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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民党与联盟党关于德国政策的辩论
2020年09月28日 09:15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作者:王超 字号
2020年09月28日 09:15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作者: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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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960年代末,联邦德国社民党取代联盟党首度领导联邦政府后,主动顺应日趋缓和的国际形势,积极推动两德关系正常化,对民主德国采取了更为理性、温和、积极的政策。尤为重要的是,为促进两德人员互访与经贸文化交流,社民党政府愿意做出一些经济上的牺牲。然而,社民党与最大反对党联盟党在德国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双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展开了激烈的议会辩论。这场持续多年的辩论不仅凸显出两党在德国政策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同时也体现出两党皆将联邦德国的经济力量作为实现它们德国政策目标的有力工具。最终,联盟党主动退出了这场辩论,其德国政策理念再次受到冲击,开始向社民党趋同。

  作者简介:王超(1981-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德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北京 100006)。

  关 键 词:社民党/联盟党/德国政策/议会辩论/经济力量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SS029)

  

  二战后德国的重新统一一直都是世界现当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这一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其中不少论著都涉及联邦德国政府对民主德国的政策措施①。然而,就目前学术界关于社民党执政时期德国政策的研究而言,大多还仅限于探究勃兰特政府和施密特政府时期德国政策的具体实践及影响。本文尝试通过剖析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议会关于德国政策的辩论,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社民党与联盟党的德国政策理念,以及制约联邦政府德国政策实践的各种因素,揭示出这场辩论给联盟党德国政策理念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

  一、联盟党对社民党政府德国政策的抨击

  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议会,右翼联盟党与左翼社民党是最大的两个政党。它们在联邦政府的德国政策上存在固有的分歧。1969年9月,社民党取代联盟党获得政府领导权后,从战后欧洲和德国分裂的现状出发,开始大力践行新的德国政策,使得这种分歧变得更加严重。例如,1972年社民党勃兰特政府为了打破两德长期隔绝对峙的局面,推动两德关系实现正常化,有条件地承认了民主德国的存在②,最终促成两德《基础条约》的签订,前联盟党政府长期奉行的“单独代表权主义”也随之彻底终结。这引起了最大反对党联盟党的强烈不满,为此联盟党还以违宪为由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诉讼③。

  随后,两党又在利用经济手段服务于德国政策上展开激烈辩论。在德国政策的实践中,社民党政府经常使用经济施惠的方式来拉近两德关系,改善两德间的旅行交通状况,扩大两德人员交流互访。例如,1973年底,民主德国单方面提高了最低兑换额④,来访的联邦德国退休人员不再免除兑换义务。受此政策的影响,1974年上半年,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旅行的人数同比下降23.4%,减少了78万人⑤。为换取民主德国在最低兑换额方面做出让步,社民党政府于1974年底延长了无息透支贷款协议⑥,同时提高了无息透支贷款额度。作为回报,民主德国调低了最低兑换额度,免除了联邦德国退休人员的兑换义务。此外,联邦德国和西柏林公民使用私家车访问民主德国的限制也有所放松。

  然而,在联盟党看来,社民党政府的“付出”与从民主德国得到的“回报”不成正比。尽管两德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僵硬,两德间的交流互通也得到了改善,但联邦德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⑦。因此,他们并不认同社民党政府的做法。相反,联盟党认为,联邦德国应采取强硬措施应对民主德国的这种不友善行为。在民主德国出台最低兑换额新规则后不久,联盟党议员蒙德便在联邦议会向社民党政府提出质询:“鉴于民主德国将最低兑换额增加了一倍,我们是否仍有义务在德国内部贸易⑧框架内提供这些福利,目前无息透支贷款额度已经超过6亿马克,联邦政府是否考虑将无息贷透支款额度减半,降至3亿马克。”⑨

  随后,联盟党还在联邦议会公开主张对民主德国实施经济制裁,以此来对抗民主德国不断采取的划界政策⑩。此外,联盟党还炮轰社民党现行的德国政策,称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联盟党议员曼菲尔德·阿贝莱因在联邦议会中讲道:“现任政府在德国政策中奉行着一个刻板的公式,那就是经贸手段不适合作为对民主德国施压的工具。这是你们在德国政策中犯下的一个最糟糕的错误。如果联邦政府总是说,经济制裁措施从一开始就被弃用了。这样,你们就相当于给了民主德国在未来破坏协定以及进行勒索的特权。”(11)

