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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日俄关系:从联盟到对抗
2020年11月06日 10:17 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作者:(俄)阿·科什金·阿尔卡季耶维奇 字号
2020年11月06日 10:17
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作者:(俄)阿·科什金·阿尔卡季耶维奇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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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20世纪初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平条约》至十月革命后日本干涉俄国远东地区,日俄之间经历了多次冲突与和解。在朝鲜半岛、华北以及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捕渔区等地区利益分配问题上,日俄双方存在着长期的矛盾,由此导致了日本出兵俄国远东地区、干涉俄国革命以及俄国远东阵线的常规部队和游击队的反击。这些矛盾和冲突为此后数十年日俄之间新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关 键 词:《朴茨茅斯和平条约》/恢复外交关系/捕鱼公约

  作者简介:(俄)阿·科什金·阿尔卡季耶维奇,历史学博士,东方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莫斯科 119991)。译 者:战丽阳 战丽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1905年,日俄缔结了《朴茨茅斯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朴茨茅斯条约》),但该条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矛盾,而只能在一定时期维持现状。东京方面认为战争将会获得胜利,未来日俄在东北亚新一轮的势力之争不可避免。在俄方看来,战争双方打成平局,俄国官方报告和政府出版物中,禁止出现“失败”一词。

  为了减轻民众对政府无力捍卫国家利益及签署《朴茨茅斯条约》屈辱条款的指责,沙皇政府的官员们故意扭曲朴茨茅斯谈判的结果。与割让南萨哈林岛及以隐晦形式赔款的事实相反,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说道:“考虑到缔结条约的情况,《朴茨茅斯条约》的条款对俄国非常有利。俄罗斯帝国不仅没有额外的军费支出,还保住了舰队,并且没有失去一寸领土。”①实际上,沙皇政府不仅割让了帝国的一部分领土,而且还同意以“赡养战俘开支”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支付4600万日元,这几乎可以填补日本的预算赤字。

  1905年9月,日本群众性的反政府演说证明,民族解放运动团体对俄国的让步并不满意,他们要求俄国为“胜利”付出更大的金钱代价。在东京,废除《朴茨茅斯条约》的口号被提出,因为这项条约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他们提出最低条件是赔款数十亿日元,将整个萨哈林岛以及中东铁路控制权转交给日本,租借辽东半岛,同时,要求俄国放弃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所有权利。总体而言,日俄两国关于未来的更可取的远东政策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继续对抗直到战火重燃,二是基于确保国内稳定的考虑,主张和平与睦邻友好。但是,后者很难克服主张对抗的支持者的阻力。两国的地主一君主和军事官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主张延续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这导致了军事支出扩大。从1906年到1911年,军事支出在日本政府预算中的份额从23.8%增加到40%。②

  《俄日捕鱼公约》

  尽管1906年1月日本和俄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仍处于战后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日本进行了各种外交尝试,试图通过解释《朴茨茅斯条约》的条款,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在签订贸易协定和《俄日捕鱼公约》(以下简称《捕鱼公约》)的谈判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日方坚持开战,两国之间先前达成的所有协议均被视为无效,有必要重新建立一套条约制度,以规范这两个邻国在各个活动领域中的关系,其中就包括制定并缔结关于贸易通航的新条约。日本政府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因此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力求扩大日本在贸易和其他方面的优势。日方丝毫不掩盖想要广泛渗透到俄国远东地区的目标,要求放宽对日本公民进入俄国领土的签证条件,并取消对进入阿穆尔河地区的日本商品征收关税。俄国外交部认为这些要求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可能导致无尽的‘和平’的经济掠夺”。尽管如此,渴望尽快与其远东邻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愿望促使俄国政府寻求妥协的办法。例如,如果双方同意收取少量的费用(50戈比)的话,那么日本人办理签证的周期只需要六个月。同时,在互惠的基础上,来俄日本人拥有在俄国购置房产,从事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权利。如果说在与自身领土相关的规则制定问题上,俄国仍能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的话,那么就中国东北而言,这种可能性会受到“门户开放”原则的限制。在这一问题上,考虑到实际力量的对比,俄国只得选择妥协。俄国外交部替政府解释说:“此外,在争取中国东北的统治权的不平等斗争中,我们作为弱方,不仅要在毫无争议的日本控制下的边界上,而且还要在中国东北北部,在我们的实际利益范围内做出让步……”③

