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基于全国十个省份1000余位农民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疾病风险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有新农合医疗保障的情况下,仍然有近60%的农民对疾病风险持担心态度,新农合还没有为大多数农民提供稳定的健康安全保障预期。新农合对农民疾病风险态度的显著影响体现在补偿机制合理性、政策目标实现和农民就医问题缓解情况等多个方面。其中,医药费负担减轻、报销手续繁简两个自变量对农民疾病风险态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补偿范围大小、医疗条件改善、健康意识提高、看病积极性提高、应就诊未就诊、应住院未住院和因病致贫问题七个自变量对农民疾病风险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 键 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疾病风险态度/二元Logistic模型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疆农村老龄人口贫困化研究(12CRK0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团队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31541511001)

　　作者简介:于长永,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223 于长永(1979- ),男,河南郑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城乡社区社会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是一种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小病补偿为辅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自2003年新农合实施到现在已经10余个年头,期间经过了“先行试点—逐步扩面—全面推广”几个阶段,目前正转向规范发展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点,科学合理地评价新农合的建设绩效,不仅是正确认识新农合实施效果的必要前提,也是进一步完善新农合的重要依据。作为一种多方参与、福利性特点非常明显的农村社会政策,新农合的实施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诸多方面的福利效应。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可以从新农合带给农民的经济绩效、健康绩效和心理绩效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回顾国内外已有研究文献,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对新农合给农民带来的心理绩效(疾病风险态度)的研究显得尤为欠缺①。

　　新农合带给农民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新农合对农民“大病支出”的保障作用和对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缓解效果。从研究的结果来看,新农合在这两个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较为有限。[1-5]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农合并没有明显降低农民的“大病支出发生率”,也没有明显达到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效果。例如,基于山东省临沂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参加新农合使得农户大病支出的发生率仅从2004年的8.98%下降到8.25%左右。[6]再如,利用河北、陕西和内蒙古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新农合补偿后,参合者的大病支出发生率仅从14.3%下降到12.9%,因病致贫率从8.2%下降到7.6%。[7]又如,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显示,新农合对缓解农民“因病致贫”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8]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农合并没有显著降低农民的医疗费负担。例如,基于2003年和2005年12个省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说明新农合可以降低农民的自付医疗费用和灾难性医疗费用支出发生率。[9]再如,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参合者的实际医疗支出并未显著下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