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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抗拒的宿命:毛皮贸易与北美西北草原印第安社会的变迁
2020年12月11日 09:33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付成双 姚明星 字号
2020年12月11日 09:33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付成双 姚明星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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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北美西北草原虽然在白人眼中是干旱的不毛之地,但却是平原野牛和林区野牛良好的栖息地。在白人到来前,来自四方的印第安部落形成了以狩猎野牛为中心的生态依存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特殊的贸易和政治格局。西北地区的印第安人在卷入毛皮贸易后,逐渐放弃传统的生存方式,围绕着毛皮贸易建立起新的经济和政治网络。虽然有些印第安部落短期内在毛皮贸易中获利,但却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毛皮贸易时代的结束和农业边疆的推进,位于边界两侧的印第安人先后被美加联邦政府驱赶进保留地,沦为北美西部开发和国家建设的牺牲品。

  关 键 词:环境史/北美西北草原/毛皮贸易/印第安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及其现代变迁”(项目编号:16BSS025);南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付成双(1970- ),男,山东惠民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北美西部史、世界环境史等问题的研究,天津 300350;姚明星(1988- ),男,河南郾城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环境史,天津 300350

  

  

  从北萨斯喀彻温河谷到黄石河之间的北美西北平原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区域,这里曾在19世纪被称为美洲大沙漠和派勒泽干旱三角区。其实,这里是平原野牛和林区野牛的生存交汇地带,同时也是众多印第安部落的生息之地。长期以来,黑脚人、克里人、肖肖尼人、皮金人、克劳人等诸多印第安部落围绕野牛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相比于西南部和西北海岸的印第安文明区,这一地带在北美历史上所受关注相对较少。然而,白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西北草原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生态格局,引起印第安社会的巨大变迁。西北平原印第安部落的变迁可以说是整个北美印第安草原部落变迁的一个缩影,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许多从事北美印第安人问题研究的人类学家研究的重点是抢救土著文化。他们认为随着文明的到来,印第安人土著文化有可能会随之消失,故而他们力图在土著文化消失或被遗忘之前将其记录下来①。而史学家所关注的重点则是白人在美洲大陆上成功的殖民活动,对印第安人在此期间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几乎是一笔带过②。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开辟了土著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历史人类学家们力图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资料、方法和模式对传统文化特征进行重塑,并追溯文化的变迁与传承。此后,学者们将视角转向欧裔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贸易关系③。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西北印第安人社会史及其相关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多了起来④。但从研究时限来看,即使像宾妮马教授以西北草原人与环境的历史为研究主旨的博士论文,亦止于1806年,即美国人到来以前。其实在白人到来之后,西北草原上由白人所引起的生态和社会变迁日益突出,直到印第安人被赶进保留地、白人农牧场主成为这一带的新主人。而在国内,学界对白人到来前后西北草原地区发生的生态与社会变迁问题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环境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西北平原这片白人拓荒者眼中的荒漠,在以毛皮贸易为代表的白人因素到来后印第安人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从而揭示不同生存模式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管窥所谓发展进步与公平正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野牛部落的形成

  在早期探险者眼中,从西经100°往西,直到落基山脚下的这一片地区,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是美洲大沙漠,不适宜农业开发,属于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则被称为“派勒泽干旱三角”。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旱作农业的推广,这里才迎来农业开发的高潮。然而,西北平原虽然不利于农业开发,这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却特别有利于冬季野牛群的生存。北部混生草原生长的酥油草是野牛在冬季的主要草料,这种草能在大草原边缘地带低温和潮湿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加拿大地质调查团的乔治·M·道森(George M.Dawson)曾经写道:“在整个西北平原,最好的放牧野牛的地方位于波丘派恩丘陵及其向北、向南的延伸区域。”[1](P11)19世纪80年代初期,约翰·麦肯(John Macoun)对赛普里斯丘陵的印象是:“在整个广阔的西北平原,没有哪个夏季牧场比这里更好了,因为长年绿草茵茵、清水长流,而且还可以躲避秋冬季节的暴风雪的袭击。”[2](P252)派勒泽写道:“翰德山脚下周围的平原贫瘠又干旱,但在比平原高出680英尺的丘陵上却有一片茂密的草原;还有水质十分清澈的湖泊和长着小杨树的溪流谷地。”[3](P137)

