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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边缘化的“常识先生”:跨国视野下的潘恩与美国革命
2020年02月28日 09:51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邢承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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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过去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对托马斯·潘恩的解读多局限于对他作为“常识先生”这一角色的讨论,然而这种相对单一的理解忽略了《常识》发表前后潘恩在英、美、法三国更为复杂的跨国经历,遮蔽了他对美国革命曾经怀有的世界主义理想,更掩盖了潘恩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中所遭遇的边缘化困境。美国革命从由潘恩等人主张的世界主义、跨大西洋世界中的一场革命,逐渐被赋予本土主义和例外的内涵,而潘恩当初所倡导的美国革命的意义,也日渐为人所遗忘。重新梳理潘恩在英、美、法三国的经历,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潘恩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思想侧面,也有利于从潘恩的视角出发,突破美国例外论的叙事模式,重新审视为美国革命叙事所掩盖的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和跨大西洋的激进主义。

  关键词:潘恩 美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 跨国主义 启蒙运动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往往忽略那些被主流权力冷落的人群,并且将他们在国家话语之洪流里所发出的“历史中细小的声音”边缘化。恰如伊恩·蒂雷尔(Ian Tyrrell)指出的那样,这种历史叙事总是强调各个国家历史与传统的独特性,囿于这种叙事的局限性,它通常只能反映最低限度的历史真实,并往往以忽略被边缘化的跨国个体的经历为代价。美国革命初期大名鼎鼎的 “常识先生”(Mr. Common Sense)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正是这类高度单一叙事框架下的典型牺牲品。以往提起潘恩,我们往往马上想起他撰写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 1776)和独立战争最初的那声有力的号角。然而另一方面,也恰是因为《常识》在独立前夕的北美殖民地产生了巨大影响,潘恩从此被贴上“常识先生”的标签,在《常识》这本小册子得到革命史叙事不断构建和神化的同时,潘恩本人丰富的跨国经历和世界主义思想却逐渐隐没在这个单一的身份标签之下,他对美国革命之目的、意义、地缘范围等方面的界定也日渐为人所遗忘,以至于有学者感慨:“潘恩仿佛在1776年以后就‘彻底消失’了”。

  潘恩当然没有消失,《常识》只是潘恩走进公共视野的开端。对美国革命,潘恩始终有着更为宏大的抱负。从发表《常识》之初,潘恩呼吁的就是一场全人类范围的政治革命,他不仅号召美利坚人民的独立,更号召普通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他将北美独立作为一场世界性革命的开端,是“太阳底下最有价值的事业”,并鼓舞着殖民地人民以世界主义的眼光理解美国的独立事业:“北美独立不是地方性的,它具备普适性的特征,对全人类都有莫大意义”。与其他启蒙哲人一样,潘恩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他不仅热衷于以质朴的风格写作、传播新知,而且将自己视为一名世界公民,把全人类的利益置于国家和宗教的利益之上。某种程度上说,潘恩是被忽略的启蒙哲人,也是被遗忘的美国建国之父,这两个身份在他的生涯里时常相互穿插,彼此影响,然而却罕为人所留意。作为启蒙哲人的潘恩具有世界主义的理想,热衷于科学发明,推崇理性,并积极参与政治和宗教领域的改革;而作为美国建国之父的潘恩,在美国革命以后又积极投身法国革命,九死一生回到美国以后又发现自己早已臭名昭著。潘恩亲历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与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伯克、拉法耶特、罗伯斯庇尔等皆有往来,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来理解潘恩,难免掩盖其更复杂的跨国经历和思想内涵。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常识》的影响展开了丰富讨论,然而学界对潘恩的研究总体而言仍旧没有突破民族国家叙事框架的束缚,没有对其经历的跨国性作出关联性阐释。对这种现象,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提出批评。方纳在《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一书中已有意识地将潘恩在英、法、美的经历关联起来,在大西洋世界的框架里理解潘恩的激进主义。随着60、70年代以来学界对潘恩兴趣的复苏,也有不少欧美学者开始将潘恩的思想和经历放到跨大西洋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即便如此,学界迄今对于潘恩的研究依旧有一系列问题未能较好地解答。例如,为何这位只在北美殖民地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英国人,能在美国独立前夕写出轰动一时、并深刻影响殖民地政治前景的小册子?美国革命之后,潘恩又怀着怎样的动机投身法国革命?为何美国独立不到20年,“常识先生”就在美国政治中被边缘化?本文以潘恩的《常识》为始、《致华盛顿的信》的发表为末,考察他在英、美、法三国的跨国经历,揭示一系列被美国革命叙事忽略的、更为复杂的历史线索,以期还原为民族国家叙事所掩盖的 “细小的声音”。

