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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的历史叙事模式:古埃及文献的启示
2020年09月11日 09:23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作者:金寿福 字号
2020年09月11日 09:23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作者:金寿福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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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种社会秩序在确立初期都曾具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因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要么适时地通过完善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要么被更新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所取代。在古埃及约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和统治形式始终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古埃及人把王权没落的第一中间期、阿肯那顿宗教改革时期和王朝后期外族入侵的时代视为“黑白颠倒”的年代,在保存下来的相关文献中,各个时期关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叙述模式保持惊人的一致。本文分析了古埃及人探讨合理的社会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叙事模式,揭示了这一叙事模式依据书写者的立场不同,既可以替一种消失了的秩序喊冤,也可以为一种新型的秩序叫好的事实。

  关 键 词:古埃及/公正/秩序/理想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06);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金寿福,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埃及学博士    

 

  一、古王国与第一中间期:史实与建构

  无论是《出埃及记》里的以西结、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还是现代学者魏特夫,他们都把古埃及国王视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国王不仅对权力贪得无厌,也具备使得权力不断膨胀的空间和手段。他们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王国时期的实际情况。自从统一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建立以后,王权被解释为用以确保埃及国家强大、民众安居乐业的基础,国王则被描画为保卫国家的斗士和保佑民众的“牧羊人”[1]。与王权相关的王冠、权杖、御座都被视为具有无限威力的象征,经常被制作成护身符;人们在世时佩戴它们,死后则常常把它们作为墓葬品。许多赞美诗特别强调了国王统一埃及、保护埃及不受外族侵略的职能和功劳。王宫由分别象征上下埃及的两座建筑物组成;国王的保护神由分别代表上下埃及的荷鲁斯和塞特担任;保护王冠的两个女神分别是史前时期上下埃及的宗教中心希拉孔波利斯和布托的主神。

  这些精心构筑起来的王权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古埃及由在地理环境和人种的构成上有着明显差别的南北两部分组成。不过,强调埃及国家的完整与强大的王权之间密切关系的根本目的在于宣扬国王的神性①,以此证明王权的合理性和其存在的必要性[2]。高耸入云的金字塔是保存死去国王尸体的陵墓,记录和展现已故国王丰功伟绩的纪念碑[3];同时,对于那些为国王效忠的官吏们来说,这些金字塔是他们死后升天不可或缺的工具[4]。直到第五王朝末期,首都孟菲斯是国家的权力中心,也是所有宗教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地。国王、王室成员和高级官吏们全部居住在都城。除孟菲斯以外,埃及没有一个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因此也没有掌握知识和权力的精英阶层和祭司集团。孟菲斯以外的广大区域主要是由国王派遣的官吏管理。他们受国王之命,到特定的地区向地方官员传达敕令,指定该地区所应缴纳的赋税和应提供的民工数量。总而言之,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层面,首都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从第六王朝的后半期开始,为了更好地控制都城以外的城镇和乡村,每个诺姆由一位固定的官员管理,埃及学家们称其为总督。总督直接向国王负责,他们的永久居住地在他们所管理的诺姆的中心城市。这项行政改革在实施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久,它的负面影响便显现出来。总督居住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不受约束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不仅如此,随着总督势力的膨胀,总督位子的世袭化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中埃及和上埃及沿尼罗河两岸出现了规模巨大、装饰豪华的官吏墓,它们的建造者均为各个诺姆的总督。这些地方权贵们想方设法模仿宫廷里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墓室与孟菲斯王陵在装饰上极度相似中略见一斑。宗教仪式内容、绘画风格、文字书写特征、经文格式、浮雕人物比例等,都说明宫廷样板在快速向周围的城市传播。为了加强与地方权贵们之间的联系,国王经常向后者派去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和工匠,把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奢侈品作为奖赏地方权贵的工具;而到了国王与地方权贵们联姻的时候,距离这些地方权贵反过来干预王权,甚至与中央政权抗衡不远了。如果我们对分布在孟菲斯以外的古王国早期、古王国末期和第一中间期的墓葬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在坟墓的数量、坟墓的规模、墓室的装饰、棺材间内的随葬品等几个方面看出明显的变化趋势。首先,坟墓数量的增加说明了人口数量的增多和人们经济实力的提升;其次,坟墓规模的扩大以及装饰方面的精致和奢华则反映了地方权贵们特别是总督及其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物质基础的雄厚。

  自然灾害的发生、地方势力的趋于分裂、官吏的腐化以及国王的昏庸,诸多因素交织作用,使得貌似强大无比的古王国没落。在接下来的约一百年时间里——埃及学家们称这段时间为“第一中间期”——埃及分裂为若干相互争权夺利的小国。管辖这些小区域的地方权贵在自己的领地内模仿古王国时期的国王行使统治权。但是,在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和自己的统治合理化的过程中,他们并不能像古王国时期的国王那样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无法宣称自己保证国家完整的功绩,也无法把自己塑造为保护埃及免受外族入侵的卫士。相反,每个权贵都声称,在其他权贵掌权的地区天灾人祸不断的时候,他使自己辖区内的民众丰衣足食。许多权贵在自传中说,在其他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而在他的辖区内,百姓不用为食粮担心[5]39-43。有一个权贵甚至说,为了保障其辖区内的百姓以及牲畜的安全,他令手下人用禽肉喂饱山里的狼群[5]39-43。

