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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求真”与“致用”
2020年02月14日 09:37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孙文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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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普鲁塔克写作《希腊罗马名人传》旨在探究和效仿历史人物的德性。他广泛搜求史料并加以辨析,冀图通过历史的真实情况反映人物的真实德性,表现出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一致进行“求真”的一面;当史实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相冲突的时候,他就坚持德性、放弃史实,甚至系统地改编史料来适应德性,表现出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冲突而“失真”的一面。《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既有“求真”也有“失真”,共同服务于追求德性的“致用”目标,这是普鲁塔克传记写作方法的重要特点。

  关键词:普鲁塔克 《希腊罗马名人传》 求真 德性 致用

  作者简介:孙文栋,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5—120年)是生活在罗马元首制时代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传记家。他出身于希腊半岛中部城市喀罗尼亚的地方贵族家庭,青年时在雅典柏拉图学园接受教育,成年后投身政坛,多次前往罗马办理公务并讲学,与罗马权贵建立起密切关系,同时接触到许多罗马历史和文化,为日后撰写罗马人物传记奠定基础。普鲁塔克晚年在德尔斐担任神庙祭司,专心著述,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大部分写成于这一时期。

  《名人传》是传世的普鲁塔克传记作品总称,可以分为“单篇传记”、“帝王传记”和“对比传记”三部分,记述了从传说中雅典城的建立者忒修斯到殒命于公元69年的罗马皇帝加尔巴等五十位历史人物的生平,跨越古代地中海世界一千余年的历史,所记诸多史事为其他文献所无,弥足珍贵。但是近代学者对《名人传》的真实性颇有争议:19世纪以来多数西方史学家认为《名人传》没有在史料批判基础上如实反映真实历史,如尼布尔(B. G. Niebuhr)说普鲁塔克传记的道德目标过于明显,对史料既不批判也不辨析;迈耶(Eduard Meyer)提出普鲁塔克传记是用二手史料拼凑而成的;戈姆(A. W. Gomme)也认为普鲁塔克缺乏史料批判能力,无法为历史事件建立正确的年代顺序,无从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名人传》作为史书价值有限。20世纪中期部分学者转而肯定普鲁塔克的史料批判能力,如特安德(Carl Theander)提出普鲁塔克传记中大量使用了文物铭文等一手史料,在使用文献史料时也注意加以分析、辨别和求证;汉密尔顿(J. R. Hamilton)认为普鲁塔克能够辨别并尽量利用一手材料,并且会对互相矛盾的史料加以分析辨别。20世纪晚期又有部分学者提出《名人传》具有部分真实性,如福斯特(Frank J. Frost)认为普鲁塔克的首要目标是德性,只有符合其德性目标的史实才被写进传记;佩林(C. B. R. Pelling)也认为普鲁塔克传记具有真实性与道德性两个原则,在史料符合他德性判断的时候会表现出过人的史料批判能力。

  本文认为,从《名人传》文本来看,普鲁塔克在传记写作中既有德性追求,也有史实追求;当史实与德性一致时,普鲁塔克能够探求历史的真实情况,表现出“求真”的一面,当史实与德性冲突时,普鲁塔克就保留德性、放弃史实,表现出“失真”的一面;“求真”和“失真”在《名人传》中同时存在,统一服务于追求德性的致用目标,这是普鲁塔克传记写作方法的重要特点。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一

