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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记述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史 访《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主编彭国忠教授
2016年11月22日 09:50 来源:文汇报 作者:蒋楚婷 字号

内容摘要:”这是《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主编之一、英年早逝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曾经说过的话,这也代表了丛刊的另外三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剑、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雁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的心声。

关键词:日记;读书;整理;稀见;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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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时我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这是《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主编之一、英年早逝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曾经说过的话,这也代表了丛刊的另外三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剑、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雁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的心声。

  这份执念终于结出累累硕果。从2014年至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三辑。第一辑包括了《莫友芝日记》《汪荣宝日记》《翁曾翰日记》《邓华熙日记》《贺葆真日记》《徐兆玮杂著》(七种)、《白雨斋诗话》《俞樾函札辑证》《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和《扶桑十旬记》(外三种),第二辑包括了《翁斌孙日记》《张佩纶日记》《吴兔床日记》《赵元成日记》(外一种)、《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十八国游历日记》《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四种)、《翁同爵家书系年考》《张祥河奏折》《爱日精庐文稿》《沈信卿先生文集》《联语粹编》和《近代珍稀集句诗文集》。近日出版的第三辑收录稀见史料十种,分别是《孟宪彝日记》上下册、《潘道根日记》(上下册)、《蟫庐日记》(外五种)、《壬癸避难日志辛卯年日记》《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上下册)、《吴大瀓书信四种》《赵尊岳集》(四册)、《贺培新集》(上下册)、《珠泉草庐师友录 珠泉草庐文录》和《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

  据了解,《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旨在通过累积性工作,连续出版,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以日记、书信为主,兼及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序跋汇编等,为学界提供阅读和研究的便利,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肌理与血脉、骨力与神韵。这个编辑团队大多数由中青年学者组成,他们为了共同的学术理想砥砺前行,在浩如烟海的近现代史料中搜集挖掘整理,学术界称他们此举可谓功德无量。为此,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丛刊第三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彭国忠教授。

  通过累积性的整理,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

  读书:这套丛刊是无限开放的,那么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怎么把握遴选的标准呢?

  彭国忠:这套丛刊有三个关键词:近现代,稀见,史料。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中最富争议,也最有魅力、最具研究开发空间的时间段。在《丛刊·总序》中我们对“近现代”作过自己的叙说:“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涵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条流动不居的水,不会从某一点突然开始,也不会到一点戛然截至;近现代一些事件的发生,近现代人物在这爿历史舞台的“表演”,其“波澜”、“连续性”,都不是1840年、1949年这两个时间点所能分开的。

  对“史料”的理解,关涉到我们这套丛刊的编纂宗旨和原则。一般史学意义上的史料,肯定在收录范围;但这不是标准,甚至不是重点,因为它们早被史学家拿去,作为正史叙述的依据。我们理解的史料,“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这不是要泛化历史概念,不是将“六经皆史”扩大到子亦史、集亦史,从而消解历史,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其旨趣并不在于建立或催生新学问,只是以切实的工作,期望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稀见”二字易于引起争议,令人质疑,因为它确实是相对而言的。所谓相对,有四层含义。一是书籍载体的相对,如稿抄本之于刊刻本、影印本,前者数量绝少,后者相对较多;二是阅读者的相对,同样的史料、文献,对有些读者可能属于稀见,对有的读者来说则属于常见;三是时间的相对,一部书刚付诸剞劂时,往往不属于稀见,但经过岁月的磨蚀后,当时的刊刻本也变得稀少,有的甚至成了孤本;四是数量与使用者的相对,比如影印本,一般认为很不稀见,但是当我们考察其影印数量与使用者的数量时,即可判断其是否稀见。像《历代日记丛抄》,全部采用稿钞本、刊刻善本等为底本影印,但只印刷了六十套,相对于全国范围内的研究者、阅读者而言,仍然属于稀见。有的影印本数量比这还少。

  读书:能不能具体对照“近现代、史料、稀见”这三个关键词,来介绍一下第三辑所收录的这十种书?