  显然,联盟党担心,如果社民党长期贯彻现行的德国政策,会逐步丧失联邦政府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也会使民主德国借机向联邦德国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可见,联盟党的德国政策主张与社民党的德国政策实践截然相反。随后,阿贝莱因又讲道:“我们强调这种观点,即通过给予民主德国经济或金融上的好处,来抑制其不断破坏条约的行为以及划界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了。此外,这不仅是政治智慧的问题,而且关乎联邦政府的尊严,对于民主德国的冒犯,不能总是忍气吞声,不做任何反应。”(12)

  此外,在联盟党看来,对民主德国实行经济制裁也是完全可行的,特别是通过削减无息透支贷款额度来迫使民主德国就范。其主要依据来自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的依赖性。联盟党人阿贝莱因讲道:“没有我们的帮助,民主德国就无法实现其社会福利计划。此外,民主德国出口至西方国家的货物绝大部分是没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且是在我们的帮助下进入到欧共体市场,它的工业现代化需要西方的技术。而且,民主德国几乎一半的外汇收入源自德国内部贸易。要是换作其他的贸易伙伴,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13)他指出,无息透支贷款规则完全被民主德国滥用,民主德国已获得8.5亿马克的免息贷款,每年可以节省几千万马克的利息。联邦政府还设立一个22.5亿马克的担保基金,可以向民主德国提供特惠信贷。单单通过欧共体关税优惠政策,民主德国就获得了几十亿马克的好处。他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内在关系可以重新构建(14)。联盟党议员卡尔·海茵茨·莱姆里希也认为,无息透支贷款对民主德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强调指出:“1953年的无息透支贷款额为5000万马克,而到了1978年是8.5亿马克。”(15)

  二、社民党政府对联盟党抨击的回应

  面对联盟党的猛烈抨击,联邦总理施密特(社民党人)亲自作出回应。他认为,联盟党主张以经济制裁实现政治目标,老套而又过时,且不具有任何建设性。他指出,在前联盟党政府执政时期,对无息透支贷款也表现得十分谨慎。例如联邦总理阿登纳在1961年民主德国修建“柏林墙”时,都没有减少或废除无息透支贷款。还有,在1968年两德关系再次紧张期间,基辛格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甚至提高了无息透支贷款额。他还补充道,无息透支贷款不仅具有政治功能,也是保持和扩大两德经贸关系不可或缺的工具(16)。

  与施密特总理的回应相比,联邦经济部长兰布斯多夫(社民党人)在言语上的回击更为犀利:“联邦政府虽不排除对民主德国实施经济制裁,但短期的制裁措施不会带来什么结果。我警告——我向来是这样的态度——那些想将德国内部贸易当作施压工具的人,因为德国内部贸易始终是链接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纽带。”(17)社民党议员海茵茨·克罗伊茨曼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联盟党人想通过使用经济制裁和类似的措施迫使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做出让步,他们当然明白,这样的一种政策会立刻招来苏东阵营国家的反击。如果这项政策无法令民主德国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出妥协,那么他们所主张的德国政策便会走向死胡同。”(18)对于经济制裁政策的可操作性问题,社民党议员布鲁诺·弗里德里希公开在议会辩论中向联盟党议员质问道:“1977年,德国内部贸易额达到了96.6亿马克,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5.25亿马克。为了惩罚民主德国而去惩罚,这是联盟党一个明显的出发点!阿贝莱因先生您指的是,应该在哪些行业实施制裁?请您将目录递上来,我们好对此进行讨论!为了突出最重要的行业,哪个应该首当其冲,农业、机械制造业、还是电子工业?如果您想在这里及时通知这些相关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就要从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制裁中获得补偿。另外,您如何评价对民主德国实行经济制裁的效果,从中我们想知道,它是否已经有了长期的定位。”(19)