  普鲁塔克是道德哲学家,他研究和追求的对象是“德性”,这一目标贯穿于普鲁塔克传记写作的始终。作为柏拉图学园的成员,普鲁塔克在《名人传》里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伯里克利—费边传》的序言就直言人类心灵不应无所事事,而应追求那些“凭借本身的魅力将我们的心灵引向完善境界的事物”,这些事物就是“节制”、“正义”和“睿智”,也就是“德性”。人们不仅应当追求德性,还要注意追求德性的方法:德谟克利特认为追求德性应当祈祷,祈求那些代表德性的“吉祥如意而非邪恶乖张的精灵”能够从天而降与人结合,普鲁塔克批评他“把一种不真实的学说引入哲学”,把人引入迷信的歧途;他本人追求德性的方式是:“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努力与其中所描述的德性相一致,使我得以重塑和装点自己的人生……我从灵魂深处珍惜这些对最崇高、最可贵的性格的记录,随着对历史的研究和在写作过程中对它的熟悉,使我得以驱散和远离那些不得不与之相遇而可能会侵害我的卑贱、妒忌或者无知的暗示,使我保持平静沉着,把我的思想从他们那里转移到我那些最为杰出的榜样身上。”普鲁塔克认为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具有崇高的德性,这些德性反映在他们的言行事迹之中,而这些言行事迹又被保存在各种历史材料里面,研究这些史料可以了解这些事迹,进而发现并效仿其中所蕴含的德性。

  普鲁塔克由此决定“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历史、写作传记的方式来研究和追求德性。他认识到史料对于研究历史的根本作用,多次强调由于史料缺失,很多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已经不可考究,因此非常重视史料搜集工作,感慨说历史作家最好居住在一座拥有大图书馆且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里,以便于搜集各种文献和口传史料。虽然身居故乡小城,条件有限,普鲁塔克还是力所能及地广泛搜求材料,且经常注明出处。以来源论,《名人传》所使用的史料可以分为文献史料、文物碑铭史料和口传史料三类。文献史料的取材范围包括一百四十余位古代希腊作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埃弗鲁斯、泰奥庞浦斯、波利比乌斯等)、四十余位古代罗马作家(狄奥尼修、李维等)的著作,展现出作者的博学多识。文物碑铭史料包括普鲁塔克求学和游历海外时期搜集到的大量文物碑铭,比如他故乡喀罗尼亚附近亚历山大和苏拉的遗迹铭文,雅典城中梭伦、地米斯托克利、西蒙、尼西阿斯、福西翁等人的遗物铭文,萨拉米斯、普拉蒂亚、色雷斯等地古战场的各种铭文刻字,罗马以及意大利各地的历史遗迹等。这些坚实的史料证据,都被普鲁塔克记录下来写进《名人传》,使他的传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普鲁塔克还非常重视口传史料,他的曾祖父尼卡克斯曾经亲历公元前31年的罗马内战,曾祖父的朋友斐洛塔斯曾在埃及近距离观察过安东尼,他们都给普鲁塔克讲述了亲身经历;普鲁塔克还搜集了家乡和罗马的许多传说轶事,并把这些口述史料写进《名人传》,留下了宝贵的一手材料。

  普鲁塔克利用这些丰富的史料写作传记时注意到,各种史料对历史事件的记叙往往互相龃龉、差别很大,对了解历史真相造成很大困难。他在《伯利克里传》第13节中感慨说:“叙述历史,要掌握好事实很不易,因为,如果是后来人,时间对认清事实是个障碍;而如果是叙述同时代人的事迹和生平,那么,或者由于怀恨,或者由于逢迎,又会对事实加以损害和歪曲。”这表现出高度的求真意识。为了从互相矛盾、纷乱芜杂的史料中确定真实的历史情况,进而反映传主的真实德性,普鲁塔克发展出一套较为合理的史料批判方法,体现出他传记写作中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结合、能够依据史料探求历史真实情况的“求真”一面。《名人传》的“求真”有两种表现:一是史实判断与德性判断相一致,真实的历史记述反映的人物德性是真实的,虚假的历史记述反映的人物德性是虚假的;二是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分离,但不冲突,人物德性的真假不妨害历史记述的真假。