  除了良好的植被条件,落基山脉东麓独特的“奇努克”(Chinook)暖流也使这里成为野牛的理想越冬之地。这种温暖、干燥的风强烈而持久,不仅使该地区冬季大部分时间里十分暖和、无雪,而且还有利于草的营养物质的保存,确保了该地区植物的营养价值比平原上的湿润地区要高,从而使得冬季草原上的动物更容易获得草料。正是由于西北平原的这些地形、植被和气候特征养活了成群的动物群落。不过,野牛是整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的中心,许多食肉动物、寄生虫和食腐动物都主要依赖野牛为生。小亚历山大·亨利第一次在北部平原过冬的1月份写道:“我本以为在秋季到来时我已见到了数不清的野牛,但与我现在所见到的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在目所能及的树林中和平原上,地面完全被四面八方的野牛群所覆盖,每一只都在动。”[4](P107)与此同时,这些野牛还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土著部落的到来。猎手们不得不在广阔的地域上跟随野牛的迁徙周期而每年移动。尽管该地区人口稀少,但永远跟随野牛的各个群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经常性的接触。

  据考古资料显示,自从冰河时代结束以后,西北平原就有原始的土著人居住了,而在随后的几千年里,不同的部落采取不同的方式适应这里的环境。在白人到来前夕,西北平原已经是来自各地的不同印第安部落的家乡,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维持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同的起源,同时也维持着各不相同的外交关系。

  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操阿尔贡金语的几个印第安部落,即著名的黑脚人、克里人和格罗斯文特人。阿尔贡金人起源于加拿大安大略南部,有的向西和西北迁徙至西北草原。如克里人最早是从塞尔科克人中分离出来迁往西北平原的,而塞尔科克人直到15世纪还居住在萨斯喀彻温的下游河谷中,曾经发展起了庞大的南北贸易关系。至白人到来前夕,克里人逐渐占据西北平原的北部地区。有学者认为,东部猎物减少和白人从东部向内地渗透的压力导致克里人及附近部落向西部迁移。格罗斯文特人则移动到萨斯喀彻温河流的分流处,因而被当时的白人称为“弗尔印第安人”或“拉佩兹印第安人”,意指他们生活在萨斯喀彻温河分流处的激流或瀑布附近。格罗斯文特人的一支近亲即著名的黑脚人,他们占据着北萨斯喀彻温河谷,以剽悍好战著称。古阿尔贡金人还有一支著名的部落,那就是迁往西南部的阿拉帕霍人[5](P235-236)。后来该部利用率先获得马匹的机会,同格罗斯文特人开展贸易,把马引入西北平原地区。

  除了操阿尔贡金语的部落外,来自东部的还有讲苏语的部落。所有苏族印第安人都发源于东南部的原始苏人的故乡,后来这些部落迁移到北部平原上。其中希达萨人与密苏里中部的农业部落关系密切,阿西尼博因人则与扬克顿苏人联系密切。他们在1700年的时候生活在北萨斯喀彻温河下游的丛林和林草混生带,与那里的克里人部落保持着友好关系[6](P78-79)。随着枪支在东北平原上的出现,原来居住在西北平原上的希达萨人不得不放弃原居地而向西部山区撤离,当他们获得马匹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游猎生活特性,被白人毛皮商人称为克劳人[7](P249)。

  除了从东北和东南方向移入的部落外,来自西北部的阿萨巴斯卡人构成西北草原上另外一支重要力量。所有的阿萨巴斯卡部落都起源于北美洲西北部阿拉斯加湾周围地区。大约在1175年到1390年之间,圣埃利亚斯火山喷发所造成的生态灾难,迫使阿萨巴斯卡人向南部迁移。较早迁出的两支阿萨巴斯卡人往南一直迁移到美国西南地区,他们逐渐演变成为阿帕奇人和纳瓦乔人。而后来从北部针叶林带迁到西北平原的一支则是萨希人。这是大约在18世纪初从小奴湖周围的比弗印第安人分离出来的一个分支,他们进入西北平原后,与先期到这里的克里人和黑脚人建立起牢固的联盟关系,甚至被认为是黑脚人联盟的一部分[8]。

  来自南部的肖肖尼人的祖先是西南大盆地的努米克部落,他们大约在1500年前后出现在西北平原上,并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该平原的西南部。到1600年,努米克人的部落占领了从黄石河上游到落基山南部的大片土地,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努米克人的一支即著名的科曼奇人,他们是西南地区最为彪悍的武士,也是最早得到马的部落之一。依靠科曼奇人的联系,肖肖尼人也率先一步获得马匹,他们依靠有利的地理条件,通过武力扩张,控制了西北平原的大片地区,也奠定了其彪悍的骑士形象。

  从西面来到西北草原的是讲萨利希语的印第安部落。萨利希人的故乡在弗雷泽河谷的下游和皮吉特海峡一带。弗拉特黑德人即萨利希人的一支,他们通过战争或贸易,最终都在北部平原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北部平原上马匹的重要供应商。除萨利希人外,来自西面的部落还包括著名的库特奈人,他们的历史很难追寻,有可能是来自东部平原的阿文拉文化,也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语言属于萨利希语,因此,他们也有可能是从太平洋岸边向东迁移到落基山脚下[9](P358)。

