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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主义史与美国史研究的新趋向 ——再论《棉花帝国》
2020年09月17日 09:17 来源:《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于留振 字号
2020年09月17日 09:17
来源:《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于留振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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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新)资本主义史是当代美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前沿领域,近年来已经涌现出了大量论著,其中哈佛大学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一书影响最大,被视为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作。该书旨在以棉花商品的全球史为例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探讨资本主义史的本质,并着重强调乡村、奴隶制、暴力、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兴起代表了当代美国史研究的最新和最重要的一种转向,但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等学者的质疑和挑战。

  关键词:美国历史 经济史 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史 《棉花帝国》

  作者简介:于留振,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美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美国史、美国内战与重建、美国新资本主义史、美国宪法史。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于2014年出版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下文简称《棉花帝国》)荣膺美国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入围普利策奖,被《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评为2015年度重要书目,并被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十多种外文版本,引起了全球学者关注,成为近年来少有的学术畅销书。自问世以来,该书得到广泛赞誉,国际学界围绕它发表了大量评论,普遍认为该书是全球史、跨国史、资本主义史和棉花商品史等领域里的标志性著作。在中国学界,该书也受到了广泛关注,相继有学者发表书评,举办读书会,对其进行研讨。但与国际学界不同的是,中国学者大多只从全球史视角探讨该书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是“全球史领域的佳作”,其最成功之处乃“全球”二字,是全球史研究质量的“标杆”。

  诚然,该书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全球史著作,在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如日中天的今天,该书受到学界推崇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认为该书只是一部全球史著作,那么它的学术价值将大打折扣。事实上,该书还是美国新兴的“新资本主义史”(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NHOC)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作,而国内学界对此讨论还比较少。贝克特不仅在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领域卓然成家,在新资本主义史研究领域也独领风骚,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之一。他从1996年起就在哈佛开设“资本主义史”课程,一般被认为是全美最早开设此类课程的历史学家。他目前还担任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的联合主任,出版了不少深入讨论美国新资本主义史的论著。因此,唯有将《棉花帝国》置于美国新资本主义史的学术史脉络下予以考察,才能更为精当地理解该书的问题意识、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同时,通过解读《棉花帝国》的研究主题和方法,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探讨“新资本主义史”的研究主题、视角、方法和学术旨趣。

  那么,为什么说《棉花帝国》是“新资本主义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该书的研究主题和观点究竟是什么?如何更为精当地评论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缺陷?另外,何谓“新资本主义史”?与其他史学研究分支领域相比,它的研究主题和方法有何特点?为什么说“新资本主义史”研究是美国史研究领域的最新趋势和前沿领域?鉴于目前国内学界还很少从“新资本主义史”视角讨论《棉花帝国》一书,而且国内学界对新资本主义史研究本身的关注还非常有限,本文以《棉花帝国》为例,在已有评论的基础上,讨论该书的研究主题和观点,探讨美国“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兴起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争议。事实上,“新资本主义史”研究不仅是美国史学界的最新趋势之一,也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最新研究趋势之一。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重新关注资本主义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和价值,也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全球“新资本主义史”研究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主题与观点:“行动中的资本主义”

  《棉花帝国》一书视野宏阔,涉及问题繁多,但却隐含着贝克特鲜明的研究主题和观点。已有评论对该书的内容做过详细介绍,但对该书所要研究的主题却未尽数挖掘。从表面上看,该书考察的是棉花从16世纪作为一种全球性商品的兴起,到经历工业革命、遭到破坏和重建,以及新的棉花帝国主义的形成等近500年的历史。但贝克特的用意并非研究棉花商品本身,他实则希望通过讲述棉花这种商品的全球史故事,来解释现代世界的形成、现代世界的巨大不平等、全球化的漫长历史,以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演变。换言之,贝克特希望以棉花为例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史的本质。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棉花,而不选择其他商品,如蔗糖、稻米、烟草、橡胶、靛蓝以及煤矿来讨论这些问题呢?贝克特认为,所有这些商品都不具备棉花的独特重要性。譬如,蔗糖和烟草在欧洲并未造成大量无产阶级的产生,烟草没有导致大规模制造业企业的兴起,靛蓝的种植和加工没有为欧洲制造商提供庞大的新市场,美洲的稻米种植也没有带来奴隶制和工资劳动的激增。可见,贝克特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暗含着他独到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对资本主义史本质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他的研究主题。在评论该书时,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正确地指出,对“资本主义”概念的改造是《棉花帝国》在方法论上的一个亮点,也是“贝克特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创性贡献”。然而,贝克特在书中并未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的概念界定,他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体现在他的研究主题和观点上,这些主题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丰富内涵。那么,这些主题包括什么?