  一位名叫昂赫提菲的地方权贵的自传为我们理解古王国没落以后古埃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昂赫提菲的势力范围包括艾德夫和希拉孔波利斯两个诺姆。他既是这两个诺姆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军队的首领和神庙的最高祭司,如同从前的国王统揽全国的政治、军事和宗教大权一样。他称自己是“所有人的头、所有人的尾,举世无双的英雄”②。关于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与所辖区域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昂赫提菲说:“我的弓箭不可抵挡,我的远谋无人可及。谁跟随我,他就不会遭难,谁听从我的话,他就会受到神的赞扬;谁违抗我的意志,他的厄运就不可避免。”昂赫提菲认为,人性是邪恶的,假如没有一个强权的监督甚至逼迫,强者和弱者不可能和睦相处。为了强调其手中的权力是用来保护弱小群体,他称自己迫使辖区里的强者与弱者,甚至凶手与受害者和解,用他的话说:“我让一个人与杀害他哥哥的凶手拥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昂赫提菲在文中描写了埃及南部的权贵带着众人、埃及北部的权贵带着儿童来到他的辖区,用上等油膏换取谷物的情景。他宣称,其他地区的人像蝗虫一样飞来飞去,目的是寻找食物;只有他的辖区内的民众无须离乡背井。他称自己是“一座(遮风挡雨的)高山,一棵(遮阳避暑的)大树”。他甚至把自己形容为主司粮食、牧群、织布等的男女神[6]。在昂赫提菲的笔下,自然灾害和社会混乱只存在于他所控制的区域之外。

  在第一中间期,对于每个地方权贵来说,周围的区域都处在危机之中,只有他的辖区安然无恙。周边的危机越严重,或者令所辖区域民众感觉到其他区域的危机越严重,权贵们作为辖区民众的供养者和拯救者的功劳就越大。每个权贵都一再强调自己作为辖区民众的资助者和保护人值得民众追随,地方权贵之间显现出特别强的猜忌心,他们把手下人分为追随者与叛乱者。相比之下,古王国时期的君主们只是留下了像金字塔那样的巨大建筑,并没有留下涉及权力合法性的文字。对他们来说,手中的权力不仅是绝对的,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本文作者看来,重要的不是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们关于危机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而是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地把危机与他们的应对能力和措施、把民众的忠诚与自己作为资助者和保护人的作用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当权者无不夸张地描写连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主要目的是强调他们竭尽全力赈济辖区内灾民的力挽狂澜的伟绩。他们把自己行使的权力说成辖区内居民得以在空前的灾难中保全性命的前提,以此强调他们手中权力的合法性和他们统治方式的合理性[7]。

  至少从坟墓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这个事实判断,第一中间期并非我们从前所认为的那样民不聊生和物资极度匮乏[8]。在古王国时期,随葬品通常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而到了第一中间期,人们开始专门制作墓葬品③。做工略显粗糙但是栩栩如生的奉献供品的仆人模型、具有宗教意义的模型船和模型手工作坊等均在此时问世,充分说明了人们对这类纯墓葬品的需求量上升,并且有能力购买纯墓葬品的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古王国时期财富集中于都城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迫使我们对此前把第一中间期视为黑暗期的观点进行修改④。

  考古研究和文献的解读说明,古王国末期的自然灾害和统治阶层的无能和腐败是不争的事实[9]。从新石器时期开始自然环境相对湿润的气候在古王国后期基本结束,致使埃及周围的沙漠地带更加干燥,尼罗河泛滥水位也偏低。近些年,考古人员在阿斯旺地区发现了第一中间期尼罗河泛滥水位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泛滥水位比古王国时期的平均水位略高。这说明,地方权贵们描写的自然灾害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也并非完全符合史实。在中央集权制的古王国时期,当一个地方出现灾害的时候,只要全国的物产重新分配,由其他地区调集的物品很容易到达受灾区域;而处在地方势力割据格局中的第一中间期,每个地方的供给都由相关的地方官吏来负责。一方面,自然灾害增加了需要调运的物品的数量;另一方面,割据状态加重了交换或者购买以及运输所需生活品的难度。

  第一中间期出现的自然危机以及人为造成的危机为地方权贵们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时机。他们不仅可以借此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而且把手中日益膨胀的权力合法化。饥荒为地方权贵建立世袭制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另一方面迫使民众选择供养人和保护者;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权贵们像一家之主一样承担起所辖区域内物质供给的重任[10]。在这些掌握着政治、宗教和军事权力的人物们看来,没有他们力挽狂澜,辖区的百姓就会饿死,或者沦为其他诺姆地方官的奴仆。地方权贵们与他们辖区内民众之间形成了保护人与被保护者、供养人与被供养者的关系。作为代价,民众要知恩图报,永远效忠这位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中的恩人⑤。