  从远古时代起,草原印第安人就逐渐形成了以追逐野牛为特色的狩猎生活方式。各个部落不但熟悉周边的环境,并根据季节性的循环进行调整。早期的探险者小亚历山大·亨利就曾指出:皮金人的“活动路线整年都由野牛的迁移方向而决定,他们在这片广阔的草地上必须总是跟随着野牛,以便为他们的家庭获得食品供应”[4](P535-536)。当潮湿混生草原上富含蛋白质的冷季草在春天生长出来以后,大群野牛走出冬季隐藏地,到这一带寻找食物。周围的印第安人部落也跟随野牛向湿润的混生草原迁移。夏秋季节则是各部落狩猎野牛的黄金时机。乔治·格林内尔指出:“夏末秋初,他们(黑脚人部落)总是派人出去寻找野牛,找到它们的所在地和迁移方向。秋初,他们会把所有野牛围栏进行维修并加固,以备冬季使用。”[10](P234)而随着冬季临近,野牛向山脉附近迁移,印第安人也追随野牛进入山区丘陵地带。在广阔的山谷和丘陵地带,印第安人忙着收集浆果、准备过冬的衣物。

  在骑马时代到来以前,印第安人发展出了两种颇具特色的狩猎野牛方式,即野牛围栏和野牛悬崖。前者主要适用于草地和平原地区,后者则适用于丘陵山区的悬崖或台地。马修·科金(Matthew Cocking)的日记对黑脚人的围栏有详尽的描述:“它是在山脚下由一层又一层的树木围成的一个圆圈。有7英尺高,100码周长,树的一头埋在地里,顶端用皮带绑在一起;入口在山的一端,这样野牛易进难出,从这个入口立几个棍子形成篱笆,两侧按一定角度向外延伸,离这里大约1到1.5英里的地方,牛粪和老树根沿着与篱笆同样的方向被堆成一堆,这是用来恐吓野牛,以免它们偏离方向。”[11](P109)而野牛悬崖则是西部丘陵区特有的野牛捕猎方式。印第安人利用山区地形高低起伏的特点,在一些断崖台地边设立狩猎点,将大群野牛慢慢向断崖边驱赶,然后使野牛群突然受惊跌落到断崖下面,他们可因此轻松获得摔死或者受伤的野牛。考古资料证明,印第安人在冬季和初春运用野牛陷阱和野牛围栏比一年中的其他时间要多[12](P34-36)。

  总之,西北平原虽然在白人眼里属于不毛之地,但却为野牛和野牛狩猎者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野牛聚集的规律性使得印第安部落的活动也遵循着相同的季节模式。每年的周期性活动确保该地区少数人可以经常同平原内外的邻近部落接触,从而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影响。在马匹传入西北平原以前,来自四个方向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印第安部落迁居到西北平原上,既互相竞争,又共同合作,他们还与西北平原以外的部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交换。然而,随着马匹从南面的到来和白人商品从东部涌人,西北草原上的印第安部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也最终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

  二、毛皮贸易与西北草原印第安社会的巨变

  虽然早在15世纪末,欧洲白人殖民者就已登陆北美大陆。但直到17世纪末,白人及其商品所带来的变革压力还未在遥远的西北平原上显现。大约从18世纪初开始,首先是白人的马匹和枪支的出现,继而是白人毛皮商人的到来,北美西北平原才同美洲其他地区一样,步入了剧烈变革的时代。与其他地方相比,西北平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其他地区的所有变化,因此,它在18世纪以后所发生的变革堪称北美印第安社会变革的典型和样板。

  首先是马匹、枪支等白人商品的到来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枪支和马匹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西北平原上的争霸格局,每个部落的命运兴衰都与能否快速得到马匹和枪支紧密相连。历史学家丹·弗劳斯(Dan Flores)把马描述为“美洲西部不断变幻的部落分布形势的一个催化剂,随着土著美洲人的各个部落迁移到平原,并不断改变他们的地域和联盟,以回应那个似乎只有持续变化才是常态的世界”[13](P467)。阿帕奇人是第一个利用马来控制他们的邻居的部落,他们在1600年的时候居住在新墨西哥附近,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就占领了大平原西部的大片地区[14](p7)。另一个例子就是科曼奇人,他们在18世纪以前还默默无闻,而获得马匹后,他们驱散了半定居的阿帕奇人,并在18世纪中叶控制了新墨西哥以东的平原地区。