  首先是史实与德性互相统一的情况。普鲁塔克的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密不可分,在两者互相一致的情况下,普鲁塔克能够立足史料,追求历史真相,表现为:当某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人物德性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相一致的时候,它所依据的史料同时被判断为真实可信,可以肯定这一史实是真的。例如,在《努马传》第1节中,对于“努马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密友”这一记述,存在很多否定的意见。有人说努马是自学成才或另有导师,还有人以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年表为证说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生活的年代比努马晚五代人,努马认识的是另外一位毕达哥拉斯。普鲁塔克同时从德性和史料两方面论证这一史实:就德性而言,努马与毕达哥拉斯同样使用宗教迷信来软化、驯服人们的狂热激情,努马禁止偶像崇拜的法令也与毕达哥拉斯哲学相一致,两人德性相似;就史料而言,其一,奥林比亚竞技会年表出现的年代很晚,所记述的早期历史不足为凭,其二,毕达哥拉斯派的喜剧诗人埃皮卡摩斯记录说毕达哥拉斯是罗马公民,其三,努马的一个儿子与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儿子同名,其四,根据口述传说,罗马人曾经在广场中树立毕达哥拉斯的雕像,足以证明毕达哥拉斯与努马有关联。普鲁塔克在这段分析中立足德性,肯定努马与毕达哥拉斯之间德性一致,同时立足史料,批驳反对者证据不足,在德性和史实两个方面同时肯定“努马是毕达哥拉斯密友”这一记述是真实的,表现出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的统一。

  普鲁塔克的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相一致还表现在,当某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人物德性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相冲突的时候,它所依据的史料同时被判断为虚假不实。以亚历山大东征途中会见亚马逊女王的典故(《亚历山大传》第46节)为例。普鲁塔克提出有五位作家(克莱伊塔克、波利克莱图、奥涅克里图斯、安提戈涅和伊斯特)认为这一事件真实发生过,也有九位作家(阿里斯多布鲁、王家司仪查勒斯、托勒密、安提克利特、忒拜人斐洛,忒安哥拉人腓力,厄立特里亚人赫卡泰乌斯、哈尔基斯人腓力,以及萨摩斯人杜里斯)认为它是虚构的。两种意见各有多位作家支持。普鲁塔克在这种情况下拿出亚历山大本人的信件(完全没有提及这一事件)和亲身跟随亚历山大东征的将领吕西马克斯的口证(“当时我在哪呢?”)作为决定性的材料,证明整个事件子虚乌有,某些作家的记叙是错误的。普鲁塔克之前提及亚历山大大帝具有热爱荣誉、不好女色的德性(第4节),“亚历山大约会亚马逊女王”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不相融贯,难以立足。这一典故在德性和史实两方面都被证明是虚假的,在“求真”上具有一致性。虽然后世学者对普鲁塔克所用亚历山大书信的真伪存在争议,但是在重视一手史料的价值这一点上普鲁塔克并无过失。当代研究证明,亚历山大与亚马逊女王相会的故事表明了希腊人把亚历山大事迹融入希腊文化传统中去的一种倾向,是马其顿与希腊历史文化结合过程中出现的传说要素融合,故事本身不足为信。

  普鲁塔克写作传记时对史料批判方法有所自觉,《吕库古传》第1节说:“尽管这些年代的史实是如此混乱与纠缠不清,我在叙述时尽量依照那些最少自相矛盾的作者,或者是那些为了撰写吕库古的事迹而掌握了最值得注意的证据的作者。”他重视一手史料的价值,注意分析二手史料的内容,掌握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史料辨析方法,《名人传》在德性追求与史实追求互相一致,史实与德性或者同时为真、或者同时为假的情况下,能够使用这些方法对史料加以分析和批判,表现出传记作家具有追求历史真实情况的意愿和能力。

  其次是德性与史实互不矛盾的情况。普鲁塔克博学多识,他的传记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名人传》中的德性追求与史实追求并不总是密切一致,也会互相分离,在不明显脱离史料的前提下,两者并不直接矛盾,而是分别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也是一种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