  二、黄金时代与颠倒的世界:中王国要恢复的秩序

  在第一中间期众多地方权贵争夺霸权的过程中,来自上埃及底比斯的门图荷太普家族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公元前2040年,门图荷太普四世征服了其他地方割据势力,以底比斯为都城确立了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被马涅托称为第十一王朝。和平并没有持续很久,门图荷太普四世死后,埃及重新出现动荡。第十二王朝的开国君主阿蒙内海特一世曾经为前一个王朝的宰相;因此,阿蒙内海特深知权力来之不易,也清楚这种权力很容易丢失。对阿蒙内海特一世来说,当务之急有两个:其一,底比斯以外的地方权贵们没有完全放弃分裂的野心;其二,因为阿蒙内海特一世是通过篡位而掌握王权的,他除了要面对底比斯以外的地方势力外,还要应对底比斯特别是忠于前任国王的官吏们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为了应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阿蒙内海特一世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首先,他把都城从底比斯迁移到距离古王国首都孟菲斯一百多公里处的黎斯特,可以从中看出阿蒙内海特一世强调第十二王朝与古王国之间密切联系的用意。这位国王为其新都城起了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名字:“扼两个国家要害的地方”,意思是黎斯特这个地方控制着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两个地区的命脉。阿蒙内海特一世把年号定为“重生”,即第十二王朝将开启新的纪元,他要效仿的榜样就是古王国。其次,阿蒙内海特一世利用文学为自己的统治创造合法性和必要性。这些文学作品的核心是把第一中间期刻画成一个反面形象,一个与古王国截然相反的年代,一个被颠倒的世界。相比之下,第十二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的王权,恢复了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秩序,无异于又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换句话说,这些文学作品要给被推翻的古王国平反,给第一中间期定罪[11]。数个文学作品借助多种修辞手段突出了古王国时期的大一统与第一中间期群雄争霸的分裂状态之间的差别,一种描写合理与不合理、公正与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叙事模式便在这时应运而生[12]。使用这一叙事模式的作品无一例外地以夸张的手法描写第一中间期的黑暗现象,以便让人们看清并相信,第一中间期的结束和第十二王朝的建立是两件同样不可避免且完全必要的历史事件。

  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们将第一中间期与古王国相比较,相对于古王国时期风调雨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状态的是第一中间期的天灾人祸。他们从三个方面阐述第一中间期与古王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其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的邪恶触犯了众神;其二,亲属、朋友、邻里乡亲之间原有的感情基础不复存在,曾经良好的人际关系被冷漠和仇恨所取代;其三,因为古老而被看成是合乎常理的人与人之间在职业、等级、财产等方面的关系被颠倒。被埃及学家们称为《纳夫提的预言》的文学作品首先描写了第一中间期自然界出现的反常现象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然后以非常巧妙的形式强调了阿蒙内海特一世应时代需要横空出世的历史必然性[13],强调了第十二王朝与古王国之间的传承性。这位名叫阿蒙尼(即阿蒙内海特)的弥赛亚式人物将掌握王权,让玛阿特(正义和秩序)回到它应当所在的地方。

  关于第一中间期的自然灾害,纳夫提做了如下描述:“太阳被乌云遮挡,它不再为人们指路;乌云笼罩下,人类无法生存;离开了阳光,人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埃及的河要干涸了,人们可以蹚水过河。人们试图寻找能够航行的水道,可是昔日的河道变成了河岸;河道成了河岸,河岸却变成了河道。干燥的南风压过了北风,昔日和煦而潮湿的北风已经不再。”“主神拉离开了人间,虽然时间依然在流逝,但是人们不知道何时是一天的开始,何时是一天的中间。”自然灾害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面对食品短缺和物质匮乏的局面,人变得自私,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原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亲情和友情遭到了破坏:“人们讥笑受难的人,不再为死者哀哭,也不再因有人死去而禁食。每个人的心里只有他自己,今天的人已经没有为别人哀伤的习惯。人们能够背对着杀人犯,好像看不到有人被杀害。我看见父子成了敌人,兄弟反目成仇。”[14]

  亲情、友情和人情荡然无存的局面在一篇被现代学者们称作《一个厌世者与其灵魂之间的对话》的作品里被描述得更加深刻⑥。作者因为无法忍受伦理道德沦丧和法律被践踏的局面而决定自杀。他用一连串的设问来控诉人世的炎凉:“我能够向谁诉说?兄弟之间相互争斗,今天的朋友不知互爱;我能够向谁诉说?人心贪得无厌,人人抢夺同伴的财物;我能够向谁诉说?和善与相让不复存在,没有人再有廉耻之心;我能够向谁诉说?作孽的人原来引起人们的愤怒,而现在却能逗得大家大笑;我能够向谁诉说?昔日安分的人成了盗贼,他们连自己的伙伴也不放过;我能够向谁诉说?昔日的罪犯,人们现在把他们当作密友,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却互相成了仇敌;我能够向谁诉说?没有人记得昨天,曾经帮助过他人的人得不到帮助;我能够向谁诉说?兄弟之间无情无义,他们试图与陌生人建立感情;我能够向谁诉说?人们表情漠然,他们对兄弟伸出的求援的手视而不见;我能够向谁诉说?人们心里只有自己,值得信赖的人已无处可寻;我能够向谁诉说?没有人主持正义,邪恶之徒在整个国家里横行霸道;我能够向谁诉说?没有人能指望有知己,人们只得向过路人倾诉苦楚;我能够向谁诉说?没有人能够露出笑容,曾经与他为伴的人已经不在;我能够向谁诉说?悲痛把我压得无法喘气,但却没有一个知心的人可以述说;我能够向谁诉说?人世充满了罪恶,何年何月才是尽头?”[15]

