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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强人穆巴拉克与埃及的“军政同构”模式
2020年05月15日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袁超 字号

内容摘要:军人集团的政治地位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它仍然是埃及政坛上最强有力的政治支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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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尽管60多年来埃及政府官僚体系呈现文官色彩逐渐加深的趋势,但军人集团的政治地位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它仍然是埃及政坛上最强有力的政治支配力量。  

  

  2020年2月25日,曾经执政三十年的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辞世。

  2011年“一·二五运动”爆发, 2月11日,穆巴拉克辞职下台,人们在“阿拉伯之春”降临埃及的同时,忽视了隐藏在民众抗议背后的军方力量。2013年7月3日,在军方“最后通牒”的逼迫之下,仅仅执政一年的民选总统穆尔西被罢黜下台并遭扣押。2014年3月26日,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公开表态将参加即将举行的埃及总统大选,并于当地时间6月3日以96.91%的得票率战胜竞争对手左翼政治家哈姆丁·萨巴希,当选为新一届埃及总统。在这场没有宗教势力参与的选举中,塞西获得的压倒性胜利表明,埃及的世俗力量远远不具备与军方抗衡的实力。三年宪政变革再度走入轮回,军人总统重归政坛。

  2011年以来,军人集团在埃及政坛上表现出来的强势既非偶然,也非突然。在埃及政治的角斗场上,军人一直是最具实力的政治支配者,而且对埃及的现代国家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可谓现代埃及当之无愧的缔造者。150多年前,那个背叛奥斯曼帝国的军人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用新军奠定了埃及的早期现代基础,使埃及成为“当时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60多年前,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进步军人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推翻法鲁克王朝,建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并为埃及的现代国家建设带来了包括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在内三位厥功至伟的军人总统。从纳赛尔的军人政权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半文官政府”,埃及的文武关系在不同总统任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政治具有浓厚的军人色彩,政府官僚由军官担任,军人掌控着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安全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制定权并主导着整个政治过程;萨达特继任总统以来发起“纠偏运动”,有意识地对军队的政治作用进行限制,与此同时,埃及、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后地缘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军队在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政府开始逐渐带有文官色彩。但萨达特政权仍以军人为核心,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许多省长依旧是行伍出身;穆巴拉克执政期间,通过提升军队专业化来限制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使官僚系统文官色彩进一步加深。这主要表现在部分军人从中央政府和其他政府机构退出,并回归到纯粹的军事领域。20世纪60年代,埃及内阁中有41%—66%的军事官员,到穆巴拉克执政期间,这一数据降低到10%左右。而且,出身行伍的省级官员数量也开始明显减少。

  总体而言,尽管60多年来埃及政府官僚体系呈现文官色彩逐渐加深的趋势,但军人集团的政治地位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它仍然是埃及政坛上最强有力的政治支配力量。直到21世纪,尽管大部分领域的政策制定都已经交由文官政府负责(包括一些仍然由前军方领导人执掌的政府),但只要是政治危机发生或本集团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军人就会走入政治前台,直接接管国家权力。美国学者博尔玛特(Amos Perlmutter)曾将埃及称作“普力夺国家”(praetorian state)。他认为在这种国家,一方面军队凭借其硬实力在政治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军队有能力通过控制官僚行政来进行政治干预。卡姆拉瓦(Mehran Kamrava)则更明确地指明了这种政治逻辑,他在研究阿拉伯国家文武关系时提出“官僚—政客独裁型”(autocratic officer-politician)分类,在以这种文武关系类型为特征的政权中,政府官僚和政客往往都是具有明显军人背景的前军事官员,军人集团虽不再直接干预政治,但仍作为幕后支配者通过各种非正式途径影响政治。埃及的文武关系就是这种分类的代表,军人集团通过与大权在握的总统建立有机联系来运作政治权力,他们甚至掌握着超越总统的政治统治权和否决权,在政治上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军队精英—政府官僚”同构关系(简称“军政同构”)是军人集团之所以能够在埃及政坛建立支配优势的关键原因,如果将此同构关系看作支撑军人优势的政治逻辑,那么还同时存在政治—经济逻辑,即军人集团在长期统治过程中对经济领域的渗透。长期的“军政同构”使得埃及军方的经济利益涉及国家的各个领域,从工业生产部门到服务业部门,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日用品生产,从企业到医教机构,可谓无处不在。有数据显示,军队一度控制着埃及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一。政治—经济逻辑深刻反映了军人集团的逐利行为,但这种“自我建构”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军人的支配性地位。

  不可否认,军人集团的确对埃及的现代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同时导致埃及出现严重的政治权力内部失衡。强大的军人集团或许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但军人与政权的高度结合或紧密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压制了现代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政党。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党与政党制度虽然实现了较大发展,但是在“军政同构”模式下,政党与官僚根本不可能具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人集团,它们的力量可谓微乎其微,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被军人集团“化为己有”。这种权力秩序所带来的,是极化的政治权力内部失衡,当“阿拉伯之春”席卷而来,“终结强人独裁—公投民选政府—权力互斗激化—军人强势回归”的政治轮回就极具场面感地来到世人眼前。

  当军人领袖塞西罢免穆尔西时,阿联酋外长阿勒纳哈扬曾说,“伟大的埃及军队再次证明,他们是埃及最强大的守护者”。接任总统以来,严厉执行清算、审判穆尔西、解散自由与正义党、两次大选胜出,无一不是塞西的“肌肉秀”。然后,所有事件的背后是从未停歇的权力互斗,是仍未根本变化的权力秩序。穆巴拉克可能带去了一个时代,但埃及的政治发展,终将可能是暗流涌动、复杂变幻。  

  (作者系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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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袁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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