  日俄双方关于缔结《捕鱼协定》的谈判进展十分缓慢。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第11条,俄国有义务“给予日本国民在俄国控制的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海域捕鱼的权利”。谈判伊始,日方就试图扩大对这一规定的解释外延,企图通过讨价还价来得到额外的特权和特惠。在日本提出的协议草案中,已经不仅是“捕鱼”,而是在俄国领海中收获任何海产品。日方还提议“在俄国国民可以从事捕鱼业的海域,如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等俄国领海,日本国民均有权利捕获鱼类和海产品……”同时,日方还提出猎捕哺乳动物——鲸、海豹、海狸的要求。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日方有权在俄国水域捕猎鲸鱼,而非所有动物。根据1907年7月28日日俄签署的《捕鱼公约贸易和运输协定》(即《俄日捕鱼公约》),日本公民有权在捕鱼区竞标,使用租赁区加工和储存鱼类,修理船只、渔具和其他必需品。同时,日本国民在租用海域、缴纳税金和关税上与俄国国民拥有同等的权利。此外,俄国政府保证不对出口到日本的鱼和其他海产品征收关税。由于日本渔民在工业捕鱼领域的技术明显领先于俄国渔民,因此他们实际上牢牢掌握着滨海地区的鱼类资源。可以说,由于缺乏资源和人手,1907年出租的90个渔场中只有5个由俄国公民实际控制。还应当指出的是,许多日本人的行为破坏了《捕鱼公约》,日本籍渔业主通过冒充俄国国籍进入禁止日本人捕鱼的水域,且日本舰艇经常随渔船一起进入俄罗斯水域。由于日本人的掠夺性捕捞,俄罗斯沿海和阿穆尔河的鱼类资源持续下降。④

  俄方之所以在《捕鱼公约》有关条款方面做出让步,是因为沙皇政府希望与日本政府达成一般性政治协议,以便更加自由地专注于处理欧洲事务。另一方面,日方也希望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问题上与俄方达成一致意见。俄日关系正常化符合寻求在中国与日本合作的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伦敦和巴黎方面期望俄日关系的改善,这将有助于协约国控制俄国。沙皇政府从自身角度考虑,试图利用西方盟国的帮助,从日本那里获得远东边界的安全保证。

  俄国提出签订一项共同政治协议的倡议。1907年2月上旬,伊兹沃利斯基向日本特使元野提议,在2月10日就收到了东京方面的肯定答复。对于日本来说,条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确定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907年7月30日签署的《日俄政治总协定》宣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并维持远东的现状。但是,在公约的秘密部分中,中国东北被划分为日本(南部)和俄国(北部)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权利”,而日本也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权利”。

  在日本,与俄国达成的协议被积极地接受,这一协议亦有利于日本的贸易,最高当局也一致同意并通过了关于捕鱼和共同政治的公约。参与谈判的人员获得了极高的奖赏,并获得了男爵称号。与日本达成协议在俄国也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维特指出,该协议“使俄国有机会在远东地区保持冷静,从而能够有余力处理与西方的事务”。⑤

  俄日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冲突

  然而,仅凭日俄间的妥协,不可能达成中国东北地区的“力量平衡”并缓解对抗。美国公开宣布在该地区享有所有的权益,由于在战争期间向日本提供了各种援助,美国坚持对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企图令日俄在战争中相互削弱彼此的实力。华盛顿的政客首要关心的是在远东地区实施自己的扩张主义计划。如果说要将惨败的俄国的势力挤出中国似乎不是一件困难的任务,那么日本声称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挥领导作用则给美国人出了难题。美国政府愈发确信,日本打算扩大在中国所占领的区域并对“门户开放”政策不感兴趣。

  日俄战争后的几年,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地位增强,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加深。日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加剧。两国之间的矛盾促使美国的移民政策严格化,日本移民入境受到了严格控制。同时,美国和日本开始了海军军备竞赛,双方都毫不掩饰自己想要夺取太平洋上霸主地位的意图。在外交活动中,日本政府表达了希望与美方达成一项协议以调节日美关系的愿望。1908年11月,日本与美国国务卿签署了一项协议,宣布维持太平洋的现状以及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口头保证。实际上,因为将东亚视为主要势力范围,东京也在寻找办法阻止美国向东亚扩张。俄国是少数几个支持日美对立状态的国家,因其苦恼于无力保护自身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不受美国侵害。

  1909年11月,美国提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通过赎回的方式实现“国际化”的计划之后,这种担忧加剧。为了吸引俄国参与实施该计划,美国人以日本对俄存在的威胁来恐吓俄国,并表示愿意与俄国联合对抗日本。在与日本讨论该计划时,美国代表则采用了交易的办法。为让日方同意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交换美国同意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同时,美国也让日本明白,通过牺牲被认为“日本的真正敌人”的俄国,他们能够弥补该计划实施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日本政府识破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并得出结论——华盛顿方面的战术旨在将俄国和日本逐一逐出中国东北,巩固美国资本在这一地区的地位。⑥