  另外,对于联盟党人提到的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的依赖性,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埃贡·弗兰克(社民党人)更是表示出极大的怀疑。他认为,联邦德国在德国内部贸易中能够获得一些政治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联邦德国渴望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使民主德国产生依赖性。对此,联邦德国也做不到,那将是个愚蠢的努力。其实,在议会发言中不应提及这种依赖性。例如,联邦德国需要将德国内部贸易的数量和结构与民主德国外贸的数量和结构进行比较。对民主德国而言,联邦德国作为工业产品的供应方并非不可替代。如果将这种不可替代性作为依赖性的标准,那么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的依赖性就无从谈起(20)。显然,在他看来,联盟党低估了民主德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联邦德国的经济制裁。此外,他还着重指出,之前同民主德国进行的无息透支贷款谈判,如同所有其他谈判一样,都存在着利益平衡的问题。联邦德国之所以重视德国内部贸易,一方面,在于它所产生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德国内部贸易来解决西柏林的供应问题。这些对于联邦德国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因此,不能产生这样的错误观念,即缓解德国内部贸易的支付状况,只是为了满足民主德国的要求(21)。

  三、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党德国政策主张的比较分析

  联邦议会这场德国政策之争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最终以联盟党的偃旗息鼓收场。透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社民党与联盟党在德国政策上所持主张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不仅显示出两党德国政策理念的差异,同时也间接反映了两德经贸关系的特点,以及影响和制约联邦政府德国政策实践的各种内外部因素。

  (一)两党在德国政策理念上的巨大差异

  联盟党承认德国内部贸易以及无息透支贷款能够在德国政策方面发挥效力,尤其体现在推动和改善两德人员交往方面。正如联盟党议员赖纳·巴泽尔所言:“民主德国已经加入联合国。我们必须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两德人员交往方面的进步,目前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无法掌控,只能通过经济方面来加以补充。”(22)这充分说明联盟党已被迫承认战后德国分裂状态业已固化的残酷现实,并且认为通过加强两德人员交往对于缓和国家分裂状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联盟党也意识到了在新的“缓和”时代里,需重新审视其仅依靠西方盟国实力推动德国统一的政策。此时,作为两德仅存的利益交集区——德国内部贸易成为联邦政府德国政策唯一有效的“着力点”。

  然而,与社民党不同的是,联盟党认为,不应该对民主德国过分的迁就,以经济代价换取对方的让步,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对民主德国实施经济制裁。由此可见,联盟党既想以经贸手段作为链接两德的纽带,又想将其当作政治施压的武器。显然,联盟党的主张具有矛盾性。

  事实上,这种现象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盟党执政时期就已存在,具体表现为始终在合作与对抗的两极间摇摆。一方面,联盟党政府希望通过加强两德经贸关系,使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的依赖性增强,让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人民产生吸引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必要时通过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制裁,迫使后者在政治上作出相应的妥协。例如,1960年9月,阿登纳政府曾暂时中止了1951年《柏林协定》(23),以应对苏联和民主德国对西柏林通道的干扰行动。显然,后一种施压策略不仅是联盟党“以对抗求统一”德国政策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严重对抗背景下的产物。到了70年代,尽管联盟党对其传统德国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但还没有彻底去除早已过时的一些僵化理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时期联盟党的德国政策仍处在艰难的转型中,其德国政策理念也大致延续着早先“实力政策”的特征。

  与联盟党那种不合时宜且缺乏可靠依据的主张相比,社民党的德国政策显然更为积极与理性。早在50年代,社民党就开始主张德意志两部分要相互接近。1954年1月,社民党议员、联邦议会全德问题委员会主席赫伯特·魏纳就曾建议,可以设想一个小的解决方案,尽管它永远不会成为统一的替代方案,但它至少有可能成为整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步骤。在这方面,应当考虑恢复柏林的统一,促进德意志两部分之间的交通和往来,以及消除德意志两部分之间的货币差距(24)。