  如果亲戚、朋友、熟人之间的无情无义已经达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程度,那么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更是糟糕到了极点。在上下级之间、主仆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应有的秩序完全被颠倒。《伊普味陈辞》的作者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描写了这个被颠倒的世界:

  原来有身份的人,现在成了推磨的人;

  原来身穿上等亚麻布衣服的人,现在遭到棍棒的毒打;

  原来轻易见不到日光的人,现在成了完全自由的人;

  原来因为嫁给富人而睡在舒适的床上的女人,现在睡在木板上;

  原来睡在地上的人,现在拥有了床;

  瞧,原来拥有万贯家财的人,现在忍受着饥肠辘辘的煎熬;

  原来沿路乞讨的人,现在有了吃不完的食物;

  瞧,原来身穿长袍的人,现在却衣衫褴褛;

  原来专门给别人织布的人,现在拥有上等的亚麻布;

  瞧,原来受雇于造船作坊的人,现在拥有了船队;

  瞧,原来流浪的人,现在成为房子的主人;

  原来拥有房子的人,现在与风雨为伴;

  瞧,原来不知乐曲是何物的人,现在拥有了竖琴;

  原来口齿不清的人,现在高唱着赞美女神的颂歌;

  瞧,原来拥有铜制供桌的人,现在没有一件像样的器皿;

  瞧,原来打光棍的人,现在娶了贵妇人为妻……

  瞧,原来一贫如洗的人,现在成了财主;

  瞧,原来的穷人,现在成了富人;

  原来丰衣足食的人,现在身无分文;

  瞧,原来帮厨的人,现在拥有多个管家;

  原来替人送信的人,现在拥有自己的信差;

  瞧,原来吃不起面包的人,现在拥有了大粮仓;

  瞧,原来剃了光头以后用不起油膏的人,现在拥有成罐的油膏;

  瞧,原来连个箩筐都没有的人,现在置办了木质家具;

  原来不得已在水中照脸的人,现在拥有了贵重的镜子[16]。

  显然,《伊普味陈辞》中描写穷人变成富人、贵妇人沦为女仆的翻天覆地的字句与描写普遍的灾难和绝对的贫穷的片段自相矛盾。有的学者由此推理,断定《伊普味陈辞》所描写的状况完全是虚构的,没有丝毫事实成分[17];有的学者则坚持认为,《伊普味陈辞》描写的状态反映了第一中间期埃及遭受自然和人为灾害的实际状况[18]。需要考虑的是,上面提到的作品都属于文学范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纯属虚构,不包含任何事实成分。文学作品对现实进行了过滤和加工,但它们并没有对事实予以颠覆性的“手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记录,但是它们却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它们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并且为特定的历史环境服务。第十二王朝的文学作品把第一中间期描写成不堪回首的过去,而重新确立的王权则被视为结束悲剧的唯一可能性,王权没落前的自然灾害和王权没落后的社会现象都被解释为中央集权制必要性的证据。这些文学作品当然有别于历史书写,它们旨在对曾经存在的现象进行控诉⑦。这种控诉的主要目的是勾起人们对过去可怕的回忆,促使他们更加珍视眼前安定的局面,从而感激重新确立起来的王权,因为没有强大的王权,原来被颠倒的秩序不可能得到恢复。

  事实上,为第十二王朝呐喊助威的文学作品借用了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们曾经用来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的叙事方式,只不过各自的着眼点不同而已。在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们的笔下,混乱局面只存在于自己所管辖的区域以外。在这些空前的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导致的困难面前,正是因为地方权贵们的力挽狂澜,他们所管辖的区域才得以幸免于难。在自然灾害面前,一个地方权贵完全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识确保辖区民众安然渡过难关;但是在由阿蒙内海特一世等君主精心策划下诞生的文学作品里,第一中间期因自然和人为因素出现的混乱是普遍的,没有任何人、任何地方得以幸免。按照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们的理解,虽然自然灾害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各自的管辖区域并没有出现社会动荡;根据第十二王朝的文学作品,地方权贵们争夺霸权是国家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他们不仅不是拯救百姓的救星,反而是促使自然灾害产生更可怕后果的罪人⑧。在整个国家陷入灾难的情况下,统一的王权国家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哈布瓦赫指出,所有的记忆都是从当下出发对过去进行重构[19]。我们可以把上述作品里的叙述称作模式化的回忆。这种回忆与虚构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当人们以回忆的形式将过去的人物或事件置入大脑中时,人物或事件都经过了重构的步骤。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人们也无从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回忆。此外,过去并不是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只有当人们对其进行回忆的时候,它才重现在人们的脑海里[20]。再者,人们只有在需要过去的时候,才对它进行回忆。对于第十二王朝的国王们来说,他们有必要以回忆的形式对第一中间期进行反思和利用;因为,第一中间期构成了第十二王朝中央集权重新确立的理由和基础,后者的诞生和存在就是要结束前者造成的社会秩序的颠倒。“黑白分明”的叙事模式意在强化人们对第一中间期典型化和象征化的认识,目的是让人们的记忆持久化[21]。按照第十二王朝统治者的诠释,最可怕的莫过于弱者受强者欺侮、穷人受富人欺压的无秩序状态。王权一方面提供保护,另一方面行使压制和惩罚的权力,王权与强权在这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三、登基如同创世:新王国时期的秩序理念

