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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概念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2020年06月05日 09:15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方维规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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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概念史是历史语义研究的著名范式,尤其是德国概念史模式享誉世界,备受推崇和借鉴。概念史方法在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适应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向,同时越来越显现出解决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的迫切性。在中国新近的概念史实践中,量化分析较为常见。倘若忽视概念史方法的要领,很可能发现不了相关历史“真相”。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概念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二者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追求。最后,概念之国际传输中的翻译困难是一个从来就有的难题。全球视野中的历史语义学是复杂的、跨地域的考析,是概念史国际化过程中极有意义的挑战。

  关键词:概念史 量化分析 新文化史 翻译难题

  作者简介: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1990年代是德国概念史开始走向世界之时,尤其是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为代表的史学概念史播撒四方,引起很大反响。对科塞雷克的国际接受极大地推动了概念史的国际化。概念史代表作之一八卷本《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1997)的研究模式能否在德国之外经受检验并得到运用,是(史学)经典概念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参数。概念史研究在诸多国际平台和国别项目的强劲势头,基本上都以科氏研究方法为坐标。

  世界上各种概念史实践,不只满足于移植德国的概念史范式,而是审慎地借鉴德国方法,新的思考也在不断渗入概念史追求,并从不同研究视角提出新的问题,概念史还在逐渐适应不同地域的语境。中国学界刚开始关注概念史之时,就有学者提出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而我以为,尽管“橘逾淮而为枳”不可避免,但概念史探求是有意义的。迄今的不少研究成果,已能让人看到概念史方法在中国的孕育力。关键是要使之适应中国水土,让逾淮之橘生长出甘美之枳。

  近年来,概念史方法在中国学界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对具体概念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尽管如此,不少人似乎对概念史的基本追求还只停留于概念;对于存在的问题,也不甚了了。因此,对不少方法论疑难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显示出其迫切性,另有诸多概念史理论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思考。本文仅从三个方面做一些简要论述。

  概念史与看似精确的量化分析

  有一种莫大的误会,想当然地把概念史化约为文字工作,以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概念史可依托于数据库的数据统计,从新名词或关键词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出现频率来判断概念的产生、发展和流行程度,由此辨别其重要性。这种做法看似精确,但很容易引发诟病和非难,把它同计量史学相勾连。毋庸置疑,借助数据库检索,极大地方便了资料的披览,能够快捷地获取相关数据,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效率。然而,这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即材料的收集,与从前做卡片没有质的区别。换言之,数据库只是辅助工具,尽管它的效用大大超越了卡片功能,但也不是“非我莫能为也”。

  在历史语义学领域,依靠电脑的技术支持和统计方法,早已见于法国圣克劳高师的“政治词汇实验室”所发展的“词语统计学”,即借助电脑来对“18世纪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词汇进行量化研究。在汉语历史语义学领域,金观涛、刘青峰自1997年着手创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具有开创意义,他们后来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的基础上,持续开展数字人文学探索,即追求人文研究与数字方法(词汇检索和分布统计)的结合。应该说,随着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改进的统计方法,数据库的能量已经今非昔比,其搜索和处理资料的优势也使实证研究颇为受益。然而,若以为仅依托于庞大数据库就能从事历史语义学研究,那只能是幻想。中心概念的设定和对概念架构及概念网络的探索,特别是对数据的解析,绝非电脑本身能够处理的,分析和提炼才是重中之重。冯天瑜的《“封建”考论》(2006)和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2017),在这方面可谓深得要领。

  计量史学之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即过度依赖电脑,企图通过计量资料来发现和验证历史,以显示客观性和精确性,仿佛电脑之外无他物。然而在人文科学中,仅堆积数据,将历史现象简化为具体指标,往往反而不客观、不可信,这就可能招致方法论上的质疑。若将概念史与计量法混为一谈,倚重词语的使用频次,罗列诸多图表,分析走势的曲线,很可能发现不了历史“真相”,甚至会把人引入歧途,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殊不知一个概念或关键词的重要性或关键发展,常常不在于频繁使用,而是取决于被论辩、被争夺的强度,或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关键时刻的多义性和争议性,或在观察和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的不可或缺。而当这个概念已经“家喻户晓”,人云亦云,也就是达到走势图中的峰值时,只能表明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却很可能已经失去锐气,无需多加思索,在很大程度上也已失去对概念史有用的认识价值。概念史关注的是一个(重要)概念的生成、常态或者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化,关注变化的转折点、衔接点、关节点,而这些都是计量分析无法胜任的。很多历史现象,尤其是对人的心理和思想的研究,单靠计量是无能为力的,精神现象很难用数量来概括。要发现数据背后的深层含义及其多层次关联,不仅要披沙拣金,更需要历时和共时的宏观视野。

  我们应该看到,不少同概念史有关的问题尚未说清,一些关键点始终没有得到条分缕析。新近国际学界的方法论探讨,很少在根本上改变早已有之的观点。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首先涉及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概念、含义、词语、术语),究竟何为词语和概念的关系?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了确认概念、对立概念、相近概念、平行概念等,只要抓住主要词语就已足够?尽管某个词语因其汇聚了政治和社会语义的关联成分和语义关联从而成为概念,但是一个概念可能(在历史发展中)有多种表达亦即不同用词,并且“含义即用法”(维特根斯坦),这就不是单纯的统计数据和图表能够解决的问题。以现代汉语中对应西方相关概念的“民主”“经济”为例,曾有“不计其数”的理解、译词和用法。