  某些史实所依据的史料互相冲突,仅凭史料批判难以辨别,普鲁塔克在这种情况下会从德性层面进行“推理”,判断史事的真假。以地米斯托克利的老师为例:史学家斯特辛布罗记录说地米斯托克利是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以及物理学家麦里梭的弟子,但也有人说地米斯托克利的老师是弗瑞阿里亚人姆涅西菲洛斯,这个人“既不是位雄辩家,也不是所谓的自然哲学家,而是当时被称为诡辩术或‘智慧’的修炼者,只不过是政治上稍为机敏,加之在实践当中比较精明而已”。普鲁塔克从德性角度判断两种说法的真假:他认为地氏的性格特点是狡猾机智、雄心勃勃,自幼就对培养德性漠不关心,只凭自己的机智达到目的;以此看来地氏不大可能跟随追求智慧与德性的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学习,跟随狡猾精明的智术师姆涅西菲洛斯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普鲁塔克判断后一种说法“更为可信”。在同时存在两种互相矛盾史料,仅凭史料批判无法辨明的情况下,普鲁塔克以德性认识为依据判断其中一种史料记述的史实为真,另一种史料为假,也可以视为“求真”。

  有些史事无关德性,普鲁塔克出于兴趣把他们写进传记,使《名人传》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比如罗马城的起源,普鲁塔克在《罗慕洛传》里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佩拉斯基亚人建立罗马说,特洛伊人建立罗马说,拉丁人建立罗马说以及罗慕洛建立罗马说;关于罗慕洛的出身,普鲁塔克又记录了五种说法,把罗马起源的种种传说全部梳理一遍。后世学者认为罗马起源传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过程,到元首制时代才基本定型,其中的历史真相已经难以考究。罗马起源传说并不涉及德性问题,但是普鲁塔克对它感到兴趣而详加记述;他没有能力在诸多传说版本中发掘真相,但也没有把官方版本奉为圭臬,而是并存多说,把多种说法一并记录下来交代给读者,表明在不涉及德性的历史问题上,普鲁塔克也能坚持“求真”。

  

  普鲁塔克的德性思想十分复杂。如上所述,他在《阿米利乌斯—梯莫勒昂传》序言中认为德性存在于历史之中,认识德性需要研究历史;但是在哲学散文《论道德德性》中却又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德性可以整个地独立于物质,完全不与它混合,然而依然存在,这是可能的,我认为这非常明显”,表达出一种德性独立并凌驾于历史的观点,致使他的德性追求超出史料和史实的范围。普鲁塔克在《忒修斯—罗慕洛传》的开头用修辞化的语言把写作传记比作绘制地图:由于缺乏信息,地图边缘以外的部分往往被地图作家想象为沙漠沼泽、冰山瀚海,同样,那些“推理所能及和确实有史可稽的时代”之前的历史情况,人们无从得知,“那里是诗人和传奇作家活跃的领地,虚无缥缈、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忒修斯和罗慕洛就是属于这些时代的传说人物,普鲁塔克明知他们的生平故事荒诞不经,但因为两人都是“集健壮的体魄与超人的智慧于一身的人物”,具备强烈的德性特征,依然决定写作他们的传记。普鲁塔克自言“希望能够将虚构的传说予以澄清,使之合乎情理,具有历史的容貌”,有些故事过于荒谬,就只能请求读者原谅,表明他此时尚未忘记“求真”原则,但已经把德性追求与史实追求对立起来,并把德性追求凌驾于史实追求之上。

  德性凌驾史实的原则在《亚历山大—恺撒传》序言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普鲁塔克说:“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那些最为伟大光辉的事迹并不总是能够彰显美德或者邪恶,相反,相较于血流漂杵的激战,阵势壮观的大军和围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句话或者一个玩笑,更加能够深刻地揭示性格。”传记只关注那些能够彰显人物德性的言行事迹,不会巨细靡遗地记述所有历史细节,所以作者“格外关注那些人类灵魂的征象”,而把“那些伟大的争斗留给他人去描述”。相较于史实,德性才是《名人传》的根本目标,这一原则体现在史料选择的标准上:普鲁塔克自言不会“单纯地堆砌一些没有研究价值的素材”,而是“采用那些有助于了解人物性格和气质的资料”。德性原则也体现在传记写作方法上:普鲁塔克把写作传记比作画像,“对那些优异杰出的地方完满精确地追随事实”,对于那些“偶尔出现的错误和缺陷”,则“不会过于热衷而多余地去描绘他们”。普鲁塔克的以上纲领性陈述清楚表明,他在处理史料、记叙历史的时候是以德性认识为前提的。如果史实能够反映德性,他就“完满精确地追随事实”,如果史实不能反映德性甚至与德性相冲突,普鲁塔克就会对史实弃之不顾。普鲁塔克把德性追求置于史实追求之上,以德性为标准取舍史料、剪裁史实,表现出他传记中“失真”的一面。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名人传》中的“失真”也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德性背离史实,二是依据德性改编史料。