  彭国忠:第三辑所收十种书,其作者时代最早者为潘道根(1788—1858),但其日记所记自道光四年(1824年)元旦起,至咸丰八年(1858年)止。其次为吴大瀓(1835—1902),再次为廖树蘅(1839—1923),再次为《壬癸避难日志 辛卯年日记》作者陶兆麒(1845—?)。最迟者为《贺培新集》附录的《俞大猷集》作者俞大猷(1908—1966),其次为《赵尊岳集》作者赵尊岳(1898—1965),再次为贺培新(1903-1951)。这三位主要生活于民国,其著述也以民国为主。整体而言,本辑没有轶出近现代范围者。

  内容上,《贺培新集》的作者贺培新曾任职于北京的中学、高校,担任北京市政府秘书、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平津卫戍司令部及冀察绥靖主任公署参议,管理过颐和园文物,任河北省方志馆纂修、民国国史馆纂修等,又是桐城派学者,书法家、篆刻家,政治上与时俱进,其作品直接反映了五卅惨案、抗战等史实。《孟宪彝日记》则“记载了宣统二年(1910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其任职、罢职、办理河工赈济、经营煤矿铁路等实业情形,以及十数年间中国社会、家庭、人民精神面貌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较全面地反映了清末民初这十余年间,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医学、社会各方面的镜像。”(《前言》)赵尊岳是一位文化名人,因为抗战时曾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秘书长、伪铁道部次长、伪宣传部长、伪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被定为汉奸。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其作品所涉及的时代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文人及其心态,等等,无需多言。《壬癸避难日志》记陶兆麒在同治壬戌(1862年)、癸亥(1863年)年间“全家因太平天国战乱而被迫离开平湖县城,在钟溪坟浜、华使浜等地的避难生活”,而《辛卯年日记》则记光绪辛卯年(1891年)其全年在平湖县城的生活,“两种日记对当时的物产、物价、习俗有所记录,对民间商业活动也有所涉及,可以从中略窥晚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情况”(张霞《前言》)。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 珠泉草庐文录》为廖树蘅师友投赠的奏牍、题跋及其自作,“涉及到湖南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的各种人物”,展现“湖南乃至整个中国在此半个世纪中的波谲云诡”(廖志敏《前言》)。

  《潘道根日记》记载了一个乡村医生真实的日常生活。《吴大瀓书信四种》属于私人信函,但吴大瀓由科举而仕宦的一生,使其书信自然避免不了政事、政治人物,“对于勾勒晚清金石学的演进与推动,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陆德富、张晓川《前言》)。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系专门摘录《求恕斋日记》中刘氏购书、读书、藏书楼建设与管理、刻书、抄书、编书、售书等等活动之史料”(陈谊该书《凡例》);《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于近代诗学研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版本上,第三辑十种书,多为稿本。《蟫庐日记》及其外五种,皆来自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稿本。《壬癸避难日志 辛卯年日记》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整理,稿本上还有作者修改痕迹。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系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稿本摘录整理。《吴大瀓书信四种》中,有一种《近代史所藏吴大瀓信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稿本。《孟宪彝日记》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贺培新集》中,《天游室诗未刻稿》《天游室文未刻稿》两种来自手稿本;附录的《俞大猷集》,依据国家图书馆藏俞大猷手稿整理。

  需要说明的是《赵尊岳集》和《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此前并不存在《赵尊岳集》,整理者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黎晓莲两位,“从各类报章杂志上着手,特别是由赵氏同仁主办的《申报》《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古今》《好文章》等。1949年以后的文章,则从他曾经任教学校出版的期刊杂志上搜集”(陈水云等《前言》),加上前人已经整理的赵氏著述,通合为《赵尊岳集》。《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全部出自民国时期著名杂志《民权素》,后《民国诗话丛编》也已经据之整理出版过《民权素诗话》,但所收种类仅为十四种;每种诗话条数,也多被删削,由原刊五百七十一条,删改为三百三十一条,故重为校辑实大有必要。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底本为衡田廖氏1948年家刻本,系南昌大学刘经富教授赠送给整理者廖志敏先生的;其《珠泉草庐文录》底本为清宣统二年(1910年)长沙刻本,系衡田廖氏家传藏书,亦自有价值。从版本言,“稀见”为主;不稀见者,读者也查阅不易、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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