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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挑战 ——对话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与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巴内特
2019年11月06日 14: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黛梅 字号

内容摘要:我们的话题围绕他的研究领域——全球治理、国际秩序以及国际人道援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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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迈克尔·巴内特与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合编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ties),进一步定义了卡尔·多伊奇首次提出的“安全共同体”,学界称由于此书的问世,让沉寂多年的“安全共同体”成为建构主义研究主流议题之一。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国际会议间歇,记者偶遇巴内特,回到美国后又继续采访。我们的话题围绕他的研究领域——全球治理、国际秩序以及国际人道援助展开。虽然是在谈国际、全球,但是和几乎所有美国学者一样,巴内特最后的话题还是回到美国当下政治。他对美国当下的社会、政治不无焦虑,并表示,美国人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无比紧张。

  美建构主义兴起于冷战的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到您的名字,学者一般都会想到“安全共同体”。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和阿德勒着手这项研究?

  巴内特:阿德勒和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这个项目,那时,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理论都可以称为特殊时期。从历史而言,显然便是冷战的结束。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是,虽然政府以及政策制定者从来没有用过“安全共同体”这样的表达,但是,他们的视野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践行与“安全共同体”概念相同的理念。冷战时期,一度由于核竞争以及担心国家承担风险,很多方案都因此而终止。随着冷战的结束,创造性思维获得更多空间,可以选择的方案也多了起来,所以那段时间可以被称为是个有趣的试验以及积极创新的时期。

  从理论上来说,当时正处于建构主义兴起阶段。该理论强调历史的偶发性以及反事实性;强调身份与理念对行为以及结果的塑造,后者反过来再塑造身份、理念以及进步的可能性。由于这些历史和理论原因,我们认为是时候重建对德国学派的研究了。当代事件的发生似乎正朝着德国学派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为“安全共同体”可能出现的条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界定。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虽然“安全共同体”可能和那些“地区共同体”(Regional Commnity)一样从头建起,但是我们非常肯定地认为,“安全共同体”出现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有充分证据表明它的存在对现实主义世界观的统治造成了一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您的演讲主要谈国际秩序的变化。近几年,随着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欧美各国民粹主义上升,国际秩序成为国际关系学者讨论的热点。很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开始忧虑其一直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悄然瓦解。您是否也有此忧虑?

  巴内特:首先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我不确定这个秩序是否存在过。而且当人们谈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时,似乎说的也不是同一个意思。在有些人眼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相当于美国秩序,或者相当于西方秩序。不过在一般意义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认为基本上由西方认可的规则构成。但是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学者看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是美国秩序,因为前者要比后者宽泛得多。所以,尽管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依然在维护这个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学者们都在试图立足于本国文化和政治特色,提出本土国际关系理论,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巴内特:我们在谈论学科的时候,应该是跨区域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学科。同一个学科的学者遍布全球;学术刊物是跨国界的,学者也是跨国界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谈论国际关系学派有国家认同或者说以国家界定其学派,比如美国的国际关系学,也可以说是存在的,因为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学者,他们基于自己的逻辑、思想以及议程,加之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坚持,构建出他们想要的一个体系。同时由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一个霸权体系。而与之相伴随的声音,便是讨论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落。

  当我们以国家为界划分国际关系学派时,我会想到几个问题:写作风格是什么?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让人们接纳?你会看到,在不同的时期,各个国家会努力构建其本土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会议谈论最多的就是“全球国际关系理论” (Global IR Theory),对此怎么理解?

  巴内特:事实上,全球国际关系话语的出现,更多的是来自南方国家的推广,比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概念或者理论都是他们的遗产。在他们看来,当前绝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是欧洲中心论。其实,他们在努力做的,我也完全同意,因为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和包容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他们的观点以及声音没有获得合法性,因此他们提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旨在提倡包容性,就是所有人的观点都很重要。该领域的一位引领学者,就是离我们学校很近的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教授。

  但是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趋势是否会推动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全球国际关系的变化,抑或是类似于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这也是大家争论的焦点。

  也有些人问我,美国学界真的在谈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吗?当你是霸权国家时,你不一定要从这个角度谈论国际关系,甚至你无需关注。但是人们也发现,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以及美国的衰落,使得人们变得有些不自信。随着资源的相对减少、权力的弱化,你会看到有些东西在开始变化。

  谈论“衰落”是对文化分裂的恐惧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觉得美国霸权在衰落吗?