  首先看德性背离事实的情况。当普鲁塔克本人的德性判断与依据史料做出的史实判断互相冲突的时候,普鲁塔克倾向于坚持德性、否定史实。比如《梭伦传》第27节写到梭伦教诲吕底亚国王克罗索斯幸运无常、应当保持理性的故事,普鲁塔克评价说:“有人企图根据年代纪来证明它是虚构的。但是既然一个故事这样著名,这样确凿有据,尤其是这样和梭伦的品格相符,这样和他的雅量和智慧相称,我就不能因遵守任何年代纪的条规,主张把它否认。”普鲁塔克认为梭伦具有“智慧和公正”的德性,他与克罗索斯会面的故事完美体现了这种德性,虽然史料已经指明这个故事真实性不足,普鲁塔克还是主张承认它是真实的。史实判断为假,德性判断却为真,普鲁塔克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德性判断,认定梭伦会见克罗索斯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德性背离史实还表现在,一些史实根据史料可以判断为真,但是普鲁塔克从德性出发判断其为假。比如《吕库古传》第28节提到,亚里士多德记录说吕库古建立“秘密勤务”制度(Krupteia),有组织地屠杀希洛人;柏拉图也评价吕库古的立法只能培育武勇,不能养成德性;普鲁塔克自己也承认斯巴达人残酷对待希洛人。但是在普鲁塔克看来,吕库古和努马一样都是“受神宠爱之人”,具有“节制平和”的德性,不可能设立这样一种残忍暴虐的制度,因此说“我根据吕库古在其它方面表现出来的慈祥和正义的性格分析,实在不能将‘克鲁普特亚’这个如此令人痛恨的措施加诸在他的身上。”他进一步解释说,斯巴达国中的希洛人在公元前464年的大地震中烧杀抢掠,斯巴达人从此才开始虐待希洛人,以此为斯巴达人开脱,试图证明吕库古建立秘密勤务制度的史事是虚假的。在有多种史料证明秘密勤务制度真实存在的情况下,普鲁塔克从对吕库古的德性认识出发否定这一史实的真实性,从而导致德性判断背离史实判断。

  再看依据德性改编史料的情况。普鲁塔克不仅依据德性否定史料和史实,还依据德性改编史料、虚构史实,以求达到宣扬德性的目标。普鲁塔克改编史料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虚构。普鲁塔克有时会在传记中增添一些于史无凭的细节,以突出传记人物的德性特征,这在传记人物的童年部分最为典型。传主的童年是传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相关信息在历史文献中却不一定存在,这一点在罗马早期人物的传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此普鲁塔克不得不进行虚构。比如《阿米利乌斯传》的主要史料来自李维和波利比乌斯,两人都没有述及阿米利乌斯的早年生活,普鲁塔克无从知晓传主青少年时代的情况,因此在介绍了传主的家世之后说,阿米利乌斯是一个德性出众的人物,青年时代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上法庭为群众辩护或者向群众挥手致意以赢取他们的拥护,而是追求“一种得自勇敢、公正与值得信赖的名誉”,并且“在这些德性上立即超过了同龄人”。在普鲁塔克看来,一个人的德性品质是始终如一的,“一个人年轻时候的品质在成年后肯定依然存在”,普鲁塔克关于阿米利乌斯青少年时代的陈述过于笼统,可以认为是把阿米利乌斯成年以后表现出的德性品质照搬到其青少年时代所进行的虚构。

