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造成的留守儿童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引发的教育上移是中国目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本文详细展示了贵州老杜一家因为外出务工以及村庄学校撤并和对城市优质教育的追求等原因而分处五地的故事，并应用治理术和生命政治的概念对老杜家案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结合劳动力乡城流动的政策设计与安排，教育已经成为能够理性调节和配置老杜家所有人的时间和空间的重要因素，影响着老杜一家人的生命过程，包括迁移、定居、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因此，教育变成了影响老杜一家人的生命政治，是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发展主义的治理术。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并非农村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是追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的战略安排。

　　关键词：农村教育　治理术　生命政治　发展主义　城市化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教育议题一直是社会学研究关注和论辩的重点。究其背景，主要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所实行的“城市偏向”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对农村和农民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这种现代化改造涉及农村教育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年约有1.69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奔赴城市，寻找生计和未来，由此引发了约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二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使得农村小学数量由2001年的416198所减少至2015年的118381所，下降数量之多、时间之短，为历史罕见，由此引发了显著的“文字上移”问题（熊春文，2009）。

　　对上述两方面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农民和农村所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影响，以及学校进城和教育上移对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影响大多是负面的。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生计和儿童的物质生活条件；然而，家庭生活的变动给留守儿童的生活照料、学习表现、内心情感等方面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父母监护的缺乏、现有监护的不力，让部分留守儿童在生活中面临安全无保、学业失助、品行失调等成长风险和隐患（谭深，2011；叶敬忠，2015）。对于农村教育来说，中小学布局调整并未能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反而增加了农民的教育成本和农村学生的上学困难，引发了辍学率的上升；同时，布局调整政策忽视了学校教育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损害了乡村文化建设，忽视了文明在乡村的传播，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萧条；此外，大规模的农村学校撤并还导致了寄宿制学校、陪读现象以及农村中小学生的安全风险等衍生问题的出现（袁桂林等，2004；孟祥丹，2009；赵丹、范先佐，2011）。

　　可以说，这些研究结果全面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社会问题。然而，当研究者过分关注诸如留守儿童、“文字上移”等农村教育问题的具体呈现时，往往会忽略导致这些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因素，尤其是为了追求现代化发展而行使的各种“推进”、“推动”式治理权力的作用。如此，研究者常常将这样的社会问题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必然问题，而不去拷问导致这些社会问题的深层次的结构和权力因素。甚至，面对这些社会问题，研究者也每每以一种“慈善的”姿态和心理，对问题的应对和解决提出一些类似“给予支持和关爱”的道德建议。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十分需要一种反思的精神和能力，需要“后退几步，绕过那熟悉的事实，分析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福柯，2005）。只有这样，研究才有可能从“什么”（即农村教育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具体的影响和呈现是什么），推进到“如何”（农村教育如何变迁，如何出现这些问题等）以及“为何”（农村教育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哪些力量驱动农村教育问题的出现等）。

　　因此，本研究不再重复目前农村教育的具体问题，而尝试分析是什么样的结构性力量和权力关系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以及结构性力量和权力关系如何构建和形塑了农村教育的社会景观。本文的研究资料来自2016年7月—8月在河南、江西和贵州的村庄实地调研，以及自2004年以来持续开展的农村教育和农村留守人口的经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将呈现一个微观的家庭案例，第二部分将采用治理术和生命政治的概念对此微观案例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将进一步论述作为城市化手段的农村教育政策，第四部分以对教育功能和教育公平的简要讨论作为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