  巴内特: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中。我觉得自己活到现在,看到过很多情绪上的反反复复。上一次美国真正衰落的时刻发生在冷战前——里根年代,当时最畅销的书便与美国衰落相关。而冷战结束,我们看到了苏联的瓦解。所以美国是否衰落,我们谈的应该是相对的物质力量在相对衰落。

  二战之后的美国控制了一半的世界生产业,包括工业、航空业以及文化产业,之后的美国只能是逐渐下行。关于物质力量是否在衰落,我认为很明确的是,在美国,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我看来,美国并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衰落,更明显的其实是人们对文化分裂的恐惧。你可能知道,现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占了绝大部分,这个比例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美国的复杂性使得其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只是发生在美国,同时也发生在澳大利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对于这种变化,很多人感到恐惧,所以人们开始讨论“衰落”。我认为这种讨论表达的是一种焦虑:他们对未来缺乏自信。你可以看一些调查,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生活不会比自己更好。我也一样,认为我的孩子将来生活的世界不会比我的更好——他们的收入不会更高,我们留给他们的世界只会更差。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谈论气候变化,当然除非天气变得确实很热。但是我认为,美国人基本上觉得他们曾经拥有过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我在美国看到的和听到的,无论是媒体还是大众,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社会的分裂,这个趋势在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化吗?

  巴内特:我认为是这样的。人们可能会说这种分裂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19世纪初的形势也很恶劣。但我们在过去没有看到的是以地理为界的分割。过去民主党与共和党混杂居住,他们可以彼此为邻,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是蓝州和红州之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发现,美国人现在认为他们的孩子和不同种族的人通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父母是民主党人,他们不会让孩子和共和党人结婚;反之亦然。我确实认为情况在变得越来越严峻、苦涩。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人都在说全球化对此产生了很大影响,您怎么看?

  巴内特:原因是多方面的,全球化也有影响。我们知道,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总有一些人是失败者。我的观点是,这应该是美国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照顾那些被经济浪潮抛弃的人们,这是自二战以来的约定。然而政府没有遵守这些约定。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为那些失去制造业工作的人们提供工作培训,以及其他各种福利。这种趋势早在全球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教育的分化,等等,这些都是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其原因主要与经济变化有关,同时也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我在这里引述别人的话,那些蓝领、那些居住在乡村地区、居住在南部的人,他们认为自己被遗忘了,同时没有人在政府为其代言。根据一些调查,有人为少数族裔争取权益;拉美裔有活动家为他们奔走,所以这些人的生活在变得更好;非裔美国人也相对过得不错;妇女也有团体为她们发声,一些特殊利益团体通过政府来帮助她们。而另外一部分人却没有任何权利,成为唯一被遗忘的群体。特朗普正是在为这群人发声,所以他赢得了选举。很显然,这样发展下去会产生更多的仇恨。坦白地讲,我看不懂美国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朗普在帮助这些人吗?

  巴内特:他只是在帮他自己。他的目的是让自己感觉更好。有些时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帮助支持他的票仓;相反,所有的研究证据表明,这些地区的人们深受政治的伤害。中美之间发生的贸易战,也对这些人丝毫没有帮助。另外一些社会文化议题,包括流产、控枪,酿造出很多愤怒,非常具有破坏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您对美国政治前景比较悲观?

  巴内特:我的态度时不时在变化。如果你明天问我,我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是今天我会说,我们的社会分裂是如此严重,我们无法愈合这个裂痕。另一方面,美国已经有240多年历史了,它曾经历过更糟的历史。美国的根基还存在,我们需要努力迈过这个坎。可能会有些后退,但是我们会走出这个困难的时刻。不过我想说的是,现在的美国人确实就是非常非常紧张。

  “人道”与“权力”存在无法解绑的悖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还是谈谈您的研究吧。

  巴内特: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全球治理。研究全球治理的变化,不是简单研究从美国过渡至中国,而是研究我们治理世界方法的演变。过去,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大型国际组织的运作,而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跨越公立与私人机构的合作,比如国际组织与盖茨基金会的合作。总之,现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方式在发生变化。

  面对全球治理问题,很多时候国家行为体无法达成一致,比如气候变化议题。所以我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如果国家行为体无法实施治理时会发生什么,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捐赠者以及私人机构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参与治理。

  此外,我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全球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有人认为本土参与救援的机构正在增多,一些私人机构在地区救援行动中也很活跃。另外一些人在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在人道救援领域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现在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会不会越来越多地参与人道救援。目前来看中国参与更多的是地区救援,以后会不会全球化?待我下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希望能和人们就这个话题进行更多的交流。中国显然在救援管理方面有很多专长,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努力向外推广,所以这个领域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联合国最新会费分摊预算,中国在2019年超越日本,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分摊国。与2008年相比,中国目前12%的分摊比例是之前的4.5倍。可以说,中国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巴内特:无论是在公共卫生领域、救助贫困领域,还是在国际维和行动以及灾难救援中,我认为人们可以看到,也有很多信号显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

  美国的联合国会费是几十年前在其贡献评估的基础上定的。美国想成为第一,只有支付费用才能获得权力。所以在我看来,这似乎有些两难。虽然与其他很多费用相比,联合国费用并不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但是美国一直以来想降低评估。问题是当美国降低贡献评估时,那就需要其他国家来支付费用,支付这些费用的国家也随之获得更多相应的权力。所以我认为其中一个矛盾的困境是,美国想降低联合国会费,但是又不想因此让它的影响力也随之降低。就是说,不用付钱就能获得权力。美国一直都欠费,已经有几十年了,这是因为国会有最终拨款的决定权。美国的做法通常都是等到最后时刻,看到要确实失去投票权时,才真正支付会费。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国会经常试图把钱作为一个谈判的杠杆:联合国除非做出这样那样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付费。这样的游戏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现在可能变得更加严峻,即使是小布什时期,情况从来都没有这么坏过。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理性国家,为什么有义务援助其他国家?