  美国的意图太过于明显,以至于尽管对俄国十分不信任且存有敌意,日本的统治阶层仍然认为,与俄国建立统一战线是值得尝试的。自1909年秋天以来,日俄开始就保护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1910年7月4日双方签署了一项协议,从本质上讲,这项协议是对美国阴谋的回应。协议宣布,日本和俄国有义务维持中国东北的现状,并在该地区因出现威胁因素而导致局势复杂化的情况下共同采取行动。该文件的秘密部分重申了1907年协议中划分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及双方“不侵犯在上述地区各自的特殊利益”的责任。同时,双方确认了相互之间在保护和进一步加强当事方利益的行动上的自由,并避免对双方特殊利益的任何政治意图。⑦

  协议的内容表明,双方都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担心有人会试图挑战这一局面。将中国东北划分为“势力范围”包含着将来计划完全征服中国的野心。一位日本高层活动家井上侯爵曾经极其坦诚地对俄国特使说,“两个邻国都应该注意到,未来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时可能会产生问题”。⑧

  随着1911年以来反帝反封运动的蓬勃发展,封建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弱化,这有助于强化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及外蒙古的地位,外蒙古民众很快发起了反华抗议活动。1911年12月,在外蒙古的行政中心——库伦(今乌兰巴托)的清朝地方政权被推翻,并宣布建立了独立的蒙古国。由于日本的资本在内蒙古拥有更多的利益,日本开始寻求俄国对这些利益的认同。日本向俄国政府提议签署一项特别公约,以确定在内蒙古的势力范围。同时,日本希望得到整个内蒙古的控制权。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协议。根据1912年7月签署的新日俄公约,中国东北地区西部和内蒙古被划分为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签署的公约和协议中,俄国为与日本维持和平关系做出了多种妥协。鉴于此,日本政府试图组建日俄同盟,以推动日本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加强其在与西方列强斗争中的地位。有关建立同盟关系的文件草案于1914年夏天正式提交给沙皇政府。然而,俄方不想为了日本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回避讨论这一提议。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西方,客观上延缓了其在中国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

  俄日联盟协议

  日本以1914年8月1日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控制中国沿海和太平洋北部地区。日本认为,可以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实现对中国沿海和太平洋北部地区的控制,但是没有立即决定倒向战争的哪一方。在战争期间,是站在德国一边将英国和其他殖民大国赶出中国,还是加入协约国,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与德国方面联合对抗协约国对日本而言是危险而力所不及的。俄国加人协约国对日本参与战争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站在俄国的对手德国一边,意味着再次与北部邻国交锋,这与日本建立日俄同盟,共同反对西欧列强和美国在东亚的殖民统治的计划相悖。

  日本政府开始听到有关“英俄秘密联合共同反对日本”的传言,⑨而英国一贯坚持限制日本舰队在中国水域对德国军舰的行动以保护贸易路线的“建议”,则证实了英国阻止日本主动参与在华反对德军行动的意图。此外,1914年8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埃·格雷向日本驻伦敦大使明确表示,“没有日本的参与,也可以取得对德国的胜利”。⑩显然,英国对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有自己的想法,绝不打算与其他国家分享。在日本,这种观点得到了强化,即“对日本的限制源于英俄之间的单独协议,(他们)无视日本在中国的利益”。日本政府对此无法接受,下令迅速部署一支远征军,占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群岛)的统治区域。

  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日本舰艇炮兵向被德国人占领的青岛开火。经过两个半月的围攻。日本占领了德国前哨基地,随后占领了整个山东省。1914年10月至11月,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也全部被日本舰队占领。

  至此,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行动受到了限制。在欧洲诸大国忙于与德国及其盟国斗争之际,日本政府试图迫使中国北洋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主导地位。1915年1月18日,日方向中国北洋政府提交了一份文件,即历史上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中包括将德国曾经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扩大在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的特权;中国不能把港口和岛屿租赁给第三国;道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应由日本负责。根据这些要求,日本确立了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北洋政府答应聘请日本人作为其政治、金融和军事顾问。中国应从日本购买50%以上的武器,并建立日中联合军械库,这些要求直接侵犯了中国主权。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日本将中国东北南部和山东军队规模增加至7000人,中国北洋政府不顾广大民众的抗议,仍然签署了中日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都不愿恶化与日本的关系,但也并未打算将中国拱手让给日本。日本对此非常清楚,根据列强在中国力量平衡的变化制定了计划,使情势对自己更有利。在与西方强国对抗的情况下,俄国成为日本最可能的盟友。尽管俄国加入了协约国,但它仍继续将英国视为其传统竞争对手。在反对英国的基础上与日本接近,符合俄国的战略目标。此外,俄国在欧洲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需要日本为其提供军事物资。

