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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起源时间再认识
2020年04月23日 09:08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作者:李新宽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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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西方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一命题不仅关涉对人类文明演进进程的理解,而且影响当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对话共生。反思西方文明起源命题的既有研究和解释范式,应把西方文明的起源问题置于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回到西方文明要素形成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一个新型文明,必须要在能够覆盖文明存在的时空结构下出现三个相互影响的现象:第一,文明区域内的版图格局基本固定下来,再没有大的变动;第二,文明区域内的一国内部或各国之间出现新型的交往形式;第三,文明主要区域内部显示出某种相似的新发展模式。从以上条件看,西方文明真正肇始于公元11~12世纪,其后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才实现了有机融合,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话语体系和文明本质得以全面形成与发展。 

  关 键 词:西方文明/起源/本质/融合 

  作者简介:李新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外学者提到“西方文明”,往往会从古希腊罗马文明讲起。可是,“西方文明”真的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吗?提到“西方文明”,肯定有一个与之相对的“东方文明”,那么“东方文明”究竟是指哪个文明?在什么时候形成了与西方文明的对立存在?蛮族占领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后,作为一个文化水平、法律制度、生活方式与罗马人有着巨大差异的族群,是怎样与视他们为野蛮人的原拉丁族群融合为一种文明的?许多中外教科书表述为,西方文明存在三大源头:古希腊哲学理论、古罗马法律和基督教。那么,失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希腊哲学理论和古罗马法律体系,是如何被蛮族后裔发现吸收并内化为他们自己的文明血肉的?两者间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总之,西方文明起源命题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西方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一命题不仅关涉对人类文明演进进程的理解,而且影响当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对话共生。为此,有必要回顾西方文明起源命题既有的主要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将其置于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大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

  西方文明起源命题的既有研究范式及问题

  按照目前中外学术界对西方文明起源时间的研究,可以简要地划分为以下几种研究和解释范式:

  第一种是教科书范式。中外教科书谈到西方文明,一般都从古希腊古罗马讲起。比如被称为“经典性的教科书”,由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主编的《西方文明史》,虽然简单追溯了人类走出非洲以来的文明历程,但实际上是从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开始介绍西方文明的。①斯蒂芬·豪斯和威廉·莫尔特比主编的《西方文明:欧洲社会史》②、马文·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③虽然都从追溯基督教发展的视角把古代近东看作文明的开端,但依然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叙述西方文明。这种范式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书写西方文明史,有的学者为了给古代系谱增加合法性和荣耀,或者为了凸显西方文明的古老性和独特性,才把西方文明追溯到古代近东地区,实际上是“倒着写历史”的结果,用现代的线性进步理念梳理出一条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建构起西方文明古代→中世纪→现代的系谱。埃里克·沃尔夫就曾经指出:“我们在教室内外被教育道,存在着一个实体被称为西方,人们可以把这个西方视为一个社会或一种文明,独立并对立于其他社会和文明(也就是东方)。我们中的许多人长大了也相信,西方有一个(自发的)系谱,根据这一系谱,希腊孕育了罗马,罗马孕育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孕育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孕育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孕育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④彼得·N.斯特恩斯认为,这种过分强调古希腊是“西方”的观点实实在在“扭曲了希腊人本身的想法”,更何况“古希腊遗产更多地滋养了东欧甚至是中东不间断的传统,而不是西方。西方文明欠情于希腊人,但从为西方文明提供独特标记意义上来说,不能把古希腊看成是‘他们的’……以一条从希腊到西方的直线来思考是极大的误解,尽管希腊历史的作用是为西方食谱提供了关键的原料”⑤。因此,西方文明不是古典文明的继承或延续,斯特恩斯认为,“西欧和古希腊的关系就像日本和古中国的关系:一位(文化的)深度借用者(heavy borrower),但明显不是直系文明继承者”⑥。

  第二种是传统范式,认为西方文明兴起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奎格利认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三百年里(500-800年),这里的人们和文化残骸开始整合形成三个新文明的核心区域,所有这些都位于古老的古典社会的极边缘,东南方向阿拉伯地区出现了伊斯兰文明,东北方向北部平原,出现了东正教俄罗斯文明,西北方向的法兰西,出现了西方文明”⑦。但西罗马帝国灭亡并不意味着古典文明的彻底终结,拜占庭帝国将古典传统一直保持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因此该阐释范式并不能清楚解释这一文明的嬗递。此外,该范式还面临着一个解释困境,奎格利也看到了这一点:“对历史分析来说,阐述西方文明所以存在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文明还没有最终形成。”⑧因为在5—10世纪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包括经济紊乱,高度分散的地方性政治制度,低水平的知识生活和经常的外族入侵”⑨,从而不可能形成文明的内在同一性。

