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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2019年07月31日 08:52 来源:《古代文明》2017年第4期 作者:孙卫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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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关 键 词:《高丽史》/元东征日本/忽必烈/忠烈王/洪茶丘/金方庆/《叛逆传》/历史书写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朝)古代史学之交流与比较研究”(项目批号:13BZS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卫国(1966-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大军征讨日本,乃近世东亚史上一件大事,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而高丽王朝是东征日本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元朝的藩国,高丽王朝被迫为东征建造战舰、准备物资,高丽军队也随元军征讨。检视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中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既可以获取考察高丽王朝在这次征讨中地位的重要史料,也可以察知朝鲜王朝对这场战争的认识。①《高丽史》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叙述,散见于《元宗世家》、《忠烈王世家》、《兵志》、《金方庆传》等相关篇章中。尽管零散,若仔细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战争,且通过分析战争中高丽如何巧妙地与元朝周旋,可以具体而微地解剖元丽宗藩关系的特质。本文从历史书写的视角,以《高丽史》为中心,探讨朝鲜王朝官方对于这件历史的认识,并对影响这种历史书写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的意图与历程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幼主,自立为王。为了尽快树立王朝的正统性,一方面,李成桂当即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韩尚质以“和宁”、“朝鲜”请国号于明朝,积极谋求建立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宗藩关系。明太祖朱元璋以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②乃赐其国号为“朝鲜”,李成桂君臣欣然接受。③同时,立国之初,李成桂就把编修高丽王朝史作为要务,试图从本国历史中寻找新朝的合法性。诚如有韩国学者指出:“通过对高丽时期的整理,指出高丽王朝存在的问题,以此不仅可以体现为克服这些问题而建国的朝鲜的正当性,还可以确定新统治理念的方向。”④在这种政治诉求下,朝鲜王朝开始了高丽史的编纂。

  太祖四年(1395年),李成桂令郑道传等人以高丽实录等史料为据,纂成编年体《高丽国史》,全书37卷。此书现已失传,有曾校雠者论之曰:

  恭惟我太祖开国之初,即命奉化伯臣郑道传、西原君臣郑摠修高丽国史。于是,采摭各朝实录,及检校侍中文仁公闵渍《纲目》、侍中文忠公李齐贤《史略》、侍中文靖公李穑《金镜录》,汇而辑之。仿左氏编年之体,三年而成,为卷三十有七。顾其书,颇有舛误。至于凡例,以元宗以上,事多僭拟,往往有所追改者。⑤

  此书成书虽快,但史料搜集有限,且当时以为此书对李成桂史实记载不真,“事多僭拟”,因而受到批评。不过,该书史论大多被《高丽史节要》采用,因而得以留存,也为随后高丽史的编纂奠定了基础。⑥

  太宗十四年(1414年),太宗命春秋馆事河仑、卞季良等重修《高丽国史》。两年后,河仑去世,重修停止。世宗元年(1419年),再令重修,三年(1421年),书成,世宗仍不满意。五年(1423年),令卞季良、柳观、尹淮等继续改撰,次年成《校雠高丽史》,因意见分歧,未能颁行。世宗十三年(1431年),世宗令监春秋馆事申概、权踶等编纂高丽史长篇,广泛采纳高丽史料。世宗二十四年(1442年)八月,书成,名为《高丽史全文》。此书初印于世宗三十年(1448年),史料相当丰富,但以编纂主旨不明,后亦停止颁行。不过,此书为以后《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的编纂,准备了丰富资料。⑦

  最初几十年,朝鲜王朝官方为编高丽史不遗余力,却并未编成一部满意的史书。世宗三十一年(1449年),金宗瑞、郑麟趾等奉旨再次纂修《高丽史》,变编年体为纪传体。《进〈高丽史〉笺》载:

  我太祖康献大王……顾丽社虽已丘墟,其史策不可芜没。命史氏而秉笔,仿《通鉴》之编年;及太宗之继承,委辅臣以雠校。作者非一,书竟未成。世宗庄献大王遹追先猷,载宣文化,谓修史要须该备,复开局再令编摩。尚纪载之非精,且脱漏者亦伙。况编年有异于纪、传、表、志,而叙事未悉其本末始终,更命庸愚,俾任纂述。凡例皆法于迁史,大义悉禀于圣裁。避本纪为世家,所以示名分之重。降伪辛于列传,所以严僭窃之诛。忠佞邪正之汇分,制度文为之类聚,统纪不紊,年代可稽。事迹务尽其详明,阙谬期就于补正。⑧

  尽管朝鲜王朝从太祖开始,历经数代,陆续编过几部史书,但因编年体并不利于王朝正统性的塑造,只得采用纪传体重编。文宗元年(1451年)八月,《高丽史》终于完稿。全书139卷,其中目录2卷、世家46卷、志39卷、年表2卷、列传50卷。接着,金宗瑞在纪传体《高丽史》基础上用编年体改撰,次年二月,编成35卷本《高丽史节要》。这两部书都得以流传,终于实现了编纂《高丽史》以塑造王朝正统性的意图。

  《高丽史》虽然用“世家”载国王史实,以示名分,然而全书并没有用宋、元等中国皇帝的纪年,而是用高丽国王在位年为全书纪年方式,表明高丽王朝的相对独立性。其实,高丽立国以后,先后采纳过五代、宋、辽、金年号。高丽元宗开始,行蒙古年号;忠烈王开始,行元朝年号,一直到被李成桂推翻。尽管在文化上,高丽与朝鲜王朝都有强烈的慕华之风,但高丽与宋朝的宗藩关系持续并不长。高丽开国,太祖王建即教导:“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⑨因而确立慕华之道,展开与宋朝的交往。对于辽、金虽有交往,但视之为“禽兽之国”,不得效仿其制度。对于元朝,“今元氏之主中国,未闻用夏变夷,脱落菱甲,涤去腥膻。徒能窃据疆土,肆然以令于衣冠之族,则是乃阴反统阳,天地古今之变逆,岂复有大于此哉!”⑩亦视同夷狄。

  可见,在高丽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岁月里,从文化上,高丽只臣服宋朝,但与宋朝宗藩关系持续时间最短,后来就先后被辽、金和元取代。对于这些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高丽王朝尽管政治和军事上不得不臣服,但文化心态上始终有着高昂的心态,并不臣服。朝鲜王朝官方修纂的《高丽史》,尽管国王用世家体裁,不用本纪,以显示藩王的本色,但是全书不用中国皇帝的纪年,而是用高丽国王的在位年作为纪年方式。这种折中办法,显示朝鲜王朝的一种基本认识:既承认高丽藩国的地位,又不完全臣服,且保持一种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这两种意识的结合,构成了《高丽史》历史书写的基调。朝鲜王朝秉承强烈的华夷思想,将元朝视作蛮夷,即便高丽王朝是元朝藩国,在朝鲜王朝所编高丽史书中,亦不采用蒙古与元朝皇帝的年号。事实上,官修纪传体断代史本身,即凸显王朝的自主性和正统诉求,这也是朝鲜王朝君臣经过几十年摸索后,最终采纳纪传体的原因。

  高丽王朝与蒙古帝国的接触从1218年开始,与元朝的交往,则从高丽元宗开始。高宗五年(1218年),蒙古军队追击契丹遗民进入高丽境内,其后开始正式与高丽政权接触。不久,双方缔结兄弟盟约,正式交往。但蒙古屡向高丽索取财物,引起高丽不满,并曾发生蒙古使臣归国途中被杀事件,终于引发战争。从1231到1258年,蒙古出兵攻打高丽竟有7次之多。高宗四十六年(1259年),高宗王皞派太子王倎前往蒙古,双方议和。恰在此时,蒙古大汗崩逝,王倎亲迎忽必烈,忽必烈继位,建立元朝。不久,高丽高宗去世,忽必烈遣使将王倎送回高丽继位,是为元宗。正是从元宗时期开始,忽必烈在高丽帮助下,开始了征讨日本的准备。以高丽为中心进行历史书写的意识,贯穿于整部《高丽史》,其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也就呈现出一个朝鲜王朝版本的“蒙古袭来”故事。

作者简介

姓名:孙卫国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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