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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王权与帝国:中古德意志政治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4年01月30日 14: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2期 作者:侯树栋 字号

内容摘要: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德意志政治道路问题一直是中古德意志政治史研究的焦点。即使是这一领域的新视野、新方法,往往也始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关于20世纪以来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国外学者已作过一些总结。就笔者所见,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学术史尚无系统的总结。本文在国外学者相关学术总结的基础上,以若干基本问题为重点,对20世纪以来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展示这一领域在一个多世纪里的变化以及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国家;王权;帝国;中古德意志政治史;回顾;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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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特殊道路”(German Sondernweg)、“德意志是不同的”(Germany Was Different)、“德意志问题”(the German Problem),关注德意志历史特别是政治史的学者对这些论断一定不陌生。假如这些论断确能成立,那么中古时期德意志的历史进程相当程度上似乎就是问题之“源”。中古德意志的政治道路,若从王权的历程来看,明显不同于英格兰和法兰西。当英、法王权日益强大,行政制度不断完备,统一的民族国家渐趋形成之时,德意志却走进所谓诸侯时代。英、法在中古后期经历的政治进程,在德意志只是发生在各诸侯领地内,这一过程导致的不是整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而是诸侯领地国家的林立。换言之,中古后期在国家制度方面能够与英、法王国并举的,不是德意志王国或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德意志一批诸侯领地国家。

  德意志为什么没有像英、法一样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这几乎是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的“永恒”问题。在德国,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西欧中古史研究的职业化几乎同步。兰克的三大门生魏茨(G. Waitz)、吉泽布雷希特(W. von Giesebrecht)和西贝尔(H. von Sybel),都曾关注这个问题。吉泽布雷希特多卷本《德意志皇帝时代的历史》,一出版就大受知识界欢迎,成为学术畅销书。这部巨著之畅销,源于19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他们从这部史著之中看到了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12世纪以前,德意志国家强大,统治者大有作为,甚至称霸欧洲,统一的前景似乎已经不远。12世纪以后,德意志作为一个政治体却从欧洲的舞台上逐渐消失。对于19世纪德国知识分子来说,中古德意志不只是唤起思古之幽情的时代,更是需要论证和解说的时代:德意志的“优势”在12世纪以后何以不再?有哪些教训可供当代政治汲取?著名的“西贝尔—菲克尔争论”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西贝尔和菲克尔(J. von Ficker)就中古德意志帝国政治的得失和意义进行了激烈论战。西贝尔强烈指责帝国政治,他认为,自奥托一世开始的帝国政治把德意志与意大利、罗马教廷纠缠在一起,德皇总是把力量用于控制意大利,却造成德意志地方势力的崛起,可见帝国政治严重损害了德意志民族,阻碍着民族国家的成长。菲克尔是帝国政治的辩护者,他认为奥托一世称帝之举值得肯定,正是帝国成为凝聚德意志王国和民族的重要因素。①19世纪德国的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极其紧密,当代政治往往成为提出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论者对中古时期帝国政治无论是辩护还是批评,其实都以一些“时代错置”的预设为基本前提。②西贝尔和菲克尔的观点显然分别代表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立场。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德意志政治道路问题一直是中古德意志政治史研究的焦点。即使是这一领域的新视野、新方法,往往也始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关于20世纪以来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国外学者已作过一些总结。③就笔者所见,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学术史尚无系统的总结。本文在国外学者相关学术总结的基础上,以若干基本问题为重点,对20世纪以来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展示这一领域在一个多世纪里的变化以及面临的问题。

  一、国家是什么——关于中古早期德意志国家性质的认识

  贝洛的国家观

  20世纪初期,德国一些学者就能否用“state”一词指称德意志中古时代的王权和政治结构,也就是说中古德意志是否真正存在“state”意义上的国家,进行过激烈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政治体并非公法意义上的“国家”(state),而是私法范围内的混杂体。但贝洛(G. von Below)、科伊特根(F. Keutgen)、瓦斯(A. Waas)、迈斯特(A. Meister)等多数学者肯定了中古德意志国家为公法意义上真正的国家。贝洛的阐述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他认为,“state”意义上的国家意味着一套公权,每个时代都有公权,所以每个时代都存在“state”意义上的国家。当然不同时代的国家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国家的性质始终不变。作为“state”意义上的国家,中古时期的王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公权,但也确有其特点,这就是封建主义对国家制度的侵蚀。在他看来,西欧封建主义的核心是私人关系侵蚀国家—臣民关系,“私人关系对于国家制度的侵蚀是中古时期的鲜明特点,国家制度的范围变得狭窄”。④同时他又指出,私人关系、私权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国家—臣民关系和国家制度。他强调不能把王权归结为私法关系,王权与国家是相互覆盖的,王权是国家制度的体现,国王是公共权威。“王权与国家肯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国王的所有关系都是国家关系”。⑤

  贝洛认为,“西贝尔—菲克尔争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如何认识中古德意志国家的历程。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解释德意志地方势力逐渐超出甚至支配中央权力?这一结果是统治王朝错误政策的产物还是源于外部因素?德意志地方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地方自主性是古已有之还是历史变迁的结果?这种地方性究竟应当肯定还是否定?这种地方性对于德意志文化发展是否必要?贝洛认为,解答这些问题需要联系德意志中古时代的帝国政治。⑥针对西贝尔对帝国政治的激烈抨击,贝洛指出,德意志地方势力并非帝国政治所制造,地方势力在奥托称帝之前即已存在,奥托称帝也并非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他反对用鲜明的价值色彩描绘中古时期的政治形势和斗争,不赞成将教皇、意大利城市和德意志诸侯的态度与行为视作对德意志王权或国家的“背信弃义”。不难看出,贝洛看待德意志国家发展的“民族立场”,已不像西贝尔那般“鲜明”。不过大体来说,贝洛赞同西贝尔的基本观点:帝国政治对于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确是灾难,它虽然不是地方势力的“制造者”,却为这些势力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从而巩固并壮大了地方主义,削弱了中央权力,阻碍了德意志国家的发展。⑦贝洛指责贵族握有独立司法权,在他看来贵族手中的司法权其实是对王权或国家权利的篡夺,因为它最初来自国王的委托或授权。他认为,正是德意志诸侯势力的坐大和诸侯领地的兴起,造成国家的分裂和中央政府的衰弱。

  可以看出,贝洛对中古国家性质的认识折射出“主权国家”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的明确区分为前提。由此看来,王权或国家是超越个人并代表公共权威的一套抽象制度,是中古政治结构的核心,因而是政治史研究的主题。所以宪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研究也就成为传统政治史学的基本模式。贝洛的阐述代表了传统政治史学的前提和方法。

  20世纪20、30年代,传统观念和研究模式受到挑战,新趋势迅速发展,“新德意志宪政史学”(Neue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下文简称新宪政史学)由此形成。有关论者虽不拒绝继续用“state”一词指称中古时期的国家,但提出应从中古世界内部理解“state”的内涵。与贝洛用公权规定“state”不同,新一代学者用领主权(Herrschaft,英译为lordship)规定“state”,甚至王权本身也被作为领主权的一种形式。这股趋势发端于德国一批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宪政史学的批判,其奠基之作是布伦纳(O. Brunner)的《领地与领主权:中古奥地利的治理结构》,⑧本书享有新宪政史学的“起点”之称。⑨新学派一方面系统地批判传统宪政史学的前提和方法,另一方面致力于建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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