  第三种是亨利·皮朗范式,即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查理曼时代。杰克逊·施皮尔福格尔认为:“查理曼加冕之年,在西欧新的文明轮廓开始出现。欧洲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焦点和中心。”因此,“查理曼的加冕不是罗马帝国重生的标志,而是新的文明出现的标志”⑩。当然亨利·皮朗更为重视西方文明形成的外部因素,“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按照王晋新教授的归纳,亨利·皮朗范式的基本主张为:“匈奴和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统治,但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上并不具有以往人们所赋予的那么巨大的意义;作为罗马世界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存在着,并仍旧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而7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彻底地砸碎了各种古典传统,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正是在这种局势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垮台和加洛林国家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得以诞生。”(11)亨利·皮朗范式的研究视角更为宏阔,从整个地中海地区各个层面的发展特别是贸易结构出发来考察西方文明的形成,并突出了伊斯兰文明的作用。问题是其主要研究的是西方文明形成的外部因素,没有真正对西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内部因素展开考察,特别是忽略了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的融合。这一范式的解释弱点还在于,不能说明为何西方文明已经出现但其空间格局并未固定下来,杰克逊·施皮尔福格尔就注意到:“在9世纪,维京人、马扎尔人和穆斯林带来的威胁能够轻易地扼杀新的社会。”(12)他的解释是西方文明“是在一个摇摇欲坠和并不稳固的基础之上开始的”(13)。但这一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反而说明了西方文明在此时还没有形成。此外,如果西方文明已经出现,为什么一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仍没有形成共同的欧洲文化,也没有出现欧洲范围的经济活动?这一范式对之同样无法解释。

  第四种是伯尔曼范式,法律史家哈罗德·J.伯尔曼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公元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前期,主张“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14)。这样,“西方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文明,不仅区别于东方,而且区别于在‘文艺复兴’各个时期所曾恢复的‘前西方’文化”(15)。在1050-1150年之前的欧洲与此后的欧洲之间,形成了根本的断裂。因此伯尔曼认为:“在西方,近代起源于1050-1150年这一时期而不是此前时期,这不仅包括近代的法律制度和近代的法律价值,而且也包括近代的国家、近代的教会、近代的哲学、近代的大学、近代的文学和许多其他近代事物。”(16)伯尔曼的观点比较有见地,但其主要考察的是西方法律制度,并没有对西方文明起源命题进行全面研究。

  鉴于西方文明起源时间的范式争议,有必要重新审查西方文明的知性预设和初始概念,从而考察西方文明的起源时间。笔者认为,“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西方文明”完全是一个现代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知识学的建构过程。这一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在文明类型上存在着一个对立异质的“他者”,这个“他者”就是“东方文明”。“他者”的存在始终伴随着西方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正是这种威胁和焦虑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内部认同和与其他文明的外部区分。根据雷蒙·威廉斯的考证,在17世纪至18世纪,“civilization”一词还不常用,当时用来指称“文明”之意的常用词是“civility”。到18世纪末尤其是19世纪,civilization才成为普遍使用的词,并且与savagery(未开化)、barbarism(野蛮)形成对比。“西方文明”概念随之出现。“西方文明”话语体系在18世纪末尤其是19世纪的形成和广泛使用,是由于“出现了东方的复兴。对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艺术家来说,对东方——从中国直到地中海的意识似乎一下子就被重新唤醒”,从而把人分为“‘我们’(西方人)和‘他们’(东方人)”(17)。由此可见,西方文明的原初定位就是与东方文明的界分,也即“西方文明”概念诞生之初就与东方文明构成张力,这种张力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位置而是文明形态的对比造成的。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西方思想家开始构建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到当今的演进系谱,“他们鉴于其断言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理性,突然把希腊抬举为欧洲文明的诞生地”(18)。西方文明话语和系谱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性、优越性的确认,并且是在和东方文明停滞、落后、野蛮强烈对比之下的确认,一开始就存在着价值预设。理卡多·达彻斯尼就指出,这是一项“胜利者的假设:西方人总是进步的人群,亚洲人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之后就对人类进步贡献甚少。西欧文明继承了普世皆兄弟的犹太教-基督教视野,希腊的自由市民理想和罗马法传统,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主流’”(19)。

  如果将“西方文明”视为一个客观审视的对象,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视阈下的主流阐释范式,由“西方文明”概念诞生之初指称的内涵和外延追溯,以世界文明演进的大视野来重新审视其结构形式和本质特性的形成,就会发现,西方文明的起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

作者简介

姓名:李新宽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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