  尽管1907年、1910年和1912年签订的日俄条约划分了双方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在遏制美国资本向中国的渗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美国依然希望在“国际化”旗号下巩固其在中国铁路建设中的地位。为共同对抗美国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扩张,客观上需要深化俄日之间在政治上的互相配合。

  最终,在决定被日本占领的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统治地区的命运时,想要利用作为协约国主要伙伴之一的俄国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在这一时期对俄关系的政策。这促使东京方面提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水平,使其具有联盟的特征。

  自1915年底以来,俄国和日本政府就缔结同盟条约开始了谈判。作为日本违反《朴茨茅斯条约》的补偿,俄方要求日方将中东铁路的宽城子一哈尔滨部分转让给俄国,并提出日本在俄水域获得海洋生物资源以及其他新的优惠租让条件。(11)这使谈判停滞了几个月。俄国政府拒绝了日方基于自身利益来修改划定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势力范围的条件。作为回应,日本人则拖延向俄国提供必要的武器和弹药。直至1916年7月3日,双方才签署建立战时盟国关系的协议。

  根据公布的文件,双方不得加入任何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同盟,在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互相协调、共同采取措施保护在远东的利益。该条约的秘密部分主要与中国相关:“缔约双方认为要维护其切身利益,需要中国不受与俄国和日本敌对的任何第三国的统治,情势所需时,双方将建立坦率和友好的关系,共同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12)

  日本为了使俄国站到自己一方,成为自己的盟友而铤而走险,引起了英国的严重不满。1911年英国与日本签订了为期10年的英日同盟条约。显然,日俄条约要反对的“第三大国”是指美国和英国。对当时的国际政治进行仔细分析后,列宁指出:“在这场战争期间,俄国和日本之间缔结的新的秘密条约,不仅针对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针对英国。尽管该条约的内容并不为人所知,但这是毫无争议的。日本在英国的帮助下于1904-1905年击败了俄国,而现在它正寻求在俄国的帮助下打败英国的机会。”(13)

  但是,英国为避免日本进一步改变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德国的外交政策,并未打算表示抗议。为了使协约国和美国承认其新占领的领土,日本政府恫吓并暗示道,日本将考虑与德国单独达成和平协议。日本虽然已向德国宣战,却公开宣布为在日本的德国公民提供保护,不会妨碍他们在日本的经济活动和来往自由。日本政府拒绝了协约国对日本提出的派遣日军和军舰前往对德西部战线作战的要求,并迟迟未签署不与德国单独达成和平的伦敦宣言,这使协约国担心,日本在合适的时候可能会转向德国并试图夺取其远东的占领地。

  如前所述,俄国积极支持日本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德国遗产”提出要求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从日本获得武器。由于战争和内部问题,衰微的俄国期望用3亿日元(从日本)购入70万支步枪和其他武器弹药。

  英国和美国丝毫不掩饰对俄日联盟条约的不满。美国国务院向两国政府发送了一封照会,照会中指出,该协议没有表达遵守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意愿。尽管圣彼得堡和东京方面在照会答复中口头表示遵守这一原则,但它们仅打算依照自身利益采取行动。

  与俄国的结盟使日本得以强化其对德国统治地区要求的立场。另一方面,缔结同盟使得俄国在日本加强对中国的扩张时保持中立。1917年2月16日,日本政府与英国正式达成有关战后将山东省转交给日本的协议。此后,3月1日,法国和日本签订协议,支持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主张;3月5日,日俄协议达成。直到《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有关协议对日本这些主张的支持都以一种秘密形式进行,甚至没有正式通知美国。赢得俄国政府对获得“德国遗产”的同意,使日本更容易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从而将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岛屿的统治权转移到自己手中。

  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日本希望在1919年1月18日于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上与协约国和美国一样拥有主导地位。尽管起初西方列强强烈质疑给予日本与其同等权利的可行性,但日本政府还是设法将其代表纳入了巴黎和会“十巨头”会议的工作机构,该机构分别由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各两名代表组成。

  中国北洋政府希望在巴黎和会上就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与列强达成共识:1.将山东归还中国,废除1915年根据“二十一条”与日本缔结的条约;2.取消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其中包括:取消势力范围;外国军队和警察撤出中国领土;撤销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邮政机构和广播电台;取消领事裁判权;将“出租”的领土和租界归还中国;中国关税独立;3.取消德国和奥匈帝国在中国的所有政治和经济权利。

