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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印度的中国研究:历史与趋势
2019年10月09日 11: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管永前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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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来印度的中国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62年,重点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第二阶段为1962年至1988年,印度的中国研究开始重视现实问题,尤其关注中国外交、军事和发展战略。198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印度学者从事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语言、文化研究,出现了跨领域、全方位开展研究的局面,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然而,印度目前的中国研究还存在着高层次汉语人才匮乏,第一手中文资料运用不足等问题。今后,两国学术界应进一步开展建设性互动和文化对话,促进中印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

  一、1949年至1962年: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为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印度的中国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1918年, 加尔各答大学最早开设了中国语言和文学课程,但影响不大。1921年, 印度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创立了国际大学 (Visva-Bharati University),聘请法国著名中国学家列维 (Sylvain Levi) 担任客座教授, 专讲中国文化和佛学。1937年,国际大学成立以谭云山为首任院长的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a),培养出了包括白春晖 (Vasant V. Paranjpe) 、南希珍 (K. Vankata- ramanan) 、泰无量 (Amitendranath Tagore) 、慕克吉 (P. Makherji) 、苏季子 (Sujit Mukherji) 和谭中在内的一大批印度汉学家,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为印度各地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发源地。

  1951年,国际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作为印度第一个正式开展中国研究的学术机构,着重于宣传中国文化。为此,谭云山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英文文章, 由“中印学会” (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 在印度出版。在当时印度学术界、文化界对中国了解甚少的情况下, 这些文章对于帮助印度知识分子了解中国, 纠正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误解发挥了重要作用。谭云山担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时, 泰戈尔要他把研究重心放到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课题上。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世界宗教, 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最辉煌, 现在流传于世的佛教经典绝大多数是首先在中国出版的中文典籍。因此,中国学院从一开始就开展了把中文佛经译回梵文的研究项目, 聘任懂中文的梵文专家来做这项工作。

  除了中国学院外, 设在德里的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 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这个机构由印度著名学者拉古维拉 (Raghrira) 创立,他的儿子罗凯什钱德拉(Lokeshehandra) 子承父业, 专心于中国文化研究,成为享誉全印度的中国学专家。此外,根据尼赫鲁的意愿建立了印度国际研究学院( The 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即尼赫鲁大学的前身。德什潘德(G. P. Deshpande)、拉马钱德兰( K. N. Ramachandran)、克里希南( R. R. Krishnan)、希拉·穆尔蒂(Sheela Murthy)等成为该院东亚系教员,对中国有相当全面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根据中印两国政府交换留学生的协议,第一批印度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其中,维迪亚·普拉卡什·杜德(Vidya Prakash Dutta)和他的妻子嘉姬·杜德(Gargi Dutta)回国后分别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任教;克里希南纳特·查特吉(Krishnanath Chatterer)回国后曾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任教;沈纳兰(Naryan Chandra Sen)回国后先后在国际大学、尼赫鲁大学任教,后来还作为孟加拉文专家在北京工作多年。

  巴帕特(P. V. Bapat)和郭克雷(V. V. Gokhale) 也是印度著名中国学家。郭克雷先在国际大学学习,后又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汉语和藏语, 巴帕特则在美国学习中文。他们都曾在费尔古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 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从事梵文、巴利文和汉语、藏语佛教典籍的比较研究。

  总结第一阶段印度中国研究的发展,中国学在印度的真正兴起,应归功于泰戈尔。泰戈尔创建国际大学和中国学院,成为中印友好与中印相互了解的象征。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感兴趣的领域主要是中国历史、语言、文学、艺术、佛教和中印之间的历史联系,缺少对现代中国的关注。

  二、1962年至1988年:转向现代中国研究

  这一时期印度转向现代中国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外交政策、军事和安全问题。印度的中国研究开始出现重视地区战略、轻视中印关系, 重视现实问题、轻视历史文化的倾向, 当时印度最著名的中国通, 不再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者, 而是关注中印外交和战略关系的政府官员、专栏作家或者媒体记者。

  1964年, 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德里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选送一批年轻学者到美国各大学深造。1966年德里大学成立中国研究系(后为中国和日本研究系,现为东亚研究系)。1969年, 杜德任系主任, 并聘请了四名从美国深造回国的年轻学者,即从耶鲁大学学成回国的戴辛格 (Giri Deshingkar) , 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的白蜜雅 (Mira Sinha) (后改名Mira Sinha Bhattacharjea) , 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国的古普塔 (Krishna Gupta) , 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成回国的莫汉迪 (Manoranjan Mohanty) , 再加上原有的谭中与黄绮淑夫妇, 德里大学拥有了较强的中国研究和教学阵营。1971年杜德升任大学副校长, 谭中担任系主任, 一直到1978年为止。与此同时,谭云山1971年从国际大学退休, 此后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始衰落, 其中国研究的殊荣逐渐转移到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