  一、卷入美国革命漩涡中的英国人

  伯纳德·贝林提醒我们,《常识》是由一个英国人而非美国人所撰写的经典文献。写作《常识》之时,潘恩只在北美生活了短短十几个月,而在英国则生活了37年,在英国的经历奠定了潘恩思想气质和人生轨迹的方方面面。与艾萨克·牛顿、约翰·洛克这类启蒙时代大名鼎鼎的英国人一样,托马斯·潘恩也出生在英国乡间。他的家乡在距离伦敦几十公里外、一个名为塞特福德(Thetford)的小镇上。潘恩原姓Pain,他的父亲(Joseph Pain)是一个手艺人,开了一家店铺。潘恩继承了他父亲的姓氏、贵格派的宗教信仰以及18世纪英国乡村枯燥的手艺人生涯。13岁从塞特福德文法学校(Thetford Grammar School)辍学以后,潘恩就开始在父亲的店铺里当学徒。与18世纪英国其他自治镇一样,塞特福德当地有贵族血统的格拉夫顿家族通过通婚、投资、参加议会,不断扩充家族的财富和威望,最终控制了当地一切地方选举、契约、许可证明。小镇的地方政治腐败透顶,当权者和富人制定法律,而穷人只有服从的份,“根本毫无民主可言”。也许是腻烦了塞特福德日复一日的乡村生活,潘恩最终决定离开。他曾两度试图从海上逃走。16岁那年第一次逃跑,但不久就被父亲追了回来。三年后第二次逃跑时,潘恩终于成功离开了家乡,伪装成水手,坐船抵达当时英语世界的文化中心——伦敦。

  当然潘恩很快就发现,即便逃到伦敦,他也很难逃脱糟糕的境遇。当时的英国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经济上看,都是一个由少数人支配和掌控的国家。权贵仅占全部英国人口的5%,但他们却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其他95%的英国人中,几乎每两人就有一人生活在赤贫之中。这些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服饰和房屋都极为简陋,辛勤工作却难以指望改善自己的生活,也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潘恩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离家以后,他生活在当时伦敦最贫困、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他后来当过手艺人,为英国政府征过税,卖过烟草,开过自己的店铺,也在伦敦当过老师,然而最后都失败了,还几度陷入破产的窘境。潘恩在英国屡经坎坷,饱尝了人世冷暖和悲欢。他虽不属于英国最贫穷的人群,但债务问题在他最初的人生中频繁显现,贫穷是他时常不得不面对的困境。这种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和英国社会的底层经验也使他对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深有体会。