  由于这些要求直接损害了西方列强的利益,因此它们拒绝考虑。为维护在中国的利益,日本代表团毫不妥协,要求在和平协议中正式确认将赤道以北的所有德国统治地区转交给日本。同时,日本人引证1916年和1917年的秘密协定,指出英、法、俄三国承认日本在这些领土上所拥有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虽然与日本签署秘密条约的沙皇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但西欧大国和美国的代表仍认为这些论点具有说服力,并且更愿意满足日本的领土要求。作为交换,西方政客期望日本积极参与镇压苏俄革命的行动。日本著名外交官佐藤指出:“协约国还希望日本在1918年派遣大批军队作为使团与同盟国共同考察西伯利亚,并且由协约国掌握日本军队的指挥权。”(1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奉行以损害中国利益来安抚东京的政策,这不仅没有限制日本的扩张,反而激发了日本对东亚新的武装占领,刺激日本统治者下决心消除西方国家与苏俄在这一广阔地区的影响。

  日本入侵西伯利亚

  日本政界和军界较为平静甚至乐观地接受了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他们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持续血战的背景下,俄国从君主制向资产阶级政权的演进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分散苏俄人对远东问题的注意力,使日本能够不受阻碍地占领中国,并巩固在滨海区和俄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利益。十月革命后一个新国家——苏维埃俄国诞生的消息,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历史学家指出:“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被推翻的事实,引起了日本统治阶级无限的恐惧和对苏维埃政府的强烈仇恨。”“苏维埃俄国被认为是最危险和最凶恶的敌人”,日本政府仓促制定计划以“阻断共产主义革命从乌拉尔山向东方的蔓延之路”。(15)也即“依靠自己的力量占领西伯利亚,扼杀革命并在西伯利亚建立傀儡政权”。(16)

  1917年12月8日,军国主义思想家之一——宇垣将军,在帝国陆军大学的学生面前发表了讲话。他猛烈地攻击了布尔什维克,指责他们“破坏存在了数百年的帝国,践踏民主原则,建立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和贫民的无政府主义权力体系”。由于担心革命思想影响到日本人,将军要求建立“铁腕政府以及拥有坚定决心与革命者也即民族叛徒做斗争的政府”。(17)

  日本军事将领并不认为革命后的俄国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们预测日军将“迅速占领亚洲广大领土,(疆域)直至亚欧边界”,十月革命后,即刻在日本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侵略号召,预示了随后出现的“人道主义缘由”的干涉。《日本新闻》是日本反动圈子的扩音器,从1917年11月至12月刊发的文章标题可见一斑:《俄国的暴乱要求日军出兵》《道路之一:西伯利亚的独立》《派兵出征西伯利亚这一迫切任务》《展示日本的实力》《派遣部队》。

  年轻的苏维埃俄国政府意识到,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存在被侵略的危险,因此寻找与日本进行谈判的机会。早在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就向驻彼得格勒的日本代表要求重新审查沙皇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所有契约规定的义务,并建议缔结新的贸易和经济协议。但是,日本政府秉承镇压革命并夺取俄国领土的方针,不愿与新的苏维埃俄国建立正常关系。

  自1917年底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就组织武装干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谈判,决定由日本军队来负责推翻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苏维埃政权。与西欧列强不同,美国无意将这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土地完全拱手让给日本。按先前规定,东京方面有权在西伯利亚地区捕鱼、采矿,这意味着日本独揽了西伯利亚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权,使华盛顿政客十分不安。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美国)决定派美军进驻俄国远东地区。

  1918年4月5日晚,日本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势堂”贸易办事处的两名雇员被杀为借口发起了入侵,这是有计划的挑衅和行动开始的信号。未及弄清原委,当天,在炮兵部队的掩护下,两支日本步兵中队和一支英国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在迅速占领市中心后,日本司令部宣称其行动旨在维护公共秩序。翌日,行动规模扩大,250人登陆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域坚固的罗斯基岛。

  日本的行为标志着武装干预的开始,这一点毋庸置疑。日军登陆当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告“准备很长时间的帝国主义进攻从东方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想扼杀苏维埃革命,切断俄罗斯与太平洋的联系,夺取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奴役西伯利亚的工农”。(18)在政府给符拉迪沃斯托克委员会的指示中说:“不要幻想日本人不会进攻。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盟国都会为其提供帮助。因此,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开始准备,认真准备,竭尽全力。”

  为了入侵西伯利亚,日本和美国挑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叛乱”。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原奥匈帝国军队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返回家乡。至5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63个梯队(19)的4万名遣返者还在西伯利亚的奔萨至滨海地区。苏维埃当局不放心这些军团带着武器穿越俄国领土。为了避免沿途发生事故,产生冲突,政府下达了收缴武器的命令。军团指挥部则号召士兵和军官反抗这一命令,遂爆发了叛乱。(20)

  东京和华盛顿方面立即决定利用这一局势。1918年7月6日,白宫批准向西伯利亚派遣部队,“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提供帮助”。首先决定派遣7000名日美士兵前往苏俄领土。但是,对于日本来说,首要任务是迅速占领尽可能多的远东和西伯利亚重要战略要地。因此它们并不打算限制自己的干涉部队的规模。8月2日,在驱逐舰的掩护下,日本部队在阿穆尔河口登陆,控制了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市。8月12日,将约1.6万人的步兵师转移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规模较小的英、法、美军与日本人一起共同占领了这座城市。