  1958年5月,社民党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党代会上提出了《社民党关于德国重新统一的决议》。该决议试图创建一种泛欧安全秩序:将德国分裂的两部分纳入无核武器区,逐步减少和撤离驻扎在德国及其东部邻国的外国军队,并为参加无核武器区的国家军队数量设置上限。通过这种安全秩序建立了一个框架,使德意志两部分能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德国在安全的自由中实现和平统一。与此同时,必须采取措施促进德意志两部分间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融合,克服冷战和德国内部的意识形态煽动,尽管这需要与苏联占领区当局进行协商。在对由于先前疏忽所造成的既定事实进行清醒的评估之后,最好采取措施减少德国分裂产生的消极影响,而不是陷入最终不可避免地承认德国分裂的绝望之中(25)。

  1969年,当社民党获政府领导权后,面对日益“缓和”的东西方关系,主动承认并接受了欧洲和德国分裂的现实。社民党领导人认为,只有将克服欧洲的分裂与克服德国的分裂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实现德国的统一。因此,德国统一只能被视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德国问题也“只能在一项欧洲的和平安排中得到最后的解答”(26)。为此,社民党政府采用了“以接近求转变”的策略,开始通过加强两德经贸合作来逐步缓和两德间的政治对峙僵局,进而期望扩大两德间人员的交往,维系德意志民族共同的认同意识。在全方位密切两德关系的同时,社民党政府努力推动欧洲的缓和进程,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创造内外部条件。因此,在社民党看来,德国内部贸易以及无息透支贷款不适合作为施压工具,因为这种“强硬”的政策只会导致两德关系的再次紧张,破坏欧洲的缓和进程,进而造成德国统一的内外部条件恶化,这显然有悖于社民党的德国政策理念。

  从社民党的主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该党十分重视德国内部贸易在两个德意志国家间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即通过这种特殊形态的经贸模式,可以将德意志两部分以及西柏林有效的链接起来。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两德特殊关系”的外部象征,使德国问题保持着公开性。另一方面,德国内部贸易在维护西柏林经济、政治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社民党人所言,德国内部贸易可以解决西柏林的供应问题。由于西柏林处于民主德国领土包围之中,它对民主德国的供应有着天然的依赖性,尤其体现在食品和能源方面。以1977年为例,西柏林在德国内部贸易的份额为22.3%。换言之,它几乎占到了德国内部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27)。这种依赖性自德国分裂以来就始终存在着,而且关乎着西柏林的安全与稳定。正因为如此,联盟党阿登那政府于1960年底被迫恢复1951年《柏林协定》。可见,西柏林的经济、政治安全问题是联邦政府制定与实施德国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联盟党主张采用削减无息透支贷款迫使民主德国就范的策略,无疑会削弱本该加强的德国内部贸易的纽带作用,而且还会直接威胁到西柏林的经济安全,进而再次触动冷战的神经。这些都与社民党缓和与合作的路线相冲突,因而不为后者所接受。此外,社民党在其执政时期奉行的是一种条约政策。社民党通过无息透支贷款协议、增值税优惠规则、联邦政府担保金条例等来促进和规范两德经济关系。无息透支贷款是一个明确的合作协议,社民党政府显然不愿轻易对其做出强行改变,从而影响和破坏其所构建的条约体系。

  (二)两党就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的依赖度存在分歧

  从联盟党人在联邦议会的发言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德国内部贸易建立在不对等互惠及不对称依赖的基础之上。这种不对等互惠性充分体现了两德在德国内部贸易中所追求的利益是不尽相同的。在这个利益交集区中,联邦德国采取的是单方面对民主德国施惠的方式(28),且更多的是在追求政治上的利益,并希望以此对民主德国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则更多考虑的是从德国内部贸易中获取经济上的实惠。这也是后者始终不愿放弃德国内部贸易的主要原因。

  不对称依赖性反映出两德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例如,1961年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991亿联邦德国马克,到了1974年达到了6874亿联邦德国马克。尽管战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但与联邦德国相比差距明显。1961年民主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22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74年为1348亿民主德国马克(29)。在对外贸易方面,1960年联邦德国出口额为479.46亿联邦德国马克,1974年为2305.78亿联邦德国马克。与之相对,1960年民主德国出口额为82.57亿外汇马克,1974年为274.33亿外汇马克(30)。就工资收入水平而言,1974年,联邦德国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660联邦德国马克,民主德国工人月平均工资为846民主德国马克(31)。