  第十二王朝的君主们把他们结束第一中间期混乱状态的功劳视为其王权合法化的有效证据。建立新王国的第十八王朝统治者们则把他们驱逐喜克索斯人的功绩当作其权力的基础。从开国君主阿赫摩斯开始,他们一方面发动针对西亚和努比亚的军事行动,意欲彻底消除来自埃及东北部和南部的威胁;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兴土木,为诸神建造神庙,为自己修建祭庙,允许并资助官吏们凿挖墓穴,试图以此来确立和巩固神、国王、官吏们三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图特摩斯三世先后十七次率兵征讨西亚,其目的不仅在于惩罚企图反抗埃及统治的西亚人、掠夺财物和俘获劳动力,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内树立埃及人庇护者的形象,甚至从未率兵打仗的女王哈舍普特也把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形容为一场瘟疫,说她消除了这些外族人留下的贻害,使以往的秩序重归埃及[22]。

  到了图坦卡蒙掌权时期,距离所谓喜克索斯人的暴政时期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埃及面临的危机和动荡已经无法再归罪于这些外族人;事实上,埃及的危机和动荡是阿肯那顿发动宗教改革的后果。图坦卡蒙把阿肯那顿在位时期描写成埃及患了一场重病;至于病因,他的解释是因为“他们破坏了神创世时的秩序”。这里说的“他们”委婉地指阿肯那顿等人,说法与哈舍普特指称喜克索斯人惊人地相似:在这场噩梦般的病患中,从三角洲到阿斯旺,神庙得不到修葺,神龛变成了废墟,杂草丛生,无法想象那儿曾经是神的住所,神庙庭院则变成了便捷的过道。因为众神离开了埃及,埃及人一事无成,当人们向男女诸神发出呼救的请求时,没有一个神回应,派到西亚的军队无法像之前那样获得胜利。按照图坦卡蒙的理解,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神终止了造物。图坦卡蒙称自己是由赫利奥波利斯的众神经过集体商议之后为危机中的埃及特意造就的君主,目的是让他为这些神,尤其是为众神之主阿蒙做“有用的事”。他修复和重建全国各地废弃和坍塌的神庙;他惩罚有罪的人,让正义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使得谎言无人相信,并让说谎者无处葬身;他让人们疾恶如仇,使埃及由此回到了创世时的理想状态。他把自己的登基比作使埃及噩梦初醒;在他的治理下,因被众神抛弃而陷入危机的国家逐渐恢复秩序,离去的神也开始返回埃及:作恶者和撒谎者被驱逐,公正原理重新复位,整个国家像创世时那样气象一新[23]。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图坦卡蒙把自己登上王座形容为又一次创世。

  第二十王朝初期的塞特纳赫特是位平庸的国王,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多数学者认为他在位时间不超过三年;但是,他却沿用了图坦卡蒙所采用的叙事模式,首先用几乎相同的手法描写其掌权之前埃及所处的混乱状态: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埃及犹如一个弃儿,人人都自作主张,人人都想为所欲为,没有人能够主宰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国家的各个角落都存在肆无忌惮的地方割据势力;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强者随意欺凌弱者。自然灾害导致农民颗粒无收,外族也趁机进入埃及浑水摸鱼。人们偷窃和抢劫邻里的财物,对神灵也毫无敬意;没有人再到神庙里敬献供品。紧接着,塞特纳赫特宣称,诸神出于怜悯之心为埃及施恩,他们让亲生的儿子(指塞特纳赫特)登上了王位。因此秩序重新得以确立,国家回到了原来的状态[24]。

  如果说塞特纳赫特登基之前埃及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那么梅内普塔把自己的继位与社会秩序的恢复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⑨。梅内普塔甚至称自己是由创世神选拔为埃及国王:“他(梅内普塔)是正直、善良和宽容的国王,他保护孟菲斯不受侵犯,他惩罚了亵渎赫利奥波利斯诸神的人,他解放了被围困的城镇,解救了众多被囚禁的人。他让各个神庙里供品充足,香火不断。他确保富人的财产拥有权,他让穷人在原居住地获得安身之处。尽管没有人守卫哨所,人们大胆地走在路上,不担心发生意外;信使不怕路上没有水喝,守城的士兵安然入睡,只有高照的太阳弄醒他们。士兵们夜间可以蒙头大睡,没有战事会突然惊醒他们。人们兴奋地唱起歌,感谢拉神重新眷顾埃及,他的儿子(梅内普塔)成为保护众神的国王。”[25]这首歌颂梅内普塔的诗令人联想到哈舍普特描写喜克索斯人的罪行和图坦卡蒙指责阿肯那顿渎神罪的字句。