  日本的大谷将军被任命为苏俄领土占领军司令。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有7.2万日本军人以及9000多名美军被派往俄国远东地区。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派出干涉部队的人数一直在变化。有关文献表明,最多时达10万名日本士兵和军官在远东及西伯利亚活动。(21)

  1918年11月7日,第六次苏维埃特别大会上提出了与各国政府(包括日本)启动和平谈判的请求。但是,对俄国东部的干预却愈演愈烈,扩展至滨海边疆区、阿穆尔河和贝加尔湖地区。因常规部队严重不足,游击战在此得以开展。至1919年秋,地下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游击队共有4.5~5万名战斗人员:外贝加尔地区有1.5~2万,阿穆尔州有1万,阿穆尔河沿岸以及萨哈林北部有6000人,滨海边疆区有1~1.5万。(22)

  侵略者在数量上具有极大优势,却无法单独控制占领的苏俄东部地区。这迫使他们利用隐藏在中国的非正规武装头目谢梅诺夫、卡尔梅科夫、加莫夫的随从。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日军废除了被占领地区的法律,推翻了该地区的苏维埃政权,恢复了革命前的旧秩序,即恢复了革命前军官、官员的权利、沙皇官员的职衔和头衔以及哥萨克人的等级。国有企业被返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农民只能使用“1917年3月之前的那些极少数土地”。(23)

  俄国内战期间,高尔察克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自称是俄国最高统治者。由于与日本司令部协调行动,他得到了日本的物资援助。所有主张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势力,无论是武装干涉者还是白党,都采用极其残酷的方法与其政治对手及游击队作战。在整个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对苏维埃政府代表和同情者进行了血腥迫害。为恫吓当地居民,整个村庄被烧毁,举行了多次公开的枪决,并进行了惩罚性行动。大量证据所显示的侵略者对当地居民所犯下的暴行,不过是沧海一粟。

  1919年3月,格鲁吉亚籍的居民鲁日德文斯基说:“日军射杀了25人,也留下了25个孤苦无依的家庭。日军两次进村:1919年2月17日,23处农舍被烧毁,1919年10月25日,67处农舍被烧毁,财产被抢光。火灾和抢劫造成的损失达2001315金卢布”。(24)

  革命后,红军和西伯利亚游击队组织了积极的战斗行动,1919年底击败高尔察克的军队。在恢复俄国旧制度无望后,美国和协约国政府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军。但是,日本政府却想继续占领俄国领土。为了使日军从远东撤军,1920年2月24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向东京方面提议“从和平谈判开始,保证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和共同利益”。(25)

  在注意到与当地苏俄部队缔结了停战协定后,日本占领军开始了骚动,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可撤军和放弃武装干预。日军试图以“尼古拉耶夫事件”为由继续留在苏俄远东地区。该事件直到今日仍被日本视为持续多年的武装干预的理由,因此,有必要介绍这一事件的日方和俄方版本。

  日本历史学家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加剧了社会紧张。无产阶级国家在俄国的出现,使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更为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俄国这个诞生于革命的国家身边。因此,他们梦想实现布尔什维克宣称的世界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站在了内战中白卫军和旧制度的代表这一边。在协约国三个国家的坚持下,另外两个国家(日本和美国)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为借口,决定对西伯利亚进行军事考察。”1918年8月,英国、加拿大、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日军违反与美军各自出兵7000人的协议规定,继续扩展其实力并将兵力增加到7.24万人。

  从1920年开始,红军在战争中的优势就显而易见了。同年3月,美军完成撤军。但日军并没有撤军。1920年2月,发生了所谓的“尼古拉耶夫事件”,在阿穆尔河沿岸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384名日本当地居民和351名日本士兵被游击队杀害。因此,日军一直到1925年都继续驻留在萨哈林北部。(26)

  俄国最新出版的一个刊物详细地描述了这些事件:“尼古拉耶夫事件”发生在1920年3月12日至14日。2月初,阿穆尔河下游的红军游击队占领了要塞,2月28日从陆上封锁包围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市,该城此前被日本驻军和白卫军占领。日本司令部与游击队缔结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日军必须遵守中立原则,不得干涉被游击队解放的城市的生活。但是,武装干预者的中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3月12日晚,日本驻军在石川少佐的指挥下撕毁刚刚达成的协议,袭击了游击队的军营及总部。但是,进攻者没有实现他们预期的目标,也没有使阿穆尔的游击队措手不及。在三天的战斗中,日本驻军大败,被驱逐出城。