  巴内特:首先要问的是,国家进行人道援助的动力是什么?一般认为国家都是自私的,它们不会做无利可图的事情,这是现实主义者的基本看法。那么,为什么国家要帮助那些它们并没有义务要帮的穷人们?一般来说,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也打开了经济帝国主义之门或者说展开了经济交流。二是有些时候,这些国家在没有按人们所期待的作出它应有的贡献时,可能会觉得耻辱。就好像我们会在乎周围同行如何评价自己一样,我们希望在别人眼里是个好的形象。所以,通过人道援助可以向人们呈现其好的一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您所说,“人道”与“权力”存在无法解绑的悖论。人们一方面希望大国出资、出手,承担国际责任;但是反过来又会责难这是为了“获得影响力”“扩大权力范围”等。

  巴内特:欢迎来到大国俱乐部!同样的质疑也发生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身上。我认为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但或许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渠道进行救援,以减少这样的质疑,那就是多边机制。人道援助是通过多边机制还是双边机制,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比如,海湾国家常常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人道援助,批评者认为受援国有可能受到控制。而相比之下,北欧国家通过多边机制来实施人道援助——由联合国机构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就少了些麻烦。所以,如果想要避免质疑,可能通过多边机制会好一些。对于美国也一样。我们也有难民机构提供双边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向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但是希望将资金流向多边机构,由后者来决定如何进行援助。当然这个问题就不只是人道救援领域能解决的了。

  多元文化实验从未成功但一直在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美国从一些国际组织撤出?

  巴内特:我认为最终会产生一些直接的或者间接的结果。首先,我认为很多国际机构需要改革。有些机构已经成立很长时间,早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了。改革是必须的。但改革的方式不一定是美国喜欢的,因为很多机构的规则是美国在鼎盛时期制定的。我对于一些正在推进的改革很赞同。当然,当改革发生,当你从一些机构撤出时,同时,你的影响力也会消失。对美国来说,可能有很多理由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委员会以及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但是退出也意味着影响力的消失。我认为这届政府根本不关心是否失去影响力,它关心的是如何损害这些机构。其次我认为从国际组织撤出,很明显是因为他们担心在很多议题上失去美国的主权,包括移民问题。副总统、国务卿以及其他一些人与总统一道,认为与这些国际组织在一起是麻烦事,所以希望与它们切割,保持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我认为间接的影响会有几方面。 一是美国的盟友认为他们不能再信任美国,所以他们不得不考虑其他的战略。我们看看亚洲地区,由于美国对南亚各国的承诺,显然引起国际资本重新审视它们与中国相关的战略,所以会产生多种影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很多人看来,简直就像看一个喝醉的人在摇摇晃晃走路,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失控!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从叙利亚撤军,然后第二天,国防部说“不”。这简直就是疯了。美国外交政策遭受损害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失去很多重要的外交资源,国务院受到重创。许多受过多年语言训练、有过多年外交经验、可以被倚重提供政策建议的人都离开了国务院,比如巴勒斯坦问题的顾问们都已经离开了。现在人们担心这届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应对多重危机,某种程度上会留给其他国家更多机会。我们看看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美国本来想在委内瑞拉大大展示一番实力,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委内瑞拉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人现在还信奉同样的价值观吗?

  巴内特:在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有一点就很让人震惊。很多人在竞选时,不管在哪里都觉得有必要谈美国的价值观。比如里根,他提出“山顶上闪耀的城市”,代表某种倡导自由的价值观。但是特朗普从来没有提到这些,也没觉得有必要,而是采取相反的行动。这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认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移民政策需要改革,但不一定就是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冷酷政策。《纽约时报》甚至称强行把孩子与他们的家庭分离的行为是犯罪,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人支持这样的行径,这不仅危险而且残酷。美国人现在互相看看,可能会想,我们真的信奉同样的价值观吗?美国人还能聚拢在一起吗?

  奥巴马时代,人们还可以坐下来讨论,告诉对方各自的想法,最后可能达成一定的理解。现在,人们可能只会互相看看,然后说,我其实根本不想理解你,我们已经听够了你的想法,不想再听了。这种看法是相互的。看看民主党代表大会,出席的大多是极端分子,当拜登说“我们可以进行更多接触、了解”时,他们说:“不,那不是我们想要的。”他们想要的就是报复。

  在我看来,多元文化的实验,没有什么国家成功过——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是它总是在非常微妙地保持平衡。这种多元主义一直在持续,所以每个人都想知道它能持续多久。我喜欢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我认为多元文化实际上是美国的力量之一,但是有些人不喜欢。

作者简介

姓名:冯黛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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