  即便如此,英国的经历塑造了潘恩。潘恩深爱着那个曾养育他的岛国,以及英国式的自由与枷锁、希望与绝望的奇妙混合。英国在启蒙时代本就地位崇高,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曾深受英国思想的影响,并终其一生推崇英国的榜样。而英国的宪政制度更是当时西方世界所公认的最优秀的政治结构之一,它既能保障贵族和君主享受特权,又能保障普通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英国臣民自诩为“世界上唯一享有自由、不受专断权力侵害的人民”,而美利坚人更将英国宪法视为 “人类所能组建的最好的政府模式” 和“不列颠自由的辉煌建筑”。而伦敦作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其出版业的繁荣、伦敦皇家学会的学术讨论、各类俱乐部和咖啡馆的喧嚣,都构成了启蒙时代令人羡艳的人文风景。在伦敦皇家学会,潘恩可以经常听到精彩的科学讲演。这类演说许多都是公开的,潘恩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展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兴趣。 伦敦还有着较为自由的政治风气,《失乐园》的作者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早已将这座城市比作“自由的大厦”;伦敦中产阶级的商人、店主和手工业者更是对贵族积蓄着长久的不满。而这种挑战权威的激进政治风气,更是在潘恩寓居伦敦的这段时间,随着威尔克斯事件及“威尔克斯与自由”(Wilkes and Liberty)口号的响起而达到新的高潮。

  更为关键的是,伦敦为潘恩后来的事业发展搭建了重要的人际关系平台。殖民地与伦敦之间跨大西洋的人员往来十分频繁,殖民地的精英阶层不仅向往伦敦,而且力图效仿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从伦敦购进最新的文学读物和流行服饰,并把自己的后代送去英国接受教育,就连生活在费城的启蒙哲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也选择在伦敦出版自己的著述。潘恩在伦敦碰运气的时候,富兰克林就在伦敦。潘恩先是结交了曾担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私人教师的乔治·斯科特。斯科特当时向潘恩透露了乔治三世许多劣迹斑斑、不为人知的事迹,成为《常识》写作的重要素材:“我发现这个国家的人民全都错了,他们信任了不该信任的国王。”尔后潘恩又通过斯科特,拜谒了当时年已七旬的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欣赏潘恩的才华,甘愿充当他的“伯乐”,遂为潘恩撰写了几封推荐信以助他前往北美新大陆寻求新的机遇。

  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时年37岁的潘恩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离开英语世界的文化中心伦敦,坐船抵达费城。除了随身携带的一些写作草稿和一封由富兰克林亲笔书写的推荐信外,潘恩当时几乎一无所有。在历时九个礼拜的漫长航程中,他差点因感染斑疹伤寒而一命呜呼;与他同行的、从英国前往殖民地的一百多名仆役都因之丧命,航船抵达费城时几乎已无人生还,潘恩九死一生,全身无法动弹。幸运的是,人们全力抢救了当时正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潘恩。大难不死的他不仅活了下来,还凭借富兰克林的推荐信在费城觅职、交友、了解时局。

  对潘恩而言,费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与等级森严的、弥漫着阴霾的伦敦不同,费城虽然同样也有富人的豪宅和穷人的棚屋,但穷人的住处并没有英国那样狼狈和可怜,富人的居所也不如英国贵族的宅邸那般恢弘和壮丽,然而即便是费城最寒酸的房子,也往往带着自己的花园。新大陆并没有世袭的统治阶层,殖民地也比母国拥有更大的社会开放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大多处于中间阶层的殖民地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实现经济独立的机会,这无疑给潘恩挑战旧欧洲不平等的等级秩序提供了土壤。费城在启蒙时代也并非默默无名,这座成为殖民地人口最多的港口城市因宗教的宽容和港口的繁荣吸引了大量来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德意志的移民。潘恩抵达费城之时,费城更因反对和抵制英国政策而成为北美各个殖民地瞩目的焦点。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通过了与英国断绝贸易关系的决议案。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爆发后一个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并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三个月后,乔治三世宣布“所有文武官员和英国臣民都应参与镇压叛乱,将叛徒和间谍绳之以法”。