  肖肖尼人可以说是马匹向西北平原传播过程中的第一个受益部族。他们在18世纪以前还只是一个位于南部边缘的小部落,利用与南部科曼奇人的亲缘关系获得马匹。到18世纪30年代,肖肖尼部落拥有的马匹,足可以与克劳人、尼斯-皮尔斯人和弗拉特黑德人进行贸易。借助马匹的威力,肖肖尼人迅速在西北草原建立起巨大的军事优势,他们把徒步的黑脚人和格罗斯文特人驱赶至北萨斯喀彻温河一带。与肖肖尼人关系友好的弗拉特黑德人和库特奈人则占据平原的西部边缘地带。1742年,夏延族的向导告诉路易-约瑟夫·古蒂埃·德·拉·维兰德里(Louis-Joseph Gaultier de La Verendrye)说,肖肖尼人“并非按照土著人一次战役就摧毁一个村庄的习惯,而是从春到秋都在持续征战。他们人多势众,对挡住自己道路的任何人都感到担忧!不能与任何部落和睦相处”[15](P351)。然而,由于无法阻止马匹向黑脚人和格罗斯文特人的领地传播,肖肖尼人独有的军事优势未能维持许久。大约在1730年代,很可能是皮金人从弗拉特黑德人或库特奈人那里得到第一匹马[16](P12-13)。在肖肖尼人北面的敌人能够轻易获得马匹后,他们对前者发动进攻。到18世纪50年代,马匹已经遍布在大平原上各个印第安人部落之中。

  除了马匹的普及外,枪支的传播对肖肖尼族和克劳族产生了更大的威胁。拥有金属和枪支使印第安部落在与敌对部落冲突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这诱导着黑脚人同克里人和阿西尼博因人在18世纪发展出友好关系。而与欧洲商人有联系的克里人和阿西尼博因人则用欧洲物品交换黑脚人和格罗斯文特人的马匹,双方逐渐形成共生关系。一些克里部落和阿西尼博因部落还与黑脚部落结成了联盟。这种联盟关系在互利的贸易关系和对肖肖尼人共同的恐惧中得到加强。肖肖尼人的这些敌人在得到马匹和枪支的供应后,激起了他们反抗与扩张的欲望,从红鹿河到密苏里河之间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成为南北联盟之间的争夺地带[5](P330-336)。在战争中,实力较弱的南方联盟逐渐退缩。

  欧洲商品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草原上原有的军事格局,还改变了印第安社会的贸易格局。1730年以后,西北平原上欧洲货物供应的不断增加,深刻地影响着各个聚居区的命运。那些想连续而稳定地得到欧洲货物供应的部落,不得不与欧洲人和土著中间商们保持友好关系。对于黑脚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在1730年到1780年间与克里族和阿西尼博因族供应商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形势对只与白人保持着最脆弱的贸易关系的肖肖尼人越来越不利。从18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黑脚人及其联盟代替肖肖尼人及其盟友而成为西北平原上的主导性军事力量。在克里和阿西尼博因部落的帮助下,黑脚人已经在1770年把那些南方的部落驱逐回其原居地。

  其实,在欧洲人开始与印第安人进行直接贸易以前,居住在落基山东麓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依赖于欧洲商品了。E·里奇教授通过研究哈得逊湾盆地的印第安人指出:“在十年之内他们已对欧洲商品相当熟悉,一个又一个的部落变得完全依赖于定期到来的欧洲供给品。弓和箭被弃用,一个印第安人如果没有可用的枪支、火药和子弹就会挨饿;在部落间的战争中他更加依赖于欧洲的火器。木制的捕兽夹也逐渐被铁制的捕兽夹替代,据称至1743年,与约克贸易站进行贸易的印第安人已经完全依赖于来自英格兰船只运来的物品。”[17](P102-103)当然,印第安人在白人贸易商面前也并非完全被动,他们除了利用不同毛皮集团的矛盾谋求利益最大化以外,还竭力维持其中间商的地位。1780年秋,哈得逊湾公司的商人就曾注意到:“土著人把地表上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致使周围什么都藏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从供应品贸易中尽可能多地获利,因为只有极少的人仍然还在狩猎毛皮。”[18](P119)

  其次,白人所携带的传染病的流入令印第安社会面临灭顶之灾。环境史学家克朗农指出:“欧洲人带到美洲的所有生物中,没有什么比旧世界的疾病对印第安人的毁灭性更大了。”[19](P85)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病菌和瘟疫成为白人殖民者征服印第安人的“生态帮凶”。早在16世纪初,在英国和法国人建立北美殖民地之前,天花就已经从南方的西班牙人那里传入北美,并随着白人殖民者和毛皮贩子的脚步向内陆推进。1781年,天花袭击了普韦布洛人的村落后,又扩展到密苏里河流域,给那里的印第安人造成致命危害。1780-1782年的天花使密苏里河两岸定居的印第安人失去了1/3-1/2的人口。此次瘟疫流行前,曼丹人、阿里卡拉人和希达萨人的部落总共有1.9万人,而到1804年克拉克探险之时,该部落人口锐减至6,000人[20](P56-57)。哈特河和奈夫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在1781年的时候大约有10,000人,在传染病过后,他们移居到奈夫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7](P71)。据估计,2/3的西北平原印第安人因这场疾病丢失性命。除了1780-1782年这场瘟疫外,1837年肆虐于整个草原的瘟疫更使西部不少部落面临灭顶之灾。曼丹人在1837年还有1,500-1,600人,瘟疫过后只剩下125-145人,几乎绝迹。3/4的黑脚人、1/2的阿西比尼亚人和阿里卡拉人、1/4的波尼人,总共有17,000名印第安人被这次瘟疫夺去了生命[21](P81-82)。草原印第安人的人口数量从1780年的大约14.2万下降到1890年的5.3万[20](P121)。有学者估计,天花等传染病造成了北美80%的土著人死亡,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在65%左右[22]。