  首先,贝克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全球的乡村地区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也不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在探讨现代世界的起源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贝克特尤其强调乡村地区的重要性。这与人们通常关注城市、都市工人、工业企业家和金融家、商人等在资本主义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大不相同。贝克特通过大量史实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乡村是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有时候也是资本)的重要来源,因而也是资本主义史的一部分。譬如,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建立在工资工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压榨数百万乡村儿童、妇女和男人的劳动的结果。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将乡村劳动和小手工业者转变为工资工人的过程,这个过程破坏了旧的社会等级和权力关系,迫使农民从乡村迁到城市,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与此同时,乡村地区的棉花种植和消费也都严重依赖全球市场,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生转型。用贝克特的话说:“资本主义既需要,也缔造了一种永久革命的状态。这种永久革命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人们的生活可以被完全颠覆。资本主义的这些边疆通常可以在世界的乡村地区找到,棉花帝国的发展过程表明,全球的乡村地区应当是我们思考现代世界起源的核心。”5因此,贝克特认为对资本主义的任何解释,都首先要考虑全球乡村地区的转变。学者们此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少,受到《棉花帝国》一书的启发,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乡村在资本主义史研究中的地位。

  其次,与强调乡村地区的重要性相关的是,贝克特也对资本主义史研究中的“劳动”概念进行了改造,这突出体现在他对奴隶制、暴力和强迫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性的论述上。与通常认为奴隶制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相反,贝克特指出,“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不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对立面,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为强调暴力的作用,贝克特甚至发明了“战争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并认为通常被历史学家称为“重商主义”时代的16世纪至18世纪以及19世纪前半期的美国南部属于战争资本主义时期。此外,贝克特在强调暴力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时,也意在挑战另一种主流观念,即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劳动方式是雇佣劳动(或工资劳动)。贝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多种劳动形式,包括奴隶劳动。诚然,这种观点并非原创,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此就有论述:“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之前的学者并未像贝克特那样将自由工资劳动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劳动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譬如,美国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受益于南部奴隶种植的棉花,但美国的史学研究大多将奴隶制视作局限于南部的一种区域制度,并认为奴隶制是一种与北部资本主义对立的落后经济体制,很少将奴隶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近年来的“新资本主义史”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兴趣,并产生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认为,奴隶主或种植园主并非落后的农场主,他们与北部资本家一样,也注重投资、盈利和技术革新。奴隶制并非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它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并缔造了资本主义。

  此外,贝克特不仅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黑暗面”,他对棉花资本家和各类商人群体同样给予突出重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到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美国史学界兴起了新社会史学,这种史学高度重视那些被传统美国史学无视或忽视的美国群体的历史作用。譬如,新社会史学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视角,特别重视工人群体的历史经验,资本家、银行家和商人等群体的历史经历则被有意或无意边缘化。新资本主义史试图扭转这种趋势,倡导从多种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用康奈尔大学历史学者路易斯·海曼的话说,新资本主义史主张以“自下而上、直达顶端”(from the bottom up, all the way to the top)的视角做历史。在《棉花帝国》中,贝克特尤其强调资本家、种植园主、各类商人群体在动员劳动,缔造棉花帝国的生产、制造和销售网络,以及在投资、信贷和金融等方面的创造力和作用,毫不忽视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但资本家和商人的活动环境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该书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贝克特反复强调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和在构建市场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从贝克特的论述可以看到,无论是战争资本主义的构建、工业资本主义的腾飞、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构建,还是现代世界不同的不平等根源,都可以从国家能力的角度得到解释。譬如,在解释“大分流”的原因时,贝克特认为,只强调文化因素、资源禀赋、气候或地理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国家的能力。在论述近代早期欧洲与东亚之间经济发展的“大分流”问题时,贝克特就认为,“大分流”最初是欧洲和东亚国家之间的国家权力的分流,同时也是这些国家与其资本家的特殊关系之间的分流。一个强大的国家,有能力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建立法律,完善官僚机器,修建基础设施,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以此塑造工业市场,建立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缔造征税工具,监管国家边境,动员雇佣工人等。可见,贝克特的研究与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的美国政治发展学派(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PD)的研究遥相呼应。这尤其体现在作者关于美国史部分的叙述之中,传统上,学者们认为19世纪的美国不存在拥有强大行政能力的国家,美利坚国家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几乎没有进行干预。但近年来的研究已从多个方面对传统观点进行了修正。

