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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时间化及其局限
2020年05月18日 09:18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黄艳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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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直到启蒙时代,民主仍然与其他政体构成一个相对静态的分类体系。但在托克维尔的论述中,民主与贵族制构成一对动态的对立概念,民主成为指引历史运动方向的时间之矢,它将在时间的征程中不断削弱贵族制,将平等推向新的境界。因此,他眼中的民主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概念。随着民主概念的时间化,长期被视为典范的古代民主失去了参照意义。民主概念的时间化意味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被整合到一场不断迈向平等的运动之中,历史因而获得了一种时间标准。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托克维尔对民主进程在空间上呈现的多样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认识不足。

  关键词:民主 法国 时间化 托克维尔 启蒙运动

    作者简介: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于托克维尔的讨论相当热烈,本文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介入其中。人们在探讨西方的民主概念时,总习惯于以古代希腊罗马为参照,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同样如此。但如果比较一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会发现,这两部著作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后者没有出现古代民主这一参照系。本文将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探讨托克维尔对民主概念的新理解,为此本文将借鉴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关于鞍型期概念变迁的“时间化”视角。

  科泽勒克在《历史基本概念词典》的《导论》中提出,从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一系列古典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些旧词开始获得新的含义,并日益接近于我们今日对该词的理解,这一由旧入新的时代被称为概念史变革的“鞍型期”(Sattelzeit)。科泽勒克认为,鞍型期的概念演变特征可以总结为四点:(1)概念的民主化,即概念从精英阶层传播到所有社会阶层;(2)概念的意识形态特性,即概念服务于不同群体和社会运动的利益诉求;(3)概念的政治化,即概念开始成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和标签;(4)概念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这也是科泽勒克一篇论文的标题。概念的时间化指的是概念被置于时间进程之中,并随时间流逝而不断呈现新的面貌,它的未来也必将超出过去的经验范围,具有科泽勒克所称的“期待特征”。

  一般认为,科泽勒克所指的鞍型期的下限是在1850年。托克维尔在探讨现代民主时,已是鞍型期的晚期。对于“鞍型期”的民主概念以及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理解,国内学者已有研究且不乏洞见;国外学者中,研究“民主革命时代”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在1953年发表了关于革命时代“民主”一词含义的重要论文;20世纪后期,德语学界考察过法国的民主概念,具体时段是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些研究或指出民主概念含义的复杂性,或强调托克维尔在使用“民主”一词时所赋予的新意蕴。本文将以托克维尔的论述为中心,分析民主概念在这一时期经历的诸多演变,但着力强调的是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时间化”,而时间化被视为科泽勒克整个概念史研究中最具特色、最为深刻的一点。正如本文将指出的,民主等概念的时间化导致对历史循环论或重复性理论的扬弃,意味着某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运动史观的产生。笔者以为,概念的时间化不仅是个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历史阐释路径。借助于时间化的视角,我们可以加深对鞍型期出现的一些思潮乃至情感的理解。时间化是在鞍型期这一较长时段呈现出来的,而整个鞍型期内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历次“民主革命”,这也正是托克维尔理论思考中的核心问题。

  一、革命时代民主概念的变迁  

  1835年,托克维尔在给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信中提到,他所处的时代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对整个西方世界而言,革命时代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而且托克维尔认为这场革命还远没有完结。“民主革命的时代”一说后来被罗伯特·帕尔默用作其名著的标题,但帕尔默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其确立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后,“民主”成为一种极为频繁使用的术语,在各个党派看来都具有某种积极意味,并被赋予某种情感色彩。但在托克维尔及此前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如黑格尔就不认为民主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形态,它在德国已被普鲁士国家超越。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极其糟糕的政体。1788年,法国的亲王们在给国王的呈文中称,如果混淆三个等级的差异,“法国势必堕落为专制主义或民主”,这是“两类对立的革命,但二者都是灾难性的”。启蒙思想家在使用民主一词时,几乎全都没有积极的含义,而且频率较低。如果考虑到启蒙运动的精英主义特征,这一点可以理解:启蒙哲人推崇的是“理性”,而投身政治的民众容易为“偏见”左右。法语词典中的解释同样可以佐证上述看法。当“民主”一词于17世纪末正式进入法语学术圈时,它并无多少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当时弗雷迪耶尔编的《通用词典》对它的解释是:“一种人民掌握权威的政府类型。民主只在罗马和雅典的共和国昌盛过。民主中经常出现骚乱和动荡”。18世纪的《特雷武词典》对民主的解释几乎与之完全一致,它认为民主与君主制直接对立,并指出当时巴塞尔城的政府是民主制的。