  由于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不平衡,使得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民主德国自身稳定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和威胁。这导致民主德国一方面表现出愿意保持和扩大两德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则试图限制两德人员交往,减少来自联邦德国方面的影响。

  上述两德经贸关系中的不对等互惠与不对称依赖充分体现出联邦德国在两德经贸关系中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地位,而这也成为联盟党“经济制裁”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不过,联盟党显然片面夸大了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的依赖性,更理想化地将两德关系限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事实上,民主德国同经互会国家间的贸易历来是其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正如1972年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在接受采访时所言:“在民主德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我们同苏联的贸易占40%,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30%……德国内部贸易所占比重大约为10%。”(32)此外,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民主德国也开始增加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因此,联邦德国不得不面对其他西方盟国对德国内部贸易的冲击。可见,联盟党“经济制裁”主张的理论依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同时,这也充分说明,联邦政府德国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始终正视战后欧洲两大阵营格局的现实以及东西方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苏联因素的影响。

  相比之下,社民党不仅能够理性看待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有限的依赖性,而且还充分考虑到本国企业界在德国内部贸易中的经济利益。其实,东西方关系以及两德关系的缓和进程本身就具有“物质化”的特征。就德国内部贸易而言,民主德国需要联邦德国的资金、技术、设备以及高技术含量产品等;而联邦德国则比较看重民主德国的一些基础原料、能源产品、个别工业品以及销售市场等。虽然德国内部贸易在联邦德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但随着联邦德国经济的快速腾飞,社民党政府也更加重视本国企业日益增长的对外投资和销售的需求。通过引导和支持本国企业与民主德国相关部门进行合作,不仅有利于扩大本国企业的生产,同时也可以促进本国相关行业的就业。因此,社民党反对对民主德国采取经济制裁措施,以免影响和损害本国一些相关企业及其员工的利益。显然,将国家政治目标与本国企业利益有效结合,也是联邦政府制定和推行德国政策时需加以考虑的一个因素。

  (三)两党皆以联邦德国的经济力量服务于德国政策

  透视这场争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党在利用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服务于其德国政策方面是一致的。这也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由于德国是二战的战败国,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受到很大限制。战后联邦德国把政治、军事上的要求转变为经济上的要求,并利用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来促进和实现自身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对联邦德国而言,经济力量已成为比军事力量更有效、更容易产生现实政治影响力的工具。对此,时任基辛格大联合政府财政部长的施特劳斯(联盟党人)就曾说过:“今日之经济力量取代了德皇凯泽时期的步兵师团。”(33)社民党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例如,社民党施密特总理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曾以某种克劳塞维茨式的口气说:“多年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34)

  二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中相互依赖趋势不断增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及影响力的标准逐步由军事力量转为综合国力,在这之中,经济实力尤为重要。虽然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基础仍然是军事实力,但经济力量日益成为国际事务的推动力。联邦德国正是巧妙地利用经济力量来不断地改变其国际地位,并且在对外政策及德国政策上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值得注意的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产生,与其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联盟党在德国政策上没有为社民党留下太多的政治遗产,但不可否认的是,联盟党开创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大获成功,也为社民党凭借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实践其“以接近求转变”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增强了信心。例如,勃兰特总理在1961年就认为,赫鲁晓夫提倡的两大制度和平竞赛最终将是西方取得优势。为此他讲到,富裕和自由进行比赛将会表明,我们两者都有,而东方则一无所有(35)。

  由此可见,正是在强大经济力量的支撑下,社民党政府得以对民主德国推行更为积极和灵活的德国政策。为了密切两德关系,特别是为两德人民沟通交流创造机会和条件,联邦政府愿意付出一些经济代价。除了在德国内部贸易中提供高额的无息透支贷款外,联邦政府还向民主德国提供了大量的非商业性财政支付。例如,1970至1979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支付了50多亿马克的各种费用。其中,联邦财政的直接支付为35.8亿马克,其中过境费占70.9%,西柏林通道的改善费占22.1%。联邦财政的间接支付为4.4亿马克,主要用于报销联邦德国公民向民主德国支付的个人税费。联邦邮政财政支出为5.8亿马克,用于支付信件的派送费、邮政管理费、通信费。此外,联邦政府还向民主德国支付了5.2亿马克的签证费和道路使用费(36)。