  一首歌颂拉美西斯四世登基的赞歌采用排比句的形式,特别强调社会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美好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天和地都处在欢乐之中。你(指拉美西斯四世)是埃及贤明的君主。那些逃离家园的人已经返回,四处藏身的人走出了隐藏地。那些曾经饿着肚皮的人因饱食而露出笑容,曾经忍受干渴的人喝得有了醉意,曾经赤身裸体的人穿上了上等亚麻布制作的衣服,曾经蓬头垢面的人变得容光焕发。原来被投进监牢的人成了自由的人,曾经遭受种种限制的人喜笑颜开,原来不断争吵的人们现在握手言和。尼罗河的水位变高了,目的是让人们有足够的吃喝。寡妇们敞开着房门,她们把过路人让进屋里。少女们愉快地唱起了欢乐的歌曲。”[26]365-369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判断,以上国王登基前埃及并没有经历严重的社会动荡,图坦卡蒙和塞特纳赫特均为软弱无能的君主,更何况他们在位的时间也很短。在一定程度上,第十二王朝时期兴起的社会秩序叙事模式成为许多后世国王为自己辩护的工具。每个国王的登基都意味着结束混乱和恢复秩序,象征了末日的逆转[27]。每位掌权的国王都被描写成救世主,一个从天而降的弥赛亚。既然所有的国王都是受神的委托来到人间,而且按照神的意志管理埃及,严格地说,就不应该出现社会动荡和道德沦丧的局面。按照第十二王朝确立的王权理念,新国王的登基犹如救世主降生,有关社会陷入混乱局面的格式化描写就变得必不可少;因为每一个国王都是降福祉的救星,一旦他登基,被提到的灾难都会随之被克服和战胜。

  四、从预言到神启:王朝后期埃及人祈盼的秩序

  新王国没落以后,埃及频繁遭受外族的侵略,从之前作为雇佣兵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外族建立政权到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埃及人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所占的比重都急剧下降。若干年前,在位于埃及达赫莱绿洲的杜什附近出土了几百块有文字的石片。它们的书写年代从第二十六王朝君主阿玛西斯在位的第四十三年至那克塔内布一世统治的第十二年。其中一块石片上写着伊那罗斯在位第二年,并称这位君主为“伟大的反抗者”。学者们曾经把伊那罗斯与希罗多德等古典作家提到过的抗击波斯人的埃及英雄相联系。根据学者们多年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伊那罗斯应当是亚述人入侵埃及时率领埃及人抵抗外族的民族英雄。有证据说明,伊那罗斯的祖先曾经率领尼罗河三角洲的众多权贵抵抗努比亚人对三角洲的进攻。伊那罗斯这个希腊名字是古埃及人名“荷鲁斯的眼睛射杀他们(即敌人)”的简称[28]。

  显而易见,随着埃及遭受外族的入侵,奋起反抗的民族英雄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形势的变化被不断扩充和改编。在一篇被埃及学家们称为《羔羊的预言》的文学作品里⑩,一只羔羊在布克里斯国王在位的第六年发出预言,说该国王的统治期限已经到来,因为外族即将入侵埃及,接下来先后会有亚述人、波斯人和希腊人在埃及建立政权。关于外族统治埃及时的景象,作者采用了在古埃及几乎家喻户晓的鲜明对比形式,强调了这些可恨的入侵者颠倒秩序以后出现的可怕景象:“到那时,埃及的大河将成为血河。富人沦为穷鬼。原来让人伺候的人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当仆人。谎言在埃及全境甚嚣尘上,没有人再说真话和实话。邪恶的人和邪恶的事到处可见,反倒是无辜的人受其伤害,小人把矛头对准了曾经有身份的人。”一句话,众神离开埃及回到了天国,象征王权的标志被踩在地上。可喜的是,这头羔羊最后宣布,埃及最终会回到埃及人的手里,一位埃及国王将掌握王权长达五十五年之久,因为羔羊将转化成王冠上保护国王的眼镜蛇[29]。在马涅托撰写的埃及王表中,布克里斯是第二十四王朝的国王。关于这位国王在位时期值得记述的事情,马涅托说:“在他掌握王权时期有一头羔羊做出了预言。”[30]古埃及创世神克努姆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一只羊。显而易见,这篇预言借助一只羔羊发出预言,意在强调终有一天创世神会干预人世,让久违的秩序重回埃及。