  不久,阿穆尔河上的冰层融化后,大规模的日本“考察队”携报复之私乘坐军舰抵达阿穆尔河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游击队因人数少,装备差和弹药缺乏而无法保卫解放的城市,因此与当地居民一起离开了。事实上,日本人未发一弹就占领了一座已荒废的阿穆尔河河口的城市。(27)

  为洗刷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失败之耻,日本侵略军在滨海边疆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伤亡达5000余人,远东领导人之一谢尔盖·拉索被烧死在蒸汽机车的加煤燃烧室中。4月,日本人强行解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滨海边疆区的政府机构,以及哈巴罗夫斯克的政府机构,同时解除了地方武装。当月,日军以“保护同胞的生命和财产”为由占领了萨哈林北部。

  将日军驱逐出俄国领土被认为是“当时力所不及的”。为了东部地区暂时的和平,苏俄政府决定在远东建立一个“缓冲”的民主国家。1920年4月6日,在上乌金斯克市举行的外贝加尔地区劳动人民大会上,独立的远东共和国宣布成立,其领土范围为从贝加尔湖到太平洋地区。同时,苏维埃俄国政府提议日本停止在远东的军事行动。

  在与远东共和国军队和游击队的对抗遭受损失之后,日本同意进行谈判。1920年7月14日,远东共和国政府与日本远东远征军司令部签署了停战协议,而后日军从外贝加尔地区撤军。失去日本人的支持后,以塞梅诺夫为首的反革命势力逃往了中国东北。解放后,赤塔成为远东共和国的首都。尽管日本人继续占领滨海边疆区,不愿放弃征服远东共和国西伯利亚的计划,但情况对他们不利。在1920年8月4日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日本政府指出:“欧洲的整体情况是,红军在波兰战线的胜利,使来自苏维埃政府的危险日益上升。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反感,在萨哈林问题上美国采取的措施和对战争的总体准备……(这些)阻止着我们在西伯利亚充分开展政治规划……针对阿穆尔州的行动应暂停,但部队应随时准备就绪。”(28)

  日本指挥部认识到俄国将远东共和国视为临时组织后,设法将共产党员从人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中剔除出去,帮助反革命势力夺取滨海地区的政权。基于此,1920年12月上旬,在日本人直接参与下,三个白卫军师从中国东北迁到滨海边疆区。它们在组织政变以及1921年5月将权力移交给执行日本人意愿的“梅尔库洛夫政府”时发挥了作用,但是,将叛乱扩大到南部滨海边界的这一想法并未成功。(29)

  由于红军及游击队和武装干预者间的持续武装斗争,日本远征军被瓦解,官兵临阵脱逃,迫使东京开始谈判。1921年8月至1922年4月,在中国大连市,远东共和国与日本政府讨论了和平解决的条件。远东共和国代表团提议签署的一项协议规定,日本应从远东撤离所有部队。但是,日方拒绝了该提议,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要求远东共和国摧毁在与朝鲜接壤的边境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所有要塞,摧毁太平洋的舰队;承认日本军官在远东共和国自由居住与活动;给予日本公民与远东共和国公民在贸易、手工艺、捕鱼领域同等的权利;给予日本公民土地所有权;日本船只可以在阿穆尔河和松花江上自由航行;将萨哈林岛租赁给日本80年;不在远东共和国实施共产主义制度等等。(30)远东政府认为上述要求旨在将苏俄远东地区变为日本殖民地,因此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坚决拒绝了这些要求。作为回应,日本代表团在4月16日表示“根据其政府的指示中断会议”。

  为提升在谈判中的地位,日本人策划白卫军发动了从滨海边疆区到哈巴罗夫斯克的进攻。借助兵力优势,白卫军的两万步兵攻占了哈巴罗夫斯克,并与日本司令部协调行动,准备急攻阿穆尔地区。但是,这些计划实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1922年初,远东军在沃洛恰耶夫卡击败了白卫军,哈巴罗夫斯克于2月14日获得解放。日军和白卫军随后再度发起的进攻也被粉碎。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尤其在美国,继续干预产生的消极影响迫使日本政府不仅与远东民主共和国,而且与苏维埃俄国进行谈判。会议于1922年9月4日在中国长春开幕。日本政府声明准备在1922年11月1日之前从滨海边疆区撤军,这促成了双方的谈判。远东民主共和国与苏维埃俄国代表团要求日军从萨哈林北部撤离。日本不同意结束对该岛的占领,并提出了先前的条件。这导致会议陷入僵局,9月26日,会议中断。

  与撤军承诺相反,日本政府开始公开准备分裂滨海边疆区。日本政府宣布合并滨海边疆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并根据日本的计划将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日本报纸在9月份刊登了日军总参谋长的声明,称如果不建立缓冲带,“日本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计划将无法实施”。(31)显然,日本不会放弃苏俄远东地区。

