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我国目前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庞大,但大多挂靠在政府名下,并没有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发展。在这方面,或可学习国外社会企业的做法,加快社会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通过商业运作模式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重点扶持社会效益大的创业型社会企业。在和谐社会目标导引下,确定重点扶持对象,必须依据社会效益大的标准。这种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改革创新和社会和谐四个方面。其中,尤以改革创新最为重要,是实现其他三个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其服务宗旨,社会企业被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创新途径的总称,主要分为两类:就业型社会企业与创业型社会企业。创业型社会企业的建立,将不仅为社会弱势群体“输血”,而且还帮助其学会“造血”,最终达到自给自足,实现从经济补贴到个人全面发展的多种目标,这将在解决新的社会问题时更有效、更彻底。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通过格莱珉银行创立的新型扶贫模式,使其自身也实现了可持续运营和发展。这对我国现有的创业型社会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如对于环保组织、农业合作社,可通过提供启动资金补助、减免税收等方式对其进行重点扶持。

　　引导某些非营利组织转为社会企业。我国非营利组织主要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形式存在和纳入社会组织的相关统计。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0.6万个,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29.2万个,占到总数的48.2%;而民办非企业单位在业务范围方面,涉及科技服务、生态环境、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十余类,其中社会服务类有4.22万个,占到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的14.5%,位居所有业务类第一位。由此可见,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大多依赖捐赠和政府拨款,这种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输入资金出现问题,非营利组织就很难维持日常工作和继续社会使命。仅有一部分非营利组织能够自负盈亏,如社区微型养老院、福利企业。因而,可引导一些非营利组织转为社会企业模式运营,纳入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中,通过税收优惠和人才培训等其他方式进行政策支持。

　　鼓励商业企业衍生发展社会企业或者联手社会企业共同发展。近二十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实践在全球的推广,为社会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商业企业不仅自身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还协助社会企业或者联手社会企业共同发展,如格莱珉和达能公司联合创办格莱珉达能公司,为贫困儿童提供低价酸奶。这类社会企业的发展,尤其需加强其公信力建设,不仅需政府加强其对财物的审计和监督,更需社会企业自身主动公开其工作议程和财物收支。此外,媒体也应发挥其舆论监督的作用。总之,通过多种手段保证社会企业的公益经营宗旨没有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