  《羔羊的预言》不仅广泛传播,而且又被改头换面,被古埃及人用来发泄对外族的不满和仇恨。在《陶工的寓言》(11)里,一位匿名的陶工向一位名叫阿蒙荷太普的国王发出了预言(12):到了那个悲惨的时间,从各个方向刮来的风都会给埃及带来灾害;太阳也失去了光芒,因为它不愿看到发生在埃及的灾难。一群外族人——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指向却非常明显——将奴役埃及,他们将在埃及海岸建造一座城市;他们信奉埃及人恨之入骨的塞特神,毁坏遍布埃及的神庙。其后果是:埃及人流落国外,尚未尝到生活甜头的孩子夭折,奴隶成为自由的人,兄弟之间、夫妻之间闹起纷争,非亲非故的人之间更是剑拔弩张。农民的庄稼虽然歉收,但是租子要照样缴纳。曾经的奴隶成为自由人,而他们原来的主人则缺衣少食。父亲在女儿与女婿之间挑拨离间,儿子试图娶其母亲为妻[31]。自然灾害使得道德沦丧,人世的正常秩序被颠倒,这种叙事模式发端于第十二王朝的文学作品。在预言的末尾,陶工称,亚历山大城必将毁灭,随之而来的是一位受太阳神委托下凡的国王,在他统治的五十五年期间,埃及人从外族统治的苦难中解脱,埃及将见证繁荣和兴旺:尼罗河水位恢复正常,冬天和夏天分别在它们应当到来的时候来到,风调雨顺,阳光充足,民众安居乐业,作恶者遭到惩罚,安分守己者不必在恐惧中生活[32]。《陶工的预言》表露出强烈的反希腊情绪,其矛头尤其针对亚历山大的希腊移民。

  阿蒙荷太普三世统治下的埃及被后世认为是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陶工的预言》通过阿蒙荷太普三世这个伟大君主传达埃及将要恢复昔日美好秩序的信息。在这里,回忆与预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里的预言是以回忆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阿蒙荷太普三世由于统治年代久远,显得更加美好;眼前的景象则让陶工更加无法忍受。面对令人沮丧和痛心的现实,回忆过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回忆向埃及人证实,埃及人曾经历过自己做主的美好岁月。《纳夫提的预言》中的救世主就是作者撰写其作品时在位的国王阿蒙内海特一世,所谓的预言旨在强化这位国王统治的合法性。相比之下,《陶工的预言》的作者只能把这个救世主放置在遥远的未来,而且因为被拯救的希望比较渺茫,整个预言具有强烈的末世论色彩[26]365-369。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未来,这样的预言可能为不满于现状的埃及人带来暂时的安慰,但却没有促发民众行动起来的作用;或者说,作者没有想或者不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尤其是在被学者们称为《大众体纪年》的作品里,作者讲述了那克塔内布一世如何得知埃及将经历辉煌未来的故事。那克塔内布一世是古埃及最后一个王朝的开国君主。在故事的开头,这位国王试图寻找记录治国智慧的书籍,不料却发现了一本收集古代诸多预言的书,其中有描写他自己命运的文字。预言者先是断言,有所成就的国王是虔诚的,而那些遭受厄运的国王都是邪恶的(13)。作者不仅预言了亚历山大率领的军队将打败波斯人、马其顿人,将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而且以极其肯定的口吻预言:一位埃及本土君主将会降生,他将结束外族的统治,让埃及再一次经历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那样的黄金时代。到那个时候,玛阿特将下凡到人间,人们心中都有她(指玛阿特),人们说话行事都依照她。整个国家财力充足、物质丰富,人人都填饱了肚子。人们不知道什么是饥荒,上下埃及都看不到遭受饥饿的人。那个时候,房屋牢固、院墙严实,植物的刺也不扎人;那个时候,因为人们吃饱了肚子,人间没有罪和恶;鳄鱼不以其他生物为牺牲,毒蛇也未曾无端地伤人[33]。显然,出于实际考虑,作者没有描写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相反,他设法用遥不可及的未来或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来暗讽眼前不如意和应当被消除的局面。面对历史出现断裂的危机,古埃及人更加感受到了保持传统的迫切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空前的危机感,与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有所不同,古埃及文明末期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和拯救埃及人出苦海的任务日益明确地落在神的肩上。此外,不合法和不合格的统治者既有外族,如亚述人、波斯人和马其顿人,而且也包括了埃及本土的掌权者。原来描写社会秩序的作品基本都为统治者服务,而此时的文献以批评和否定的态度看待掌权者。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反映了文化主导者的换位。面对真正恶化了的现状,并且看不到这一境况的尽头,原来的政治预言有时就转化为宗教启示。

  五、结语

  由于古埃及最早的领土国家是在融合尼罗河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南北两个区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古王国君主们在宣扬王权和运作权力的时候把重心放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必要性上面。对于亲身经历过第一中间期并目睹地方权贵争权夺利的严酷现实的阿蒙内海特一世来说,单纯强调统一的王权远远不够,他要让官吏和民众深刻认识到国家陷入割据状态的严重后果。由御用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对第一中间期进行的模式化回忆,不仅在中王国与第一中间期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且把中王国和古王国连接起来。这种模式化的回忆不仅否定了第一中间期继续存在的理由,而且强调了第十二王朝取而代之的内在合理性,因为前者是对古王国强制性的阻断,而后者却是强调对割断了的正常秩序的恢复。这种借助描写自然灾害的肆虐、社会秩序的颠覆和人际关系的沦落来否定之前年代的叙述模式在新王国时期转化为在位国王对前任的直接或间接的否定。

  对于王朝后期的埃及人来说,社会安定、物质丰足和人性善良的时代永远不可挽回地变成了遥远的过去。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人间恢复或者寻找这样的理想状态是绝对不可能了。虽然他们在针砭现状或憧憬未来时依然使用由来已久的叙事模式,但是所描画的理想社会和社会秩序程度不同地具有天国色彩。在表达对以往美好时光眷恋的时候,埃及人把残酷的现实经过加工以后放置到未来中去,并且声称这是神谕的结果。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担心引火烧身,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逐渐丧失了改变现状的信心。叙事模式依旧,但是作者的处境和动机却发生了变化(14),可谓旧瓶装新酒,其味道已经迥然不同。