  受天花猖狂肆虐,草原印第安人的数量不断下降,其社会秩序也分崩离析。疾病不仅削减了印第安人的人口,还导致他们原来信仰体系的崩溃。克朗农指出:“欧洲的外传疾病充当了印第安社区中精神和宗教事物破坏者的角色。”[19](P89)大卫·汤普森曾在1787-1788年之交的冬天见到一处叫“独松”的遗迹,接待他的皮金人告诉他:“当天花袭来时,一群皮金人正宿营于这株松树附近。在遭受疾病折磨的痛苦中,这群人的首领为了拯救他自己和家族亲人的生命,向松树祈祷。他在树底下燃烧芳草,并奉献上他所拥有的全部三匹马;第二天他又献上了马具、长弓和箭囊;第三天早上,他除了能献祭一碗水之外已一无所有。此时他已患病倒下。最后家族中只剩他自己、他的一个妻子和一个男孩生还。他一痊愈即带走了他的马匹和其他所有为松树献上的祭物,然后把斧子挂在腰间,爬到离树顶大概三分之一的高度将之砍掉,以报复松树没有拯救他的家族。当我们经过时,树枝已经枯萎,而且松树也行将衰败。”[5](P324)

  再次,印第安人完全背弃了原来的生态伦理,沦落为白人的屠杀工具。毛皮贸易是白人毛皮商人与印第安人之间一项重要的合作活动。在白人向西部推进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印第安部落都先后卷入其中,并因此深受其害。卷入毛皮贸易后,印第安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逐渐忘记自己传统的生存技巧,蜕变成白人猎捕毛皮的杀戮工具。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每年猎捕的毛皮一般以满足自己和家庭需求为准。然而一旦涉足毛皮贸易,印第安人屠杀动物的性质就变了,“随着毛皮贸易的加剧,卷入其中的土著部落开始从为生计而捕猎向为海湾公司而捕猎的转变,杀死的动物远远多于他们本身所需[23](P88)。白人商品及其竞争恶化了印第安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军事冲突更为剧烈,印第安人沦为白人的杀戮工具,原有的社会格局趋于解体。

  也有极个别的像加拿大西北部的比弗族印第安人,仍坚持依靠猎取驯鹿为生而拒绝插足毛皮贸易。比如,一位波尼族的领袖就曾经拒绝接受美国人的礼物,认为印第安人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生活下去,“我们不接受你们的礼物,也不准你们进入我们的家园”[24](P40)。但北美大陆上的大多数部落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毛皮贸易之中,而且大部分印第安人都对欧洲的产品趋之若鹜。一位蒙塔格奈人曾经对法国神父保罗·勒热纳说道:“海狸把我们的一切都打点好了,它会带来锅、斧头、刀剑和珠子,总之,它造就了所有的一切。”[25]欧洲工具的到来的确改变了一些部落的生活,也使他们变得更加依赖欧洲商品。

  酒可以说是对印第安人危害最大的一种奢侈品。在与印第安人的毛皮交易中,白人社会的一些经济规律并不一定发挥作用,例如更低的商品交换价格,即毛皮交换价格的相对上升未必能增加毛皮产量,相反还可能有所下降。“当毛皮价格变得对单个的印第安毛皮猎手更加有利的时候,每一个印第安人通常会带来更少的毛皮。”[26](P219)白人毛皮商人为吸引印第安人猎取更多毛皮,千方百计地寻找让印第安人永远需求的商品,最终以朗姆酒为代表的酒类产品担起了这一重任。朗姆酒成为贸易各方吸引印第安人、打击对手的工具。在1793-1798年间,西北公司平均每年销售9,600加仑朗姆酒,而在与XY公司竞争高潮期间,它销售的朗姆酒也逐年增加,1799年为10,539加仑,1803年高达16,299加仑[27](P236、275)。美国的联邦之父们也注意到了酒精对于印第安人的危害。富兰克林在目睹了印第安人酗酒的混乱场面后不禁感叹:“如果真是上帝有心让这些野蛮人灭绝,以便给耕作的人们腾出土地的话,看起来朗姆酒很可能就是指定的工具。它已经消灭了所有那些从前居住在海岸的部落。”[28](P101)