  在社民党政府经济施惠策略的不断推动下,两德人员互访、通信交流的规模日益扩大。据统计,1970年民主德国赴联邦德国的旅行人数为104.8万,1974年为131.6万,到1979年达到136.9万。1970年联邦德国赴民主德国的旅行人数为125.4万,1974年为191.9万,到1979年增至361.7万。1972年,民主德国公民通过紧急家庭团聚访问联邦德国的人数为11421人,到1979年这一数字增至41474人(37)。1969年两德间的电话线路仅为34条,全年通话次数为50万次。1979年两德间的电话线路增至1061条,全年通话次数上升到2060万次。1975年至1979年,从联邦德国发往民主德国的信件数量年均约7900万封,包裹数量年均约2780万件,从民主德国寄往联邦德国的信件数量年均约1.08亿封,包裹数量年均约980万件(38)。

  以上往来对于维系和增强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来说,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与此同时,它们对民主德国的发展与稳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任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的昂纳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联邦德国可能帮助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同时却也可能兼而并之。例如,我们公民旅行的大量增加,是一种开放政策,但却也有风险。”(39)

  四、结语

  综上所述,社民党于1969年主政联邦德国后,主动顺应东西方“缓和”的潮流,开始通过增加两德在人员、组织、机构之间的接触与合作,来抑制德意志民族的进一步分裂,保持德国问题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公开性。这一时期,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凝聚力成为其德国政策优先考虑的事项。因此,社民党政府为促进两德人员互访,改善两德旅行交通,扩大两德通信交流,不惜动用大量的财政资金。然而,社民党政府的德国政策实践引来最大反对党联盟党的质疑与抨击,两大政党随后围绕联邦政府的德国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就这场辩论的本质而言,是双方不同德国政策理念的碰撞和交锋。在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德国统一,两大政党仍然存在显著的分歧。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联盟党仍受其传统德国政策的一些过时理念的困扰,对民主德国实行经济制裁的主张不过是其早先“强硬”德国政策的一种延续,且与“缓和”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与之相反,社民党则以更加现实和理性的态度,将“以接近求转变”的策略融入其德国政策当中。社民党认为,只有对民主德国采取缓和与和解政策,才能逐渐改善和密切两德关系,进而推动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最终在全欧和解以及欧洲分裂结束的情况下完成德国统一。

  此外,从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到,联邦政府的德国政策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其中包括欧洲两大阵营格局、西柏林的经济、政治安全、本国企业界的利益诉求、来自苏联的潜在干预等。这些因素致使无论是在对抗时代还是在缓和时代,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制裁不仅无法达到其政治上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

  这场辩论还反映出两大政党都重视利用联邦德国的经济优势对民主德国施加影响。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联邦政府德国政策实践提供了物质保障。德国内部贸易日益成为联邦政府德国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不过,与联盟党相比,社民党能够理性看待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的依赖性。因此,社民党更注重运用无息透支贷款、担保基金、特惠贷款、非商业性财政支付等经济手段作为杠杆,贯彻其“以接近求转变”的策略。

  最终,这场持续数年的论战以联盟党的主动退出而谢幕。在历经“柏林墙事件”以及两德《基础条约》签订之后,联盟党的德国政策理念再次遭受巨大的冲击,并开始朝务实主义的方向蜕变。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野长达13年的联盟党再次登上执政舞台后,为缓和欧洲中导危机造成的紧张局势,消除其对两德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科尔政府主动利用民主德国急迫的借贷需求,通过向后者提供近20亿马克的担保贷款来缓和降至“冰点”的两德关系,改善两德间的旅行交通与人员往来。这与其传统德国政策的强硬风格对比鲜明。显然,重新掌权的联盟党彻底转变了原有的僵硬立场,并在德国政策理念方面向社民党趋同。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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