  注释:

  ①奈弗尔-伊尔-卡瑞国王的一个贴身仆人在其自传里称,他在世时曾不小心碰到国王佩戴的权杖,由于国王随即念了缓和权杖魔力的咒语,他的性命才得以保全。他在坟墓的墙壁上记录了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②这两个句子在昂赫提菲自传里像一首歌曲里的副歌一样反复出现。我们可以设想,昂赫提菲自传里的这段文字很有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作为“英雄诗歌”被人传唱。

  ③孟菲斯区域使用陶轮的最早证据来自第五王朝时期,而其他地区则要等大约两百年才出现使用这种工艺的迹象。这说明,随着第一中间期地方势力的加强,原先局限于首都地区或者说被中央垄断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消费模式才得以流传到广大的乡村。

  ④从孟菲斯以外的许多墓地出土的第一中间期的随葬品有化妆用调色板、首饰、用宝石制成的护身符以及黄金器皿,都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而不是专门为墓葬制造的。这说明,各个诺姆在古王国末期和第一中间期经历了一段经济生活相当富裕的时期。

  ⑤考古人员在不少诺姆中心城市发现了与古王国时期孟菲斯的宫廷风格类似的墓室浮雕、墓碑、雕像以及其他墓葬设施。这一切说明,原来在孟菲斯为王室成员和高级官吏服务的艺术家和工匠们随着王权的没落转移到全国各地,受雇于地方权贵们。

  ⑥只有当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失去某物的痛苦时,他们才有可能不由自主地回忆过去,回忆他们拥有该物时的满足和幸福。当人们愈发真切地回忆已经不复存在的过去时,他们才愈发感觉到眼前景象的陌生和无法忍受。

  ⑦在古埃及,以极其鲜明的对照手法描写世道变化的体裁出现在葬礼中。哀悼死者的亲人无法接受生者突然死去的现实,一个为死去的丈夫哀悼的女子哭诉:“那个寂静之国多么让人难以接受,曾经充满精力的人在那里沉入醒不过来的睡眠中,一个未曾在白天睡觉的人如今整日昏睡不醒;曾经喜欢痛饮的人如今却僵卧在滴水不存的沙漠;曾经喜欢各种颜色衣服的人如今却被裹在旧布条中。”

  ⑧昂赫提菲把自己的势力范位扩大到邻近的诺姆。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诺姆在原来掌权者的手中已经沦落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而他使国家秩序重新恢复的功劳与原来掌权者玩忽职守的罪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后者的失职才使得昂赫提菲替天行道的行为合法化。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此种把自我标榜为秩序的守护者、把他者说成秩序的破坏者的做法也被中王国国王们采用;只不过在第十二王朝的文学作品里,失职的人是那些地方权贵,而替天行道的是消灭地方势力并重新建立统一王权的第十二王朝。昂赫提菲称,艾德夫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昂赫提菲所采取的恢复秩序的举措之一,就是促使一个人与杀害其父亲或兄弟的凶手和好。“父亲或者兄弟被杀”成为第十二王朝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第一中间期暗无天日的最为极端的事例。

  ⑨现代埃及学家们通常把当时国势的强弱视为界定标准,也就是说,多数学者把第六王朝视为古王国的最后一个朝代;而在古埃及人眼里,孟菲斯都城的废止标志统一的王权国家的结束。在刻写于阿比多斯塞提一世神庙墙壁上的王表和同样编纂于埃及第十九王朝、现存于都灵博物馆的《都灵王表》里,第八王朝之后的君主们没有名字,统治年限也只是合计在一起给了一个概数,一直到列举中王国时期的第十一王朝君主时,编纂者才又给出具体的王名和确切的统治时间。换句话说,在古埃及王表编纂者眼里,埃及一直到第八王朝为止基本符合王权理念,即以孟菲斯为都城、以建造金字塔为特征。

  ⑩记录这则预言的纸草被保存在维也纳博物馆里,编号为D1000,抄写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至8年,而成文时间应当早许多。

  (11)现存抄本的年代为公元前129至前116年。

  (12)多数学者认为,这里的陶工实际上是创世神克努姆的化身,而阿蒙荷太普则暗指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蒙荷太普三世。

  (13)在王朝后期的说教文里,作者声称虔诚的人将会受到神的保佑,邪恶的人必将受到神的惩罚。

  (14)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在美国流亡期间创作了《高加索灰阑记》,剧中讲述了有关高加索一个村庄的村民二战后重建被纳粹德国摧毁的家园以及中世纪高加索动荡岁月的故事。在描写社会秩序颠倒的时候,布莱希特稍加修改引用了上引《伊普味陈辞》中的字句。古埃及有关社会秩序的叙述模式被现代剧作家用来描写中世纪的社会变革,说明其中有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普遍适用的因素。这种叙述模式可以如此轻易地翻用,确实令人深思。

    原文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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