  第二,压缩。普鲁塔克有时会使用压缩年代的方法,把两个相隔较远的事件结合在一起,形成因果关系,以彰显人物德性。比如《苏拉传》第5节说苏拉在打败辛布里人赢得韦尔切利之战后“立即”投身政治,竞选法务官,并在第二年当选,这“部分由于他讨好民众,部分由于他用金钱收买他们的支持”。普鲁塔克在写到苏拉从军界投身政界的时候使用了形容词“ευ'θυ'”(立即),诺斯英译本把它翻译为“no sooner”,朗豪译本译为“immediately”,德莱顿译本亦译为“immediately”,斯图尔特译本译为“as soon as”,洛布译本译为“at once”,各英译本差别不大,都做“立即、立刻、马上”解。普鲁塔克似乎是在说,苏拉在战争胜利后没有延迟,马上投身政治活动。韦尔切利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1年,苏拉当选法务官的时间则有争议:赖纳赫认为是在前93年,巴蒂安认为是在前97年,后来学者在这两个时间点上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共识。但是无论前97年还是前93年,都与苏拉从战场归来的前101年相距遥远,难以称之为“立即”,可以认为普鲁塔克在这里使用了压缩年代的写作手法,把在时间上相距四年甚或八年之久的两个事件捏合到一起,强调苏拉在选举中利用的“贿赂”和“收买”等煽动手段,凸显苏拉的权力欲望以及他与人民的不正当关系,使苏拉作为一个讨好民众的煽动家形象跃然纸上。

  第三,移位。普鲁塔克不仅会压缩事件之间的年代,还会更换事件之间的顺序,以此凸显人物德性。比如,《恺撒传》的开头部分讲到,恺撒在苏拉掌权后逃离罗马,结果在海上被俘虏(第1节);恺撒在缴纳大笔赎金后获释并立即组织舰队剿灭海盗(第2节);后来恺撒前往罗德岛学习演说(第3节),学成后返回罗马进入政界,利用演说术指控前执政官多拉贝拉、安东尼乌斯等人,获得平民支持(第4节)。苏维托尼乌斯《神圣的朱利乌斯传》叙事顺序与普鲁塔克不同:恺撒出面指控多拉贝拉,结果败诉,因此离开罗马以避免被报复,结果在前往罗德岛途中被海盗俘虏,缴纳赎金获释后,马上率领舰队剿灭海盗,然后才前往罗德岛向阿波罗尼乌斯学习演说术。普鲁塔克的叙事顺序是“逃离罗马—海上被俘—学习演说—回国辩护”,而苏维托尼乌斯的顺序是“罗马辩护—逃离罗马—海上被俘—学习演说”。恺撒在罗马与多拉贝拉等人的官司,在苏维托尼乌斯那里,是一系列事件的开始,而在普鲁塔克那里,则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束。施塔斯伯格(Hermann Strasburger)认为苏维托尼乌斯的事件顺序是正确的,普鲁塔克的史料来源与苏维托尼乌斯相似,他非常清楚这些事件的真实次序,调整应是他本人故意为之。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相较于普鲁塔克的其他传记,《恺撒传》更偏向历史编纂学,更重视恺撒生平中的政治与历史因素,而非恺撒本人的性格特质;但是从这一段文字调整来看,普鲁塔克突出强调了恺撒学习演说与他赢取辩护胜利、获得平民支持之间的关系,使前后事件更加符合“自然顺序”,并暗示恺撒乃是一个通过演说术打动平民、赢取平民支持的煽动家;这一段的主题是政治活动,同时也反映了恺撒的独裁者品质。