  60年代中期,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成立。其最初成员是德里大学的一批学者,主要包括戴辛格、白蜜雅、古普塔、莫汉迪, 加上谭中夫妇,每周三聚会讨论中国形势,对印度中国研究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该所出版的《中国述评》(China Report) 杂志, 从1964年创刊至今,是印度唯一全面聚焦中国的杂志。在20世纪60、70年代, 《中国述评》(China Report) 是全世界除中国以外出版的两大以“China”为名的英文学术杂志之一 (另一是China Quarterly) 。后来中国研究所的队伍不断扩大, 包括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德施班 (Govind Deshpande) 、阿尔格 (Alka Acharya) , 德里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教授帕姬莎 (Patricia Uberoi) , 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丝莉玛迪 (Sreemati Chakrabarti) 、玛妲玉 (Madhavi Thampi) , 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邵葆丽 (Sabaree Mitra) 、海孟德 (Hemant Adlakha) 、狄伯杰 (B. R. Deepak)等 。该所组织过很多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的建议和意见受到印度外交部等政府部门的重视。

  1969年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创立,特别重视开展中国研究。尼赫鲁大学设有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CEAS)和社会科学学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SS)。1978年,谭中由德里大学转来执教,并担任中日系主任直至退休。他先后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任教,为中印文化交流事业奋斗了一生,对印度中国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第二阶段印度中国研究的发展,印度全国上下具有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但是,印度要求了解中国的心境很复杂, 既要防范中国,又想与中国和平、友好相处。印度的中国研究希望把中国复杂、多变的形象真实反映给印度政府与民间。这样,开辟印中之间直接了解的渠道就变成了印度中国研究的神圣职责。

  三、1988年至今:跨领域、全方位的中国研究

  1988年, 中印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由于双方经贸关系的加强, 印度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快速增长,双方访问、学术交往等活动日益增多。目前印度的中国研究主要在四所国立大学展开,即德里大学的东亚研究系, 尼赫鲁大学国际学院的东亚系和语言学院的中文系, 国际大学的中文系和贝纳拉斯印度教大学的外国语文系 (其中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占重要地位) 。关于中印关系、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蓬勃发展,出现了跨领域、全方位的中国研究。

  关于中印关系研究的著述很多,产生了一批知名学者。在中印历史与现实互动关系的探讨方面, 主要有白蜜雅的《中国世界与印度》 (2001) , 狄伯杰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 (2001) 、《1904至2004年的印度与中国: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 (2005) 、《中印关系:文明视角》 (2012) 和《印度与中国:外交策略及反应》 (2016) , 以及玛妲玉的《在中国的印度人:1800—1949》 (2005) 、《殖民主义世界的印度与中国》 (2005) 和《1943-1949年期间印度驻华使节对中国变动情势的观察》 (2015) 等。在中印文化关系方面,谭中发表了一系列著述, 如《中国与勇敢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 (1840-1842) 》 (1978) 、《人鱼海神和龙:十九世纪中国与帝国主义》 (1986) 、《跨越喜马拉雅鸿沟》 (1998) 、《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 (1998) 、《印度和中国:20世纪文明交流和震颤》 (2006) 、《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 (2007) 、《谭云山》 (2012) 和《简明中国文明史》 (2017) 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印关系的历史演变, 并对如何加强中印之间的文化互信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中国政治研究,越来越多的印度学者开始实地考察中国,对中国政治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在中国政治体制方面,2007年莫汉迪出版了《印度与中国的草根民主:参与的权利》。2011年,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了简要介绍。该书作者包括谈玉妮 (Ravni Thakur ) 和任嘉德( C. V. Ranganathan) 等著名学者或外交官。在毛泽东研究方面,1991年,辛德(B. E. Shinde)出版了《1927-1978 年毛泽东与共产党的政策》,对 1927-1978 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外交进行了研究。1994年,印度迪布茹迦大学( Dibrugarh University)出版的论文集《毛泽东与社会重建》,收录了莫汉迪、戴辛格和白蜜雅等 15 位学者的论文,体现了印度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入和广泛。1998年,室利马蒂·查克拉巴蒂( Sreemati Chakrabarti) 出版了《毛泽东、中国知识分子与文革》。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印度青年学者万可达( G. Venkat Raman) 2008年出版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重点探讨了中国领导人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