  然而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并未致使殖民地人下定决心脱离母国。殖民地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观念无一不是英国思想的舶来品,甚至美利坚人所珍视的自由传统亦来源于英国。独立的论调在当时的费城仍属激进,即便同母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化,大多殖民地人仍将自己视为英国臣民,他们所接受的是君主制社会中的等级观念,他们的身份、社会和文化认同,也都与君主制紧密相连。而作为英国臣民所享有的权利和英国宪法所提供的保护都使美利坚人心怀感激:“英国是殖民地的母国,殖民地的人民对待英国,应当像顺从的孩子对待他们的母亲一样。” 正因如此,许多殖民地人对与母国决裂这一想法无法理解。在他们心底,自己本就是英国人,与英国人有一样的礼仪、习俗和观念,而独立则等同于叛国。因此,不论是效忠派还是激进派,都避免在私人谈话中触及“独立”这个话题。据杰斐逊回忆:“1775年4月19日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与母国决裂的言论”;富兰克林则宣称,“美利坚人绝不会考虑独立,清醒的时候不会,喝醉了也不会”。第一届大陆会议曾向英国公开表示,殖民地将服从英国国王的权威,认真并迫切维护和支持同母国的关系。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时,至少有四个殖民地的议会指示其代表不要带头提独立的事,因而大陆会议就是否独立意见僵持不下。就连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也避谈独立,当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信誓旦旦:“假如你听闻我参与到类似的分裂活动中,就请把我看作是十恶不赦之人吧!”北美殖民地对母国的顺从和感恩戴德被视为理所当然;“殖民地的人都将英国视为母国,将英国的安危和幸福视为自己的责任,努力为英国的繁荣做出自己的社会贡献”。

  抵达费城不久的潘恩无疑也注意到这些事态的变化,并且在这一紧张的时局下开始重新思考殖民地与英国母国之间的关系。他很快就参与到费城的政治辩论之中。列克星敦枪声之后,人人都知道殖民地与母国交战在所难免,然而大陆会议对独立之事犹豫不决,普通民众也对“独立”二字讳莫如深,而在费城,初来乍到的潘恩却在《宾夕法尼亚日报》(Pennsylvania Journal)上发表文章论证殖民地独立的合法性。同样地,《常识》也是在可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绝佳时刻问世的。事实上,潘恩算准了时机,在英国国王宣布殖民地进入叛乱状态的演说抵美的同一日,公开发表声援独立的小册子。这本60页的小册子牢牢把握住了当时舆论的方向,影响了许多人的政治立场,从新罕布什尔到佐治亚,到处如此。一时间人人都在阅读《常识》,即便不识字者也通过他人的朗读了解了潘恩的主张。那些一生中只读过《圣经》或者很少读报的人们,也开始了解这本小册子的内容。

  当时普通民众大多对独立之事犹豫不决,整个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前景,也毫不明朗,然而《常识》明确否定了殖民地与英国“重修旧好”的可能性。《常识》发表时,华盛顿和他的部队已经在波士顿外驻军八个月之久,士气低迷,噩耗不断,战事已然进入僵局。《常识》的出版深刻影响了殖民地人民对未来政治前景的判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独立战争的进程。《常识》很快被翻印和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使上千人转变了政治态度,成为独立的拥护者。在南卡罗来纳的大会上,一位独立的拥护者突然在会议中站起身,大声宣读《常识》中的段落,并提议南卡罗来纳应当同其他殖民地一起宣布独立。响应《常识》的小册子将潘恩称作“最杰出的爱国者,人类自由和权利的捍卫者”,而《常识》就像一个强大的征服者,扫清了一切障碍物。小册子刊行不到一个月,据时人观察,就已经有“至少三位可敬的绅士忙于撰写回应它的文章”。《常识》的反对者同样撰写小册子,对《常识》的内容进行逐条攻击,有的称它是“对北美殖民地人民常识的侮辱,阴险毒害他们思想的尝试,目的是使之背离自己的忠诚和真正的利益”,有的则指出《常识》在当时被迅速翻印和传播的情形:“这本在北美迅速散布从英国独立这一观念的小册子,具有强大的破坏力量,它此刻正在殖民地被不断地翻印和传播”。《常识》发表以后,随即出现两本详尽攻击《常识》立场的小册子,然而也至少有四本小册子立刻对潘恩的主张表示赞同。