  当然,如果只单纯强调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并不完全是原创见解。贝克特突出国家的重要性,旨在强调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政治维度,以及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如市场,资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历史解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资本主义史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围绕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争论长期争执不下。新资本主义史学家没有简单地提出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而是力图考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市场的建构过程。换言之,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国家是否干预或塑造了市场,而是深入探讨国家如何塑造了市场,以及国家对市场的塑造如何反过来增强了国家权力。贝克特的研究认为,市场并不是简单地由供求关系缔造出来的,而是由国家建构的,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时期的同一个国家对市场的建构并不相同,这取决于许多因素。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资本家的活动离不开国家,但资本家的活动同样会影响国家的行动,在不同时期,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譬如,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依赖国家为他们构建活动的环境,但20世纪末以来,资本家对特定民族国家的依赖减弱。此外,资本与国家之间也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考察,贝克特还试图指出,资本主义与民主政体之间也不存在对应关系,而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近年来欧美学界争议极大的课题。贝克特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可以同时存在于多种政治体制之下,即使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采取的也是非自由主义的方式,譬如18世纪的英国,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也称不上是民主国家,它实际上是一个帝国,拥有巨大的军事开支,几乎始终处于战争状态,拥有强大的和具有干涉主义倾向的官僚机构,在国内实行高税收政策,在国际上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政府债务极高。而19世纪资本主义最具活力的美国南部地区,同时也是奴隶制最为盛行、最不自由的地区。

  最后,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这些新颖阐释,离不开新的解释框架,即大部分评论者都提到的作者所使用的全球史和跨国史视角。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兴起已成为史学研究最为引人瞩目的变化,几乎横扫整个史学领域,已经对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近代历史的认识。贝克特本人也是全球史和跨国史的重要践行者和推动者之一,他目前还在担任哈佛大学韦瑟赫德全球史倡议联合主席。《棉花帝国》的副标题就是“一部全球史”,也是第一部集中研究棉花全球史的著作。贝克特指出,以往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棉花时,关注的主要是地方上的、区域性的和国家层面的棉花史,这种研究通常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民和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作为一种商品,棉花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的特征,棉花的种植、运输、投资、制造、销售和消费,蕴含着资本、物资、人员、信息和原材料的全球流动,并将世界上相距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通过对棉花商品进行全球史考察,贝克特指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现象,在过去300年间,世界经济的全球流动一直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传统上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对欧洲和北美的有限地理范围之内的历史经验上得出的结论,这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它导致了对整个资本主义历史的误读。譬如,在研究资本主义历史时,以北大西洋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倾向于强调工业、工资劳动和生活标准的重要性,但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全球其他地区是密切联系的,当欧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之时,其他地区则成了原材料、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提供者。因此,全球史视角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联系,还挑战了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史的传统研究。譬如,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19世纪和20世纪分别称作“资本的年代”和“极端的年代”。贝克特认为,这种看法主要是基于对欧洲历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如果从亚洲、非洲和美国等地区的视角来看,结论恰恰相反:19世纪是野蛮和极端的年代,奴隶制和帝国主义蹂躏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20世纪则见证了帝国强权的削弱,世界上更多地区的人民才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打碎殖民统治的枷锁。如果不是欧洲中心论的歪曲,去殖民化才是20世纪历史的核心。

