。

　　科学与文化的张力：后规范科学的定位

　　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在《诚实的掮客》一书中对后规范时代的科学家进行了分类，第四类即“知识的掮客”，他们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寻找契合点。在后规范时代，科学家若要在科学与文化的张力中从容自处，既能最大可能地保持自身求真的精神内核，又能满足社会对其提出的新要求，唯一可能的途径便是充当“知识的掮客”。科学家要充当科学与文化之间的桥梁，可行的途径之一便是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研究发现，制定出尽可能多的选择方案，然后将这些方案公之于众，社会公众按照民主的方式从中进行选择。

　　科学家若想成功地充当“掮客”，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消除科学与文化之间的隔阂。就现代社会而言，科学和文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知识体系，科学不能脱离文化，科学家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语境而存在。科学家不能够做到绝对的客观性，就不会创造出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纯粹科学生产出来的知识不会自动证明其社会合法性，它需要来自文化的支持。文化的力量在于赋予科学以“亲和力”。由于自身特点所限，科学知识不能为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所了解，只有借助文化的力量，科学才能获得公众的心理认同，从而为自身的发展赢得必需的支持。

　　文化也离不开科学。首先，自中世纪以来，科学对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改变了我们对神的看法。其次，在方法论方面，科学对文化也有着强有力的吸引力。科学的“逻辑的严谨、计算的精确、解释的合理与预言的可靠，都蕴含着磁石一般的吸引力”。人们为了获得对社会生活的合理解释和精确预测，也越来越多地诉诸科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最后，科学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知识，有着强大的解谜功能，尽管“它有形式上的不足，仍是一种激发着许多有益人类行为的有力的信仰系统”。

　　科学与文化和谐共生

　　科学家和文化学者应该从孰优孰劣的意气之争中摆脱出来，他们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对立。就现代社会而言，无论是缺少科学还是文化，人类的生命都将是不完整的。相对于文化，科学提供给人类的知识更加精确，更加有预测力，解谜功能也更为强大，带给人类物质上的极大丰裕。虽然科学“是一种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但它“不是一个完善的‘世界观’”。科学的发展造成“理性的滥用”，挤压了人的信仰和精神的生存空间，造成人类普遍的价值迷失和精神匮乏。因此，科学也仰仗于文化为其提供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否则，科学将在人类对理性的反叛洪流中被冲垮。

　　从长远看，科学与文化的融合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从科学的角度讲，科学的发展必然会迈过自然与人的界限，进入人的领域。换言之，“科学将与文化结合起来，成为‘大科学’，或更确切地说，科学本身将逐步‘文化’，这里的‘化’作为动词。”从文化的角度讲，现代科技已经将其触角渗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对其也避无可避，文化学者要想把文化与科学隔绝开来已无可能。故而，文化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把科学作为自己坚实的基础，“成为‘大文化’，或更确切地说，文化将‘科学化’”。推进人类知识的进步，促进科学和文化更好地交流，使之和谐共生实乃必不可少。和谐共生的前提便是科学和文化要坚持彼此宽容，科学和文化的争论应该着眼于不断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而不是演变成学者之间漫无目的的争吵与指责，造成科学和文化之间更大的分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