  第四,重释。普鲁塔克在利用前人史料时,会以自己的德性观点对史料进行重新解释,比如《克里奥拉努斯传》就把“克里奥拉努斯变成了一个关于野心与愤怒的故事”。《伯利克里传》第15节对伯利克里获得雅典领导权的分析也使用了类似技巧。这一段文字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高度相似,细微之处则不尽相同:在修昔底德看来,伯利克里之所以能够取得雅典领导权,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英明、睿智和远见,是“所有人中间最有才能的人”,“在他主持国政的整个和平时期内,他英明地领导国家,保卫它的安全,雅典的全盛时代正是他统治的时期。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在这方面他似乎也正确地估计到雅典的实力”。但是在普鲁塔克看来,伯利克里的核心品质是“自制”,他能够用理性控制激情和情绪,在面对非理性的群众时能够坚定从容,毫不动摇,贯彻自己的意志;伯利克里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靠说服和教育引导人民,使他们心服口服”,“更在于他从不接受礼品和贿赂,人民认为他生活上名声好,可以信任”,这些都是自制品质的体现。修昔底德也强调伯利克里的“廉洁”,但是排在“贤明”之后,而在普鲁塔克的解释中,“贤明”已经消失不见,“廉洁”“自制”成为伯利克里成功上位的唯一原因。

  

  通过对《名人传》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既有“求真”又有“失真”。普鲁塔克一方面重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根本作用,使用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对史料进行批判,以求从真实历史中发掘真实德性;在难以通过史料批判求得历史真相的时候,普鲁塔克会在不完全脱离史料的情况下按照德性认识判断史事的真假;在一些不涉及德性的史事问题上,他也能坚持依据史料追求真实历史的“求真”立场。以重视史料、能够从史料批判出发探究历史的真实情况论,《名人传》具有浓厚的“求真”意味。与此同时,普鲁塔克又把德性追求与史实追求对立起来并凌驾于后者之上,不但超出史料范围进行写作,还在史实判断与德性判断互相冲突的时候有意识地肯定德性、否定史实,而且使用虚构、压缩、移位、重释等多种方法改写史料、改编史实,以求突出和宣扬人物德性。以否定史料、有意识地抹煞历史真实情况而言,《名人传》又表现出强烈的“失真”特点。

  《名人传》中“求真”与“失真”的对立反映出普鲁塔克德性思想的内在矛盾。在历史与德性的关系中,普鲁塔克一方面认为历史是第一位的,历史决定德性,德性存在于历史之中,研究历史、写作历史人物的传记能够发现并效仿其中的德性,因此“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随着对历史的研究和在写作过程中对它的熟悉”,使他“得以重塑和装点自己的人生”,向着德性不断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塔克又在其他地方提出,德性是历史的统治者,凌驾于历史之上,“德性可以整个地独立于物质”,不依赖物质和历史而存在;而且德性是“整齐划一的,围绕着单一相同的秩序而展开”,它“天然的责任”是“管理”和“统治”,而物质和历史的世界却“分裂成运动与循环,彼此矛盾、四处徘徊,从而造成了那些在大地上变异与变化、产生与消逝的事物的开端”,“需要一个管理者”。究竟是德性在先、德性决定历史,还是历史在先、历史决定德性,普鲁塔克在此问题上自相矛盾,这是他在传记写作中同时表现出“求真”和“失真”复杂特征的根源所在。

  普鲁塔克在德性与历史关系上的思想矛盾促成了《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撰述特点。在普鲁塔克看来,德性是神的品质之一,是唯一一种人类可以达到的卓越神性,德性所带来的满足感是人类所能获得的最大幸福,人类应当追求德性,而写作和阅读历史人物的生平传记,正是追求德性的有效手段。这种对历史实用价值的重视使得普鲁塔克得以跳过历史思维内在的逻辑矛盾,在“追求德性”的目标下灵活使用多种手段处理史料和史实:当历史事实足以表明人物的真实德性,或者史实无关人物德性的情况下,他就通过详尽考证追求真实的历史情况;当历史事实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不合甚或相悖的时候,普鲁塔克就坚持德性、放弃史实,甚至系统地改编史料以适应德性。重视历史的实用价值,始终把德性追求放在史学写作的核心位置,是《名人传》的重要特点,也是元首制时代希腊罗马史学写作的共同特征。普鲁塔克灵活使用“求真”与“失真”等写作方法,书写了众多历史人物纷繁复杂的生平,表现出独特的传记写作技巧,使《希腊罗马名人传》成为西方传记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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