  不过,对全球史和跨国视角的强调,并不是忽视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作用。贝克特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史的大部分时期,全球化的进程和民族国家的成长并不是如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相冲突,而事实上是互相强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别。贝克特认为,如果说20世纪末以来新的全球化时代与过去的全球化时代的确存在彻底背离,那么这种背离并不在于全球化联系的程度,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家第一次有能力把他们自己从特定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而那个国家正是促使他们崛起的制度组织。可见,本书从全球史角度,考察了资本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如何缔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生产综合体,并使用棉花的资本、技术、网络和制度组织界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的。贝克特意在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考察,来展现一部“行动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action),在这种资本主义中,经济关系的地理范围随着时间变化而转移,多种劳动体制的共存,资本与各种政体的复杂重组,正是贝克特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本质。

  二 “新资本主义史”:美国史研究的新趋向

  由上可见,贝克特笔下的资本主义史与以往历史学家关于资本主义史的研究大不相同。这与新资本主义史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有关。那么何谓新资本主义史?它是何时兴起的?它的研究主题和方法有何特点?与人们的印象相反的是,资本主义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历史现象,而且资本主义史研究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明确以“资本主义史”或“新资本主义史”命名一个研究领域则是最近20多年才出现的现象,因而它也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事实上,该领域最早是作为教学领域出现的。如前所述,贝克特1996年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资本主义史”研讨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史研究兴起的开端。此后,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在内的美国数十所大学都开设了类似课程。2011年,哈佛大学发起召开“资本主义史教学”研讨会,来自全美几十所高校的学者齐聚哈佛,讨论“资本主义史可以如何促进美国大学的课程建设”。

  此外,关于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各类研讨会在全美各大高校遍地开花。同时,全国性的历史学专业组织和专业学术刊物也积极推动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发展。2010年,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OAH)的年会上都有专门讨论资本主义史研究新进展的小组会议(panel),2012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年会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研究的前沿”(Frontiers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同年召开的社会科学史学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年会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及其历史”(Capitalism and Its Histories)。2011年,由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和丽萨·麦克吉尔主编的《美国史学现状》一书,斯文·贝克特撰写的“美国资本主义史”与妇女史、环境史和文化史等领域赫然并列,被视为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这标志着美国新资本主义史研究进入学术主流。2014年,美国史旗舰刊物《美国史杂志》刊发长篇交流文章,探讨和反思资本主义史研究的起源、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与此同时,大量相关学术专著和论文相继涌现,譬如,从2013年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起出版“哥大美国资本主义史研究”系列丛书,几乎每年都有新著问世。到2016年,贝克特指出,资本主义史研究是当今美国史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资本主义研究的复兴,已成为“过去几年内历史学科最重要的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2019年,该领域的专业学术刊物《资本主义:历史学与经济学杂志》(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在美国创刊,旨在“通过挑战历史学各分支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并将历史学与经济学、法学、社会理论和人文学科等领域进行广泛的对话来实现[资本主义研究的]创新。”

  但是,究竟何谓“(新)资本主义史”,美国学界至今尚未明确界定。最初,美国学界用“资本主义史”(即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这个名称来指代该研究领域,大约从2014年之后,美国学界的大部分论著开始频繁使用“新资本主义史”来指代该领域,但两者所说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资本主义史”还是“新资本主义史”,这个领域都不是相对于所谓传统的资本主义史研究而言的。这里所说的传统资本主义史研究,主要指譬如马克思、韦伯或桑巴特等学术脉络之下的资本主义史研究传统。事实上,美国新资本主义史的兴起有其自身的学理逻辑和学术史脉络,它所反思或批评的对象并不主要是传统资本主义史研究。