  1922年9月1日,白卫军试图再次从滨海边疆区向北进攻。但是,远东共和国的军队和游击队击退了进攻,并于10月展开反攻,占领了白卫军在斯帕斯克地区的据点。10月15日,远东共和国的军队解放了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基,随即逼近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这里,日军堵住了他们的去路。10月21日,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政府致信日本政府,强烈抗议其“延滞撤离并阻止俄国军队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32)由于日军司令部被逼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正规军和游击队包围,被迫签署协议,同意在1922年10月25日前撤军。

  至此,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整个远东地区由远东共和国政府统治。

  1922年11月13日,远东共和国人民大会宣布在整个远东地区成立苏维埃政权。1922年11月16日,远东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远东共和国是苏联的组成部分。

  注释:

  ①Извольский А.П.,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Пг.-М.:Изд-во "Петроград",1924.С.91.

  ②Маринов В.А.,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 пере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ой(1905-1914):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М.:Наука,1974.С.21.

  ③Маринов В.А.,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 пере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ой(1905-1914):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С.30.

  ④См.подробнее:Григорцевич С.С.,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в 1906-1917 гг.,Томск:Изд-во Том.ун-та,1965.С.126-131.

  ⑤Жуков Е.М.(отв.ред.),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Кн.1,М.:Мысль,1973.С.240.

  ⑥Канторович А.Я.,Америка в борьбе за Китай,М.:Гос.соц.экон.изд-во,1935.С.130-131.

  ⑦Гримм Э.Д.,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руг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842-1925),М.:Инс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1927.С.91-92.

  ⑧Маринов В.А.,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 пере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ой(1905-1914):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С.85.

  ⑨Жуков Е.М.(Под ред.),Японск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Наука,1972.С.71.

  ⑩Michael Montgomery,Imperialist Japan:The Yen to Dominate,London:Christopher Helm,1987,p.233.

  (11)Жуков Е.М.(отв.ред.),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Кн.1,С.283-284.

  (12)Гримм Э.Д.,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руг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842-1925),С.191.

  (13)Ленин В.И.,Полн.собр.соч.Т.30,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8-1965.С.188.

  (14)Того Сигэнор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японского дипломата,М.:ТОО Новина,1996.С.49.

  (15)Имаи Сэйдзиро.Рококу какумэй дзицудзе[Ист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и в России].Токио,1918.С.82-83.

  (16)Тайхэйе сэнсо си[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Т.1.Токио,1972.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7,1958.С.45.

  (17)Кадзухигэ Угаки.Гумби то сэйсин кеику[Подготовка армии и мораль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Токио,1921.С.9-10.

  (18)МНД СССР(Под Ред.),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1,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7.С.225.

  (19)梯队指古代攻城时,那些拿着云梯要爬城墙的人。在军事术语中,大队、中队、分队的称呼都有明确编制意义,如中队相当于一个连。这样在称呼一些临时编组的小部队又无须明确编制的时候,就另外采用了“梯队”这一称呼避免混淆。——译者注

  (20)См.:Шишов А.В.,Разгром Японии и самурайская угроза,М.:Эксмо,2005.С.279-280.

  (21)Громыко А.А.,Земсков И.Н.(ред.),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Том 3,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5.С.128.还提供了其他数字:“据估计,从1918年8月到1919年10月,日本向远东地区派遣了12万部队。1919年初,这里的干预部队总数为15万。”См.:Шишов А.В.,Разгром Японии и самурайская утроза,С.289.

  (22)Шерешевский Б.М.,В битвах з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1920-1922),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74.С.15.

  (23)Шерешевский Б.М.,В битвах з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1920-1922),С.13-14.

  (24)Цит.по:Цит.по:Шишов А.В.,Разгром Японии и самурайская угроза,С.297.

  (25)МНД СССР(Под Ред.),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2,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8.С.389.

  (26)Вехи на пути к заключению мир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между Япо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М:Материк,2000.С.57-58.

  (27)Шишов А.В.,Разгром Японии и самурайская угроза,С.314.

  (28)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Washington:The Special Delegation of 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22,p.60; Цит.по:Жуков Е.М.(отв.ред.),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Кн.2,М.:Мысль,1973.С.32.

  (29)См.подробнее:Никифоров П.М.,Записки премьера ДВР,М.:Политиздат,1974.С.164-175.

  (30)Никифоров П.М.,Записки премьера ДВР,С.180.

  (31)Шерешевский Б.М.,В битвах з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1920-1922),С.172.

  (32)МНД СССР(Под Ред.),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5,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60.С.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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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俄)阿·科什金·阿尔卡季耶维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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