  潘恩绝非第一个追问政府起源、分析殖民地局势的小册子作者,十几年前,詹姆斯·奥蒂斯已经在《英属殖民地的权利申论》的小册子里作过这些分析,八年前,约翰·迪金森也曾发表系列文章抗议英国的《汤森税法》。然而,似乎谁也没有像潘恩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用人人都能听懂的语言,向殖民地各个阶层直陈眼下的政治局面,为殖民地指明独立的前路。由于小册子易于携带、印刷方便而廉价,这种形式的出版物成为美国革命时期最流行的出版物,仅1750—1776年20多年间就有超过400本关于英美问题的小册子出版,潘恩的《常识》无疑脱颖而出。绝佳的出版时机、平易近人的表达方式,加之激进的思想内容,使《常识》甫一出版便备受瞩目。“我始终认为,”潘恩写道,“这块大陆的独立,是迟早会到来的一件大事”,而只有建立美利坚自己的政府,这块大陆才能真正实现和平而不受侵扰,届时美利坚将摆脱为非作歹的不列颠王族,在那里,法律才是国王,权力将掌控在人民的手中。潘恩的话对当时美利坚人而言,可谓振聋发聩。

  然而,《常识》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点亮独立战争的火炬。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双重革命”,不仅涉及殖民地从英国独立的革命,还涉及美国内部权力分配的革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常识》可谓恰如其分。《常识》不仅引燃了独立战争的火焰,它所表达的平等的思想和诉求对18世纪的世界具有激进的政治意涵。潘恩认为,君主制对权力的世袭有悖于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对子孙的“侮辱和强迫”,甚至是有罪的、邪恶的和自甘堕落的。他反对这种以君主制为支撑的家长制统治,并把矛头指向立于世袭君主制和家长制社会统治金字塔最顶端的英国国王。在《常识》中,潘恩试图揭开君主制的假面,把神圣的君王还原成凡人。他写道:“在英国,一个国王所能做的事情,往往不外乎是挑起战争和卖官鬻爵;直率地说,这是使国家陷于贫穷和制造纷争。”不仅如此,潘恩直言英国宪法、国王和政府的设置一并“荒唐透顶”、“极端可笑”,简直毫无可取之处。他认为政府的本质不过是一件遮羞布,“是天真纯朴受到残害的表征”,而国王的宫殿更是“建筑在乐园的亭榭的废墟上的”。潘恩指出,在最早的纪元里,人类世界并无国王,因而也无战争,“而现在使人类陷入混乱的,乃是帝王的傲慢”。“国王”,在潘恩看来,不过是狡诈和野蛮的、卑鄙的“流氓”、“无赖”、“私生子”和“蠢材”,除了给人类制造战争、卖官鬻爵外,这位高贵的殿下对人类世界并无任何真正的贡献。潘恩把握住了启蒙时代特有的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在极力否定国王的同时,他勇敢地肯定普通人对社会的价值:“在上帝的眼中,一个诚实的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恶棍加起来更有价值。”这些思想对18世纪的人们而言都具有相当的激进性。实际上,甚至“常识”这个词本身的意涵就是激进的。常识是普适性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和不言自明的道理。“常识”这一标题所暗含的政治激进性在于,对常识的信赖使政治决策不再是精英的特权,普通民众依靠日常经验和直觉的判断,同样可以参与到政治讨论之中。由于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常识,人们不需要运用理性思维,也不必要借助任何抽象的、形而上的观念,就能依靠直觉作出判断。对常识判断的依赖,使得政治决策不再是那些谙熟拉丁文的精英们的特权,普通民众依靠日常经验和直觉的判断,同样可以参与到政治讨论之中。潘恩在《常识》中所表现出的平等主义的思想、对普通民众的信任,以及他的平民主义的语言风格,都与此前许多小册子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

作者简介

姓名:邢承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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