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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变革中的西方古典性史研究
2017年12月13日 09:33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裔昭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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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繁荣与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文化史和妇女史的勃兴、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福柯和多弗等人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其研究涵盖同性恋、性道德、性交易、两性身体和男子气概等丰富的内容。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三条路径来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性史,这些路径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往往在相互批评的过程中相互影响,从而推动了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关 键 词:希腊/罗马/性史/福柯/同性恋

  标题注释:本文为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的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裔昭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古典学者就开始了对古希腊罗马性史的研究。1824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卡尔·弗尔贝格(Friedrich Karl Forberg)就编撰了有关古典世界性行为的资料。1932年,德国学者保罗·布兰德特(Paul Brandt)的著作《古希腊的性生活》的英译本以汉斯·利奇德(Hans Licht)的笔名出版,该书揭示了性爱与古希腊社会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引起了古典学者对古希腊男子同性恋问题的关注。①然而,古希腊罗马性史作为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的兴起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近二三十年中获得了蓬勃发展。本文拟对西方古典性史研究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研究内容及其分析路径进行系统的述评,以期推动中国历史学界对西方古典性史的研究。

  一、西方古典性史研究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兴起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它的繁荣与西方妇女运动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文化史和妇女史的勃兴、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肯尼思·詹姆斯·多弗(Kenneth James Dover)等人学术研究的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反战运动等相呼应,西方妇女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在这次妇女运动的浪潮中,西方女性提出了一系列诉求和主张,要求摆脱作为“第二性”、“他者”的屈从和被动地位,主张改变主流文化价值观中的两性二元对立状态,实现充分的、全面的公民权和真正的两性平等。这次运动冲破了传统政治概念的狭隘定义,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口号,呼吁妇女维护对自己的身体权利,并认为妇女关注的问题如性、生育、婚姻家庭、家务劳动等也是政治问题。妇女运动的发展呼唤理论的指引,在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各种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等。在女性主义思想家出版的著作中,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先驱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的《女性的奥秘》和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出版的《性政治》影响巨大。《女性的奥秘》号召女性冲破传统观念和家庭束缚,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它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性政治》则以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性问题的政治内涵,并分析了文学研究中的性别权力关系。西方妇女运动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是社会性别理论,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指的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和行为特征的理解。1972年,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Ann Oakley)出版了《性别、社会性别和社会》一书,论证了生理上的性别(sex)与心理和文化上的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差异。②1975年,美国人类学者盖尔·卢宾(Gayle Rubin)发表了论文《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性别制度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③社会性别概念深刻揭示了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它被广泛地运用到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并逐步对各国政府的决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性”是女性主义思想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它的分析和考察为西方古典性史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兴起也与当代的史学变革密切相关,新文化史和妇女史,尤其是古典妇女史的勃兴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新史学(又称社会史)的兴起,二是始于70年代后期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新史学主张历史社会科学化,倡导总体史的研究,强调在历史研究中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对传统的叙述史方法提出挑战,是一种面向问题的分析性史学,并致力于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与领域。新文化史在新史学阵营进行自我反思和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开始了史学的文化或者语言学转向,推动了叙事史和政治史的复兴。它注意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民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其重要特征。④新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史、身体与性别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和行为社会史等。⑤性文化史是新文化史考察的对象之一,西方古典性史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代史学革新影响下兴起的西方妇女史研究也对古典性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长期以来,男性精英人物一直在父权制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担当主角,而参与创造历史活动的广大妇女和普通下层男性则成了历史叙述中的“缺席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第二次女权运动和努力拓宽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西方妇女史研究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大约从80年代起,西方妇女史家逐渐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把它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与此同时,作为西方妇女史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希腊罗马妇女史也受到了古典史家的重视,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在研究古典世界妇女状况时,往往也把她们的性生活、身体史以及从中反映的性别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美国古典学家萨拉·波梅罗伊(Sarah B.Pomeroy)是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开拓者。1975年,她出版的《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一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系统考察古希腊罗马妇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依据丰富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从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宗教角色和文学形象等不同角度,对古希腊罗马贵族与平民妇女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在该书中,波梅罗伊不仅描述了古希腊罗马妇女的性行为和性爱经验,还论述了性奴役、妓女、杀婴、避孕、流产等问题。⑥福柯在其撰写的《性史》中参考了波梅罗伊有关古代雅典妇女性生活的描述。1995年,休·布伦德尔(Sue Blundell)出版了《古希腊的妇女》一书。在该书的第十章中,她依据丰富翔实的文学、艺术和法律资料,以社会性别的视角专门探讨了古希腊妇女的身体问题,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女性身体的论述、古希腊女性的月经、性生活和生育等问题,从而分析了古典时代希腊男性的妇女观以及女性在婚姻和性生活中的状况。⑦以波梅罗伊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在其著作中对古希腊罗马妇女性和身体的探讨,不仅更全面地建构了西方古典世界妇女的生活情景,揭示了当时男女两性的性别关系和父权制社会本质,而且激发了古典学家对研究古希腊罗马性文化的热情,促进了古典性史的发展。