  那么,近年来美国史学界为何突然兴起了对资本主义史的研究?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文化史的勃兴带来的“文化转向”导致历史学家越来越痴迷于对身份认同和历史事件、行为和话语的意义进行解构,从而忽视了历史研究中的物质因素,部分学者对此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在历史研究中“重新找回经济”,重新发现经济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其次,近年来的经济史、企业史和劳工史等研究领域陷入困境,需要新的研究视角。譬如新经济史学研究偏重数理模型和经济理论,而忽视历史主义的解释,以至于使经济史成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历史学家对经济史研究逐渐敬而远之。再次,近年来美国的历史学家对经济学家普遍推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念常有批评,认为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抽离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不是将资本主义视作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而是视其为人类发展的一种标准。历史学家认为经济学家的这种解释不仅背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而且造成了有害的实际后果,无助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因此呼吁历史学家发挥自己的作用,从历史视角重新解读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换言之,美国新资本主义史的兴起,一方面是为了挽救由于新经济史学和新文化史的冲击而被历史学家日益忽视的经济史研究,同时也是为了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而兴起的。在这种背景下,一大批研究经济史、劳工史、企业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甚至环境史的历史学家纷纷汇聚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旗帜之下,并改称自己为“(新)资本主义史学家”。所以,广义来说,美国的新资本主义史研究包括任何从历史分析的视角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而新资本主义史也很明显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

  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来说,新资本主义史借鉴和吸收了相关史学分支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根据2011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资本主义史教学会议”之后撰写的报告,新资本主义史的研究主题极其广泛,譬如历史上的经济变迁,公司和商业组织的演变;市场和分配的兴起;各种商品的历史;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包括军事冲突、空间和政治边界的产生,以及选举政治的范围等);劳动的集体动员问题;伦理与道德问题;经济思想史;奴隶制与种族的作用;科技变迁以及全球化的兴起等,都是新资本主义史的研究内容。在研究视角上,企业史和经济史主要关注的是盈利、经济效率、经济战略和有效管理等问题,新资本主义史则主要关注诸如权力,组织生产、分配、买卖等方式,以及社会、国家、政治和政策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换言之,新资本主义史主要研究的不再是企业模式或战略,而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关系问题。反映到研究方法上,新资本主义史虽然吸收了经济史、劳工史、企业史和政治史等领域的部分研究方法,但它反对使用新经济史学最为推崇的计量方法、经济理论或数理模型,而是积极吸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方法,力图重建经济史研究的人文因素。

  新资本主义史的兴起,促使历史学者重新重视经济问题,催生了许多新的研究题材,并使许多已不为学者关注的旧问题重新成为学术热点。譬如,棉花、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重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主题。传统经济史关注的金融、铁路、风险和保险等问题也在新资本主义史视角下得到重新审视,新资本主义史学家还对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从历史角度做了实证研究。事实上,这些著作并未否定过去30多年来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而是充分借鉴和吸收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和视角。作为新资本主义史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贝克特认为,新资本主义史不仅仅是各史学分支领域的重新整合运动,实则标志着一种“真正新颖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试图“把经济带回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之中,反对将“经济”看作是从分析层面和历史层面上与历史的其他部分相隔离开来的范畴,而是将对经济变迁问题的解释融入对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考察之中。简言之,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并不是资本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新资本主义史学家对经济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提出了批评。譬如,他们认为,经济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科学努力的结果,还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政治冲突和利益息息相关。在他们看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深深地根植于美利坚国家和美国政治的历史之中,因此不能孤立地考察国家和市场、政治与企业等问题。即使像私人财产权这样的资本主义基本范畴,通常也是由法律、也就是由国家所表达和建构起来的。他们也反对把商业描述为追逐利润的原子化个人,而视其为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网络中的完整社会行为者。这些研究很少关注传统的企业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关注的公司或城镇等问题,而是关注市场的崛起,但他们笔下的市场,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者共同构建的,并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传统、制度、信仰和社会网络之中。