  关于中国军事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军事思想和指导方针、国防战略、军事现代化、核武发展、军事部署与军力投放、海军与空军发展等主题,显示了印度军方、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军事发展不约而同的高度重视。戴辛格、谢钢 (Srikantha Kondapalli) 和潘达 (Jagannath P. Panda) 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其中,谢钢原为国防分析研究所重要成员,后转型为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先后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动力》(1996) 、《中国军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型》(1999) 、《中国海军力量》(2001) 等著作。他还与印度、中国和日本学者合编了论文集《中国与邻国》(2010) 、《中国军事与印度》(2012) 、《中国与金砖五国:另起炉灶》(2017 ) 和《一带一路,天下大同》(2017) 等论文集。

  中国经济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动力和前景,中国经济发展对印度的影响和启迪,中印经济发展的多维比较,中印能源合作与贸易关系等方面展开。如古鲁斯瓦米等人的《追龙:印度能否赶超中国》(2010) ,重点探讨了两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联系及两种显著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取得成果的差异。乔杜里·巴尔 (Raghav Bahl) 的《超级大国?中国兔与印度龟的奇妙赛跑》(2010) ,预言未来将是美国鹰、中国兔和印度龟和平共存和神奇竞赛的时代。普拉纳布·巴丹 (Pranab Bardhan) 的《崛起的泥足巨人:剖析中国与印度经济崛起》(2013),在考察了两国的贫困状况、收入不平等和环境等问题后, 剖析了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 指出了两国面临的诸多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苏米塔·达瓦拉(Sumita Dwara) 2015年出版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著作《奇迹背后的中国》。随着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印度学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探讨取代了之前地缘政治类的热门话题。

  中国文学、文化、社会研究等方面也出现不少成果,如尼赫鲁大学邵葆丽的《中国女性作家与性别话语 (1976—1996) 》和《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政治:问题与主旨》,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作家群现象以及中国现当代的文化批评问题;墨普德 (Priyadarshi Mukherjee) 翻译和出版了《鲁迅诗集》、《中国当代诗歌集》、《艾青诗歌寓言集》以及《毛泽东诗词全集》等大量中国文化著作,2014年获得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狄伯杰利用中文资料出版了《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2009)一书。印度教大学的嘉玛希 (Kamal Sheel)著有《农民社会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1989) 一书;而专注中国佛教研究的劳吉 (Lalji Shravak) 则与人合著了《丝绸之路上的印度》(2010) 。

  四、印度中国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在双边关系与国际舞台上都面临着新的形势:一是中印两国都“崛起”为经济大国,两国间的相互重视程度大大增加;二是中印两国都登上了国际舞台,在国际上的接触与合作机会大为加强;三是两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高, 国防力量也相应增长, 如何继续保持和平共处与睦邻关系就变得更为重要。

  国际形势对印度的中国研究提出了新挑战。第一, 从地缘政治看, 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国家,印度政府国防、情报等部门以及民间战略专家都以观察研究中国为己任。但他们大多不懂中文,无法阅读第一手中文材料, 也很少接受有关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方面的基本训练,其信息来源主要出自英文媒介, 容易误导公众舆论。第二, 从人才培养看,印度高层次汉语人才比较匮乏。与中印经贸关系升温不同,最近20年来印度高校中文系博士毕业生人数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增长。高级汉语人才的短缺会造成印度汉学研究队伍的人数不足, 进而影响印度中国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第三,从合作研究看,印度的中国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缺少明确的导向和紧密合作,也缺乏与中国学者的接触互动。第四,从资料信息看,印度大部分图书馆的检索系统比较原始和混乱,无法为学者提供详尽完善的中文收藏信息。

  上述形势和挑战,中印学界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学术互动与思想对话, 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印人文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一,扩大中印双方之间的交流,建立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的文化接触, 定期交换书刊杂志, 交换访问学者和研究生,共同举办国际会议等。第二,开展合作研究和比较研究。中国和印度学者应加强合作研究,在经济政策、管理实践、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作用、性别研究、环境、文学和大众文化等方面开展比较研究。第三,加强基础研究资料编目工作,为印度汉学家和年轻学者提供中国研究联合书目。第四,开发新的研究纬度,如根据佛教文献 (主要是梵语佛教文献)研究中印关系,根据中文、藏文和其他一些资源重构印度整个古代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历史,等等。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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