  古典性史的发展也与西方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口服避孕药被投放市场,西方社会掀起了一次“性革命”浪潮。这次浪潮在西方的性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它消除了人们对性的神秘感和负罪感,破除了“生殖是性行为的唯一目的”的传统观念,肯定性生活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并推动了性学研究和性教育的发展。不过,这次浪潮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有些人走向极端,使得性放纵和性泛滥猖獗一时,产生了婚姻关系松散、家庭解体和艾滋病流行等社会问题。80年代以后,西方大多数人的性道德和性价值开始向传统作某种程度的回归,倡导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两性关系,把性爱和责任结合起来,追求长期稳定的性关系和婚姻关系再次成为时尚。在近几十年中,怎样对待同性恋是困扰西方人的一个社会问题。以美国为例,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已经涉及法律层面。1993年,隆美尔同性恋歧视案中的原告出庭时力图使科罗拉多州宪法的第二条修正案失效。这条修正案规定,在性取向方面,禁止任何公共机构、市政当局和教学地区对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实行庇护。而它的反对者认为,让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处于如此不利的位置,是对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挑战,该条修正案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法律保护的同等权利。科罗拉多州法院和最高法院最后都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199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该州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违反联邦宪法。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科罗拉多州法院召来的道德哲学专家证人约翰·菲尼斯(John M.Finnis)和原告的辩护者古希腊哲学专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根据自己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同性恋观点的理解,围绕着古典哲学家是否认为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的争论还涉及古典译本的准确性这一话题。⑧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在此之前,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岛和阿根廷等国家曾先后承认同性恋合法。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同性恋历史渊源问题的追溯和探讨。因此,对有关性的现实问题的争论和解决,也引起人们对西方古典性道德和性观念的关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古典性史的发展。

  在西方古典性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方面,法国学者福柯和英国学者多弗等人的学术研究厥功至伟。多弗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圣安德鲁大学校长、英国国家学术院主席。他长期从事古希腊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并在古典性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早在1973年,多弗就在古典文化研究杂志《阿瑞托莎》(Arethusa)的特刊上发表了《古典希腊人对性行为的态度》一文,介绍了古典时代古希腊人的性爱词汇和古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探讨了他们对通奸和商业性性行为的态度、对受尊重女性的隔离与保护,以及贞洁对于男女两性的价值;并阐述了古希腊人的同性恋及其性行为与社会地位的关系等问题,受到了古典学界的重视。⑨1978年,多弗的名著《希腊同性恋》问世,作者广泛运用了陶瓶画、诗歌、戏剧、哲学、法庭演说词等资料,深入阐述和分析了古希腊同性恋现象与古希腊人的情爱问题。⑩多弗的开创性工作为后人研究古希腊同性恋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对福柯《性史》的写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福柯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著有《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等著作。1976-1984年,福柯出版了《性史》。(11)在书中,他依据丰富的古典资料,并参考多弗等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古希腊人的性习俗,深入考察了性与权力、性与家政、性与爱情、性与婚姻、性与道德、性与身体和同性恋等多方面的问题。该书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西方古典妇女史和性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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