  此外,新资本主义史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都未给“资本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每部作品都有自己对“资本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解读。《棉花帝国》也不例外,并因而招致一些学者的批评。譬如,有学者在评论该书时指出,虽然该书通篇都在讨论资本主义,但贝克特始终都没有给“资本主义”下一个一般性的抽象定义,这一点“令人震惊”。其他学者也对新资本主义史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它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无法清晰界定资本主义”:“对有些作者来说,它指的是商品化,对其他作者来说,它指的是强制控制劳动,而对另外一些作者来说,它指的是从根本性的不稳定状态中获取利润。这些定义之间有时候甚至互相冲突。”但新资本主义史学家却对此进行辩护。路易斯·海曼认为,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不是像女学究那样一板一眼地给资本主义下定义,而是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看起来如此简单,却难以轻易界定”。他认为资本主义史研究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普世理论或终极解释,而是阐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布朗大学的塞斯·罗克曼甚至认为,不给资本主义下定义并非新资本主义史学的缺陷,恰恰是该领域具有重要价值的优势之一。他指出:“在这个领域的著作中,很少有作者明确指出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含义。如果说学者的目标是搞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以及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如何运行的,那么,他们似乎要让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漂浮的占位符(float as a placeholder),而去寻找这个制度运行的根本证据。”他认为,历史学家普遍不对资本主义进行严格的理论界定,是因为只有“当我们看到它是什么时才会认识它”。斯文·贝克特承认,“对于这个领域来说,资本主义的定义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但他也指出,不同的学者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任何一个简单的定义都会削弱资本主义内容的复杂性。

  在这样的学术史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棉花帝国》一书的研究主题、观点和方法及其产生的争议。历史学家普遍称赞该书的研究价值,但经济学家则提出了激烈批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的艾伦·奥姆斯特德和密歇根大学经济系的保罗·罗德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棉花帝国》一书有多处事实错误,譬如,贝克特关于英国资助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的叙述不实;他严重夸大了领土扩张对于内战前美国棉花生产的重要性;他也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内战前,英国的政策是敌视奴隶制而不是支持奴隶制的;他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强暴性的叙述也不符合实际;他关于美国内战期间印度棉花出口量增加的论述也是错误的。此外,他们还认为贝克特及其他新资本主义史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存在严重缺陷,即历史学家选取的历史资料范围有限,不具有普遍性或代表性。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倾向于选择一个或几个前奴隶的言辞来推导出关于奴隶制的普遍看法,不具有说服力。他们尤其反对贝克特关于奴隶制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论述,认为对于工业革命或棉花生产来说,奴隶制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批评贝克特等历史学家无视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不仅未能推动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学科对话,反而加剧了双方的自说自话。卫斯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埃里克·希尔特也认为,贝克特等新资本主义史学家对一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轻视,可能导致历史学者的研究结论大打折扣。他认为,贝克特提到的诸如“奴隶制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是否必不可少”的论述,可以用“反事实推理”的方法,通过“假想实验”得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并以福格尔用此方法对美国铁路是否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经典研究来说明这种方法的重要性。

  关于“反事实推理”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确存在分歧,历史学家普遍对该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譬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费希尔认为,反事实推理方法不能用于历史研究,因为以假设方式提出的问题,无法通过经验研究来验证。中国经济史学者李伯重也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而不能是按照某种逻辑或理念‘应当’发生的事。史学可以探讨历史上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不能根据某种假定对历史上没有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埃里克·方纳甚至说“反事实推理方法是荒谬的”,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推导普遍真理,而是搞清楚历史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李剑鸣也指出,历史是无法更改的过去实况,史家只能根据确切的史料来进行研究,“假设方法的解释力是相当有限的……它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史家要提防被它引向虚构的陷阱。”

  可见,经济学者与历史学者之间的分歧体现的不仅是具体观点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可能还在于其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不同。经济学家批评历史学家忽视理论,历史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理论先行的做法无视历史事实。的确,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依靠一套复杂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学已成为一门高度科学化的学科,向来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但贝克特却认为,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已经披着科学的外衣,而且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解释已经真正成为霸权”,这种霸权“创建了一种奇怪的、与历史无关的和自然主义的当代经济安排的理解理念”,而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使那种自然化的话语失去了权威”。路易斯·海曼也认为,几乎所有所谓的经济理论都是从过去500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解释,不能本末倒置:“正是事实,而不是任何理论,使得资本主义史学与经济史学大异其趣。”

  由于学科之间的差异,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否认新资本主义史的学术价值,相反,正是这些争议不断推动该领域进行持续反思和保持活力。作为新资本主义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棉花帝国》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史学作品,理应得到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当然,无论是《棉花帝国》还是其他相关论著,都不是对资本主义史的终极解释。但从近年来新资本主义史产生的影响来看,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忽视它为史学研究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因为借用贝克特的话说,“在下个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史研究甚至将会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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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于留振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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