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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音乐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 ——访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方建军
2017年01月23日 07: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明海英 字号

内容摘要: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引起音乐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方建军。

关键词:建军;曾侯乙编钟;音乐学院;院长;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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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引起音乐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曾感慨:古希腊的乐器都是竹木器,没能保存到今日,只有在中国才能听到2000多年前的乐器奏出的乐曲。缘于曾侯乙编钟,中国的音乐考古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围绕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方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国音乐考古学的产生,以及曾侯乙编钟对其的推动作用。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这个学科是在考古学滋养下产生的新兴学科。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考古学逐渐萌生,越来越多的音乐史学家认识到,古代音乐文化的实物资料在音乐史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音乐史学家李纯一是较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开始运用出土乐器从事古代音乐史研究,并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和音乐遗迹等资料,以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1977年,音乐考古学学者黄翔鹏到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黄河流域省份进行出土乐器的考察。在检测了近百件编钟后,黄翔鹏在论文《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中,阐述了先秦编钟的双音奥秘,以及西周编钟音律编组的设计和“一钟二音”音程关系的基本规律。然而,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以其65件青铜编钟的正、侧鼓部130个明确无误的音响实证,加上每一个编钟上对应这些音响的阶名和律名的错金标音铭文,使人们确认了先秦“双音钟”的存在,确认了黄翔鹏此前提出的关于先秦已发明了编钟双音技术的理论。

  缘于曾侯乙编钟,“音乐考古学”这个尚处于萌芽期的新领域得以发展。由此开展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前,我国也有编钟等音乐考古发现。为什么曾侯乙编钟格外受到学者关注呢?

  方建军:确实,在曾侯乙编钟发现之前,1958年在河南信阳楚墓出土了编钟,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一批重要的乐器,等等。

  之所以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首先,因为曾侯乙墓是保存得非常好的墓葬,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乐器种类、数量也多。在曾侯乙墓发现了125件乐器,包括编钟、编磬,琴、瑟、笙、排箫等,以及弦乐器、管乐器、打击乐器等,这些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曾侯乙编钟规模较大,制作更精良。每一件钟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乐音。以姑洗律为基调(相当于现代国际通用的C大调),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多种乐曲。

  再次,每件钟上、钟钩附件上和钟架上,都有关于音乐方面的铭文和刻文。这些文字资料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过去有人认为,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外国传入后才形成的。这套钟的铭文非常明确地记载了中国当时就有七声音阶。实际演奏也证明它们能奏出七声音阶乐曲,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七声音阶是从外国传入的说法。

  此外,曾侯乙编钟反映出生律法是“用管子五音为基础,兼采纯律三度的生律法”的一种新生律法,由这种生律法产生的律制是一种新的律制,人们称其为“复合律制”,是兼采上述两种律制、灵活运用两种生律法的一种多变的体系。它是曾国人在继承传统律学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曾侯乙编钟铭文记录了曾国和周、楚、齐、晋、申等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是有关先秦音乐史极为难得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曾侯乙编钟给音乐考古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方建军:音乐学对乐器音响的采集和分析方法,在曾侯乙编钟研究的运用中逐步成熟而规范。同时,编钟的音乐学和乐器学考察成果,作为一种重要技术手段,丰富了考古界依形制、纹饰铭文对编钟进行断代研究的方法,为音乐考古中的乐器断代研究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考古学重“形”,音乐学重“音”,二者在曾侯乙编钟钟体研究中的结合,充实了考古学对钟体分型分式的观察要素。这种交集,又深化到钟型的选择和钟体的局部变化对钟声的影响,以及双音技术的形成过程。进而,在乐钟演进史的“形”“声”考察中,学者找到了早期圆形钟器型在后世罕见的原因,也证明圆形钟并非后世由西方传入。

  音乐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推动了考据名物、证经补史的传统考古向探讨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的进程。曾侯乙编钟音乐艺术、演奏性能的探讨和钟乐的重建,引发了艺术传统的研究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音乐考古学还需要从哪些领域拓展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

  方建军:曾侯乙编钟出土至今快40年了,其研究在曾侯乙编磬铭文及考释、曾侯乙编钟乐音监测和声学原理、曾侯乙编钟的乐律学成就、曾侯乙编钟与先秦钟乐的比较研究、曾侯乙编钟的铸造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5年出版的四卷本《曾侯乙编钟》是对其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梳理。

  不过,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比如,编钟是如何发展和走向辉煌的?为什么编钟在战国时期可以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成就?编钟的发展史值得梳理。

  曾国国家不大,但音乐成就很高。在随州叶家山已经发现了比曾侯乙编钟早500年的曾国的编钟,枣阳郭家庙也发现了曾国春秋早期的琴瑟等乐器。曾国编钟等乐器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从曾侯乙编钟的铭文记载中发现,曾国跟周朝有关系,它的根在北方。曾国迁到南方以后,它跟楚国的关系特别密切。曾侯乙编钟乐律体系是周文化和楚文化的结合体,当然它也有自己的特色。对曾国的音乐文化研究,以及曾国音乐文化与周、楚音乐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也亟待学者关注。此外,曾侯乙编钟编磬铭文还有一些字尚未得到确解,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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