  总之,卷入毛皮贸易后,印第安人就“再也不是一个生态共生的世界中的一名敏感的成员了。在疾病、欧洲贸易和基督教的压力下,他变节了,他拒绝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29](P23)。他们不仅毁灭了自己生存的食物基础,而且在白人疾病的袭击下走向衰落。到19世纪上半期,随着越来越多的草原部落卷入毛皮贸易,他们“在把野牛当作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同时,开始把它们当成一种交易的商品”[30](P216)。到1850年,梅蒂人就杀光了马尼托巴的所有野牛[21](P140),这严重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基础。

  三、后毛皮贸易时代西北平原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

  印白边疆仅仅是北美西部开发中的一个环节,随着农业边疆的推进,毛皮贸易的末日来到了,西北地区的印第安人同早期卷入毛皮贸易的部落一样,也失去了原来作为猎手和中间人的作用,并逐渐陷入了绝境。

  毛皮贸易的衰落,首先是从毛皮资源的枯竭开始的。毛皮贸易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耗性边疆开发模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毛皮贸易会随着当地毛皮资源的枯竭而终结。因而,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毛皮资源,就需要不断探查和寻找新的毛皮产地。早在17世纪后期,新英格兰诸殖民地的毛皮贸易就由于资源的枯竭而先后衰落,争夺的中心转到大湖区。哈得逊湾公司在与西北公司争夺西北地区毛皮资源的过程中,把毛皮边疆一直推进到了太平洋岸边。而经过各方面猎手竭泽而渔式的捕猎,西部各地区的毛皮资源也先后枯竭。斯内克河流域由于毛皮资源非常丰富,一直为从圣路易斯出发的美国毛皮商人所垂涎,因而这里成为哈得逊湾公司与美国商人对抗的最前沿地区。乔治·辛普森认为,斯内克河地区“海狸资源极端丰富,出于政治原因,我们要尽快摧毁它”[31](P46)。根据约翰·麦克洛林的估计,从1824到1846年,斯内克河远征为哈得逊湾公司带来的利润不低于3万英镑[31](P97-98)。而哈得逊湾公司推行“焦土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斯内克河流域的毛皮资源快速枯竭,其远征队在这一带的收获也由1826年的2099张毛皮减少到1835年的220张,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价值[32](P95)。不仅斯内克河流域,整个北美西部的毛皮贸易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都遇到了毛皮资源枯竭的困境。以西北公司控制的雷德河地区为例,该区1801年出产1904磅海狸皮,1804年增加到2868磅,1808年下降到908磅[27](P263)。19世纪30年代到西部旅行的德尼格(Edwin Denig)在密苏里河上游注意到:“以前在这些溪流中,海狸数量众多,现在由于印第安人和白人猎手的捕捉,已经变得很少。”[33](P10)19世纪30年代,整个落基山区一年只能捕获到2000张海狸皮。毛皮商人埃马廷格尔(Francis Ermatinger)1844年也抱怨道:“哥伦比亚地区的贸易每况愈下……毛皮贸易必将走向终结。”[34](P261)

  不仅毛皮供应遇到了困难,毛皮贸易的消费市场也出现了问题。毛皮贸易的基本动力是欧洲市场上对海狸皮制成的毡帽的消费需求。然而到40年代,欧洲的消费时尚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本用途广泛的海狸毛皮制品被新的产品所代替,由工业革命所带动生产的丝帽成为消费新宠。1834年,毛皮大亨约翰·阿斯特也不得不承认:“我担心除了极好的以外,其他的海狸皮近期都不会好卖,看上去他们现在用丝帽来代替海狸皮制作的帽子。”[35](P364)机敏的阿斯特从此退出毛皮贸易行业。伴随市场需求减少而来的是毛皮价格的下跌,美国市场上海狸皮的价格已经从1809年最高峰的5.99美元/磅跌到1843年的2.62美元/磅[36](P214-215)。流行数个世纪的“海狸热”就此凉下去了!

  北美印第安人最终成为白人毛皮集团之间斗争的牺牲品。有些学者片面看到毛皮贸易带给印第安人暂时的繁荣和进步,而漠视它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沉重灾难,声称:“毛皮贸易没有摧毁土著人的文化,印第安人是贸易中的参加者,而非牺牲品。”[37](P63)而在以西北公司与哈得逊湾公司为代表的两大毛皮集团争夺西部毛皮资源的斗争中,卷入毛皮贸易的各印第安人部落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了讨价还价的选择空间,表面上看是对他们有利的。但毛皮贸易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资源消耗型产业,它存在的基础是海狸等毛皮动物的存在。而两大集团的竞争则大大加快了毛皮动物在各地灭绝的速度。到两公司最终于1821年合并的时候,西北地区很多原本毛皮资源丰富的区域已经不具备商业捕猎的价值,毛皮动物的消失不仅让这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失去了同白人讨价还价的本钱,连以后的生存也愈加困难。因此,对印第安人来说,毛皮贸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未来的悲惨结局。