  启蒙思想家往往认为民主特别适合于古希腊各小国,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一点;若古尔(Jaucourt)在为《百科全书》撰写“民主”词条时,基本照搬了孟德斯鸠的观点,并强调文章几乎是对《论法的精神》一书的摘录。在雅各宾时期,民主概念的使用仍不频繁,其情感色彩往往也不是积极的;人们认为民主只存在于瑞士和意大利的一些带有古典色彩的小城邦,根本不适用于法国这样的大国。

  但法国大革命还是带来了一些新气象。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称:“民主是使人民成为主权者的国家制度……唯有在民主的国家形态中,国家的所有成员才能真正称呼国家是他们的国家……法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民族,他们宣称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和完全的公民权利。与启蒙思想家们相比,这一演讲有两个新颖之处:其一,民主带有鲜明的褒义色彩;其二,民主不再与小型城邦联系在一起,法国这样的大国也可以建立民主。根据一些德国学者的研究,民主概念在民主革命时代的演变,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开始转变为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而此前这个概念主要出现在作家的文本中;第二,“民主”一词开始具有新的含义,此前它主要是指一种政府形式,如今它开始获得新的社会内涵。

  这些转变反映在19世纪初的一些案例中。1821年底,法国复辟王朝的掌玺官塞尔(Serre)伯爵向众议院提交一份旨在管控言论、遏制民主思想的法律草案。他在陈述立法动机时说,民主的洪流“已经推翻君主制及其天然的支柱”,“激流汹涌而至,窄小的河沟无法抵挡”;自由派理论家卢瓦耶-科拉尔(Royer-Collard)反驳道:“在受上天眷顾的美丽的法兰西,民主作为与贵族制对立、与之形成对比的政治话语……确实已如暴涨的洪流”。从此,“民主如暴涨的洪流”(la démocratie coule à pleins bords)一说立刻流传开来,以致被收入19世纪的法语常用语词典。此时的民主不仅成为政治辩论的重要议题,而且带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塞尔伯爵和卢瓦耶-科拉尔对待民主的态度尖锐对立。

  民主的含义也有所变化。从启蒙时期词典中的解释及经典作品的论述看,民主指的是一种定义清晰的政府形式,与之并立的有君主制、贵族制等其他形式,区分的标准在于参与统治的人数。科泽勒克认为,这一分类方式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体三分法,这种三分法在1800年之前一直是解释各种政治经验的框架。但进入19世纪之后,民主逐渐用来指某种现代社会状况,而且,民主社会也可以有一个君主制政府。在德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一些学者都认为君主制可以而且应该引入民主:以民主制原则为基础的君主制政府,才符合“当前时代的思想状况”。与此同时,“纯粹”或“直接”民主仅适用于小邦国、民主与君主制的对立等传统话题逐渐退隐。在法国,大革命前,“民主”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通常指直接统治(gouvernement direct),它在大革命期间仍有实践,不过革命议会已经抛弃直接民主,设立全国性的代议机构;经过复辟时代“空论派”的努力,代表制政府的观念最终在法国确立下来。