  毛皮贸易除了摧毁印第安人的生存基础以外,还引来了农业移民,印第安人面临着被驱赶进保留地的命运。美国西部印第安人是伴随着绵延不断的印第安战争而被驱赶进保留地的。在美国向西部扩张的过程中,印白之间阶段性的军事冲突构成美国边疆扩张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早在殖民地时期白人殖民者就有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的传统,但正如美国人自己说的那样:“与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就是为了撕毁的。”[38](P251)美国社会在向西部推进的过程中,伴随着各种规模的印第安战争,不断把印第安人驱赶到西部。而每一次驱赶,都是对印第安人的掠夺。美国内战后,随着大草原开发时代的到来,西北地区的印第安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美国政府最初是想把印第安人驱赶到俄克拉荷马和达科塔南北两大保留地中,并为此与西部草原上的印第安人先后在1867-1868年签订了多个条约,为西北地区的印第安人建立保留地,这其中就包括1868年与肖肖尼部落签订的《布里杰堡条约》、与苏族签订的《拉拉米条约》[39](P339-364)。然而,只要野牛还在草原上游荡,印第安人就不会心甘情愿地进入保留地。美国社会坚信只有通过武装清剿才能让印第安人乖乖进入保留地,因此印白之间在此后爆发了长期的战争。1876年6月25日,苏族人在蒙大拿的小贝格霍恩山伏击了古斯特将军,此举令美国朝野震动。直到1890年,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才最终把印第安人全部驱赶进了保留地。被局限在大小不一的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面临着饥寒交迫和被同化的命运。

  与美国长期的印第安战争略有不同的,是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国家政策”最终把西北地区的印第安人送进保留地。1867年成立的加拿大联邦政府为抵抗美国的吞并威胁、实现独立国家的梦想,以麦可唐纳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国家政策的一整套建国方略,其中“保护关税、移民草原、修建太平洋铁路被看作横贯大陆国家赖以建立的三腿根基”[40](P32)。这三项政策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然而,推行国家政策的前提则是首先占有西部和将印第安人赶进保留地,为白人移民空出土地。

  麦克唐纳政府借鉴加拿大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的传统,着手与西部印第安人签订条约。从1870年到1921年期间,加拿大联邦政府先后与印第安人签订了11个条约,这些条约以数字命名。其中第1-7号条约是在1877年以前集中签订的,与西北地区印第安人有关的主要是第6号条约和第7号条约,前者主要是与克里人签订的,后者则主要针对黑脚人[41](P381-385)。在加拿大与西部印第安人所签订的系列条约中,尤以第6号条约最为著名,此即1876年9月联邦政府与北萨斯喀彻温河谷的草原和林地克里人签定的《卡尔顿堡-皮特堡条约》。联邦政府除了通常的年金以外,还承诺为印第安人提供医疗服务,并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救济[42](P1153)。而印第安人则通过这些条约迁移进保留地,为白人空出土地,这为接下来的农业开发准备了条件。

  当然,加拿大西部的印第安人也并不是心甘情愿接受条约的,他们也进行着抗争。如克里人的领袖大熊直到1882年,在饥饿的威胁下不得不与他为数不多的族人进入保留地。在加拿大历史上爆发的最著名的反抗斗争是1885年里埃尔所领导的起义。1870年,梅蒂人的著名领袖路易·里埃尔曾利用有利形势,迫使联邦政府建立起马尼托巴省,并为梅蒂人划拨了140万英亩土地。然而,马尼托巴省的建立并没能保障梅蒂人的权利。随着白人移民的到来,梅蒂人向萨斯喀彻温河谷一带迁移,希望在这里继续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但随着野牛群的消失,梅蒂人的处境日益艰难,而这里的印第安人也面临着霜冻、减产等自然灾害,因此也心存不满,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对此反应缓慢,西北地区的矛盾日益尖锐[43](P311-345)。麦克劳德堡《新闻报》称:“从马尼托巴的东部边界向西直到落基山麓,从南部边界直到加拿大的北边,到处都是要求公正的呼声。”[44](P85)梅蒂人把已经在美国安家落户的里埃尔请了回来,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对联邦政府不能完全履行条约而心怀不满的克里人也加入到里埃尔的队伍之中。里埃尔力图像1869年那样通过成立临时政府的方式逼迫加拿大联邦政府让步,但这个时候,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已经即将竣工,它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将八千军队运到了温尼伯以西,并迅速控制了局势。里埃尔所领导的西北地区的反抗活动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于当年12月被联邦政府在里加纳绞死。从此以后,西北地区的印第安人和梅蒂人都转入了保留地,被迫接受联邦政府的文化同化政策,面临着失去土地和文化的双重风险。

  西北草原印第安人由于地处北美内陆,与白人接触较晚,因此他们在白人到来前后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是整个北美印第安人近代历史变迁的缩影。在白人到来前,北美印第安人与周边的环境不断进行着能量交换,在塑造自身文化的同时,也塑造着周围的环境。草原印第安人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以狩猎野牛为中心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家庭关系、族群生活以及不同部落之间的商贸关系网络。

  白人毛皮商人及其所携带的各种物品的到来打破了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围绕毛皮贸易,西北地区的各印第安族群重新构建其生活与交往模式。虽然在此过程中印第安人并不像传统观念所想象的那样完全被动,甚至他们在一定时期和地区内还具有极大的活动余地,从而出现了与南部农业边疆的印白冲突截然不同的所谓的合作边疆。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毛皮贸易这一前提之下的,即印第安人对白人毛皮商的有用性。随着毛皮贸易的衰落,印第安人失去了原来的价值,他们面临的就是被驱赶进保留地、经济上贫穷无助、文化上面临被同化的晦暗前景,北美印第安人沦为欧洲殖民者以西部开发为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牺牲品。虽然西北地区的印第安人也同其他地区的印第安人一样进行了各种抗争,但在美加社会向西部扩张的移民大潮和文明战胜野蛮的种族主义面前,他们的反抗是徒劳的。

  与美国连绵不绝的印第安人战争相比,加拿大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印第安战争,联邦政府在西部建立了西北骑警,维护了西部开发的秩序。有的学者认为美加之间在西部开发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即下面是野蛮的印第安战争,上面则是和平与秩序的开发[45](P71)。其实,美加两国的印第安政策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加拿大由于开发晚美国一个时代,很大程度上都是借鉴美国的经验及教训。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改革印第安人政策,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政策才出现松动,印第安人权利运动逐渐兴起,西北地区印第安人的命运才有所好转。

  西北印第安人的遭遇是现代化社会代价的一个生动例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现代化赞誉颇多,而对其代价则语焉不详。其实,现代化虽然是所有社会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但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北美西部开发中,无论是处于弱势的有色族群还是北美的自然环境,都遭受了巨大的压迫。美加社会自20世纪以来已经为此做出了巨大的修正,但还远远不够,北美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巨大不公正迄今依然没有完全纠正过来,也没有得到真正合理的补偿。欧美社会的各个群体其实都在为此寻找合理的契合点。这一点值得所有为现代化而呐喊的群体借鉴和反思。

    注释:

  ①这些学者的成果如:Horatio Hale,"Report on the Blackfoot Tribes",Report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vol.55;Alexander Chamberlain,“Report on the Kootenay Indians of South-Eastern British Columbia",Report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nnual Meeting Report,vol.62; Alfred Kroeber,"Ethnology of the Gros Ventre",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Anthropological Papers,vol.1; Robert Lowie,"The Assiniboine",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Anthropological Papers,vol.4,等等。

  ②这些史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如:Harold Innis,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 Arthur S.Morton,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West to 1870-71,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39; Hiram Chittenden,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New York:Francis P.Harper,1902; Walter P.Webb,The Great Plains,New York:Grosset & Dunlap,1931.

  ③相关成果如:阿瑟·雷(Arthur Ray)的《毛皮贸易中的印第安人》(Indians in the Fur Trade:Their Role as Hunters,Trappers and Middlemen in the Lands Southwest of Hudson Bay 1660-1870,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4)重点研究大平原东北部的草原-森林交错地带的印第安人与新到者之间的贸易史,揭示了草原-森林交错区的生态多样性和自然循环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另一位著名的代表是里奇(E.E.Rich)教授,其代表作如《毛皮贸易与西北地区1857年以前的历史》(The Fur Trade and the Northwest to 1857,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67)、《哈得逊湾公司史》(Hudson's Bay Company,1670-1870,Toronto:The Macmillan Company,1961)关注的重点则是西北地区早期历史的变迁。

  ④相关成果如杰克逊关于梅蒂人的研究成果《毛皮贸易的子女》(John C.Jackson,Children of the Fur Trade:Forgotten Meti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Missoula:Mountain Press Publishing Company,1995)、詹妮弗·布朗关于印白通婚的研究成果《不同血缘的陌生人:印第安人之乡的毛皮贸易家庭》(Jennifer S.Brown,Strangers in Blood:Fur Trade Company Families in Indian Country,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0)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而近些年来随着环境史的兴起,关于印第安人相关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也多了起来,与西北地区相关的如艾森伯格的《野牛的灭绝》(Andrew C.Isen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A Environmental History 1750-192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以及著名环境与考古学家克莱克的《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Shepard Krech Ⅲ,The Ecological Indians:Myth and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99)以及宾妮马教授的《共存与竞争:北美西北平原人与环境的变迁》(Theodore Binnema,Common and Contested Ground:A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ern Plains,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01)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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