  在赋予民主概念新内涵方面,托克维尔突出了民主的社会维度。不少学者都提到,托克维尔在使用“民主”一词时涵义比较含糊。拉斯基说,托克维尔的民主指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状况,民主是社会各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对于托克维尔所称的社会状况(état social),中外学者都已提及基佐的影响。梅尔文·李希特认为,如果从较长时段考察,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理解是有变化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民主是一种社会状况,而在1848年革命和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托克维尔更加注重民主的政治方面。的确,在19世纪50年代的笔记中,托克维尔曾强调,“民主政府”应是存在政治自由的政府。但李希特同时指出,尽管托克维尔与基佐存在不少分歧,但后者的影响贯穿托克维尔的著述生涯,这种影响最集中体现在“作为社会状况的民主”这一观念中:《论美国的民主》一开头就说,美国让人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身份状况的平等”(égalité des conditions)。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把统治者的人数作为政体分类的主要标准,但在托克维尔的思考中,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构成一组对立概念,而对立的关键要素就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平等。不过,这种对民主的新理解可以追溯得更远。

  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们对民主的理解并无多少新颖之处,但18世纪有个著名的例外,这就是达尔让松侯爵。在他死后出版的《论法国的古今政府》中,有一章讨论“从历史看民主在法国的进步”。他提出了一个后来被托克维尔等人大力发挥的重要观念:君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并削弱了贵族制。他还认为,即使是广为人谴责的官职买卖制度,也促进了民主的进步。出身平民的官员与贵族展开竞争,进入政府,总督(intendants,或译督办)的设立就是著名的例证。他笔下的民主,已不仅是统治者多寡的问题,还涉及身份和财产权等方面。不过,他对封建贵族制度并无好感,极为反感布兰维里埃(Boulainvilliers)等为封建制辩护的贵族理论家,这与托克维尔有所不同。但他的很多看法可以视为托克维尔的先声,如民主与贵族制的对立,君主与平民的联合不断推进平等的发展。另外,达尔让松侯爵也不认为民主与君主制是对立的,“真正的民主存在于君主制之中”。不难看出他笔下的民主概念的独特性:民主与贵族制构成描述历史运动的一对核心范畴,而不是与贵族制、君主制一起构成静态的政体分类系统。

  但这种看法在当时相当少见,要到19世纪初才被进一步阐发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空论派扮演了重要角色。卢瓦耶-科拉尔便是这个派别的核心人物,他在1822年初发表的议会演讲中,除了为“暴涨的民主洪流”辩护,还指出了贵族制与民主的此消彼长:“我们中间已经……没有真正的贵族制。但民主无处不在,在产业中、在财产中、在法律中、在人与物中……”随后他谈到了民主与社会状况的关联:“民主制造了革命……它试图改变社会的内部状况,它做到了……四十年来民主可曾削弱过?大众的财富和知识可曾减少过?对权利的渴望可曾减弱过?平等作为一种不可遏制、无法回避的渴求可曾有片刻停止过?”这些说法都预示着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新见解。

  今天的研究者已经确定,卢瓦耶-科拉尔对托克维尔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大革命后的保守派同样激发了托克维尔的思考。吕西安·若姆认为,托克维尔在思考现代社会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时,很可能与博纳尔存在一种隐秘的对话。这场对话与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对“社会”的思考紧密相关,当时参与讨论的重要人物,如博纳尔、基佐、孔德等人,都在现代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过某种角色。博纳尔敌视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他在1796年发表的著作中认为,民主会导致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共和制意味着社会的解体,君主制和宗教才是重建社会团结的必由之路。如按若姆的看法,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的很多论述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确有导致社会原子化的趋向,但美国人通过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克服了这个弊端;像博纳尔一样,托克维尔也承认宗教对维护社会团结的重大意义,但美国的民主与宗教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美国的现实还表明,天主教是最适合于民主精神的宗教。这些论证显然有力回击了博纳尔将宗教纽带、社会团结与民主共和制度对立起来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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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艳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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