  在概念史理论思考中,另有一些问题也至关紧要:何为确立语言和事物之间关系的前提条件?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事物的塑形?如何在语言和概念介质中挖掘历史?概念史研究对象与隐喻和话语的关系又是什么?围绕《历史基本概念》而展开的一些方法论讨论,无疑比这套辞书中的条目更具启发性,可是科塞雷克晚年还是称之为纯粹的方法论争辩之沙丘,说他自己的研究受到“理论枷锁”的制约。显然,概念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不很明晰,不少概念史研究是实证研究,没有或几乎没有涉及其理论前提。有人认为,概念史的理论短板并没有改变的必要,理论缺陷甚至是其强项。注重实证的概念史并不需要出彩的纲领,而是踏实的考证。另有人以德国的哲学概念史[13卷《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7)]为例,说它并未依托于特定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在实践中摸索着找到了自己。还有一种主张是,不要恪守一种方法,而是汇总不同的方法实践。可是倡导多元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放弃专门的概念史方法论思考。

  概念史与新文化史

  概念史在得到国际认可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新近的不少研究表明,文化研究对概念史兴趣浓厚,而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亦能反作用于概念史。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认为,文化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挪移了概念史的整个考察层面:从科学转向知识,从审美转向艺术品,从理论转向实践和技艺,从词语转向其他媒介。换言之,晚近的文化研究不仅在方法论层面,也在研究对象上改变了概念史研究。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究竟如何理解语言与非语言、物质与含义、物与词之间的界线。文化研究的发展还能让人看到,文化史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或曰“两者之间的边界越来越相互跨越”。这种杂糅在新近的研究中颇为突出,尤其是当代不少思想史研究亦关注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质现象。

  与传统史学或老式“新史学”的研究取向相比,新文化史注重查考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政治、经济、社会或军事等,转换到社会文化范畴。新文化史强调人的身份、意识和心态等,而不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权力、经济基础等。以新文化史为标志的文化转向,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具体可以理解为三重转变:第一,在西方史学主流中,出现了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二,在文化史学内部,发生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在史学其他分支领域中,也表现出由轻视文化向重视文化、采取文化分析的转向。

  虽然文化研究亦寻求社会视角与文化视角的融通,但摆脱了传统思想史的德国概念史,以结构史为基础,注重对具体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语言运用的钩稽,这在研究重心上与新文化史有着明显区别。不过,若考察文化史在英美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对接努力,两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都很强调语言亦即概念研究的重要性,这在观念史领域的学者那里尤为突出。例如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在其综述《观念史杂志》的历史以及新的发展方向的文章中,最后也论及概念史(科塞雷克)研究取径。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虽然只字未提概念史,但是间或也能看出概念史旨趣,例如他在描述概念意涵的国际传输、接受和变化时所论及的翻译作为文化史的方法。

  对概念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关于资料来源、数据提取方法以及历史研究之理论前提的各种讨论。对概念史具体实践的一个常见批评,也是针对资料来源的选取和使用。此时,批评常会指向研究所依托的文献不够周全、未查考不应被忽略的史料和视角,而且批评还会来自不同的知识背景。其实,这类批评中外都一样,就连科塞雷克亦即《历史基本概念》也未能幸免。应该说,这类批评往往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能够让人看到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改进可能性。尤其对新文化史来说,已有概念史研究很可能成为其非议对象。总的说来,新文化史家更注重大众心态、传播、接受和通俗史料,这些自然也是概念史本当顾及的历史之维。然而,不同的研究或研究取向,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学术旨趣和追求。例如年鉴学派热衷于日常生活史,书写社会史及文化史更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家的希求,这就必然有其重点关注的史料。面面俱到是许多人的追求,却是概念史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史料不可悉数,即便一个研究团队也可能望洋兴叹,只能有的放矢。尽管史料永远是史学之本,且多多益善,但大包大揽还不是当下能够做到的,或许也很难驾驭,能够或应当做到的是对能够说明问题的史料的合理使用和精当解读。此时最不可取的是因噎废食。

  仅从新文化史的视角出发,以往不少概念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注重精英文化和经典文本,未能放下身段看民众的做法是无法忍受的。但问题是,概念史能轻而易举的与文化史融合吗?连带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能否完全站在文化史的立场上判断概念史的得失?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且以新文化史的重量级人物福柯为例。他热衷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主题与方法,喜于关注各种非传统、非经典的话题与关系,并重新定义史学边界:注目于看似无联系之物之间的联系。显然,福柯走的不是德国经典概念史那条路,评判的标准亦当有别。

  若从1980年代算起,新文化史已经走过40年岁月。尽管新文化史的成就不容置疑,但它正在逐渐式微,已有学者看到明日黄花,呼吁“超越文化转向”。这有其实际原因:晚近的文化研究对“语言论转向”进行泛化和极端化处理,强调所有文化之表征形式的认识论意义。新文化史所暴露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过分夸大文化因素,许多研究给人留下唯文化论的印象,大大忽略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其二,滥用“文化”概念,即所谓“一切皆文化”。可是,若无福柯那样的哲学素养、视野和眼光,不少文化研究过于琐碎,说得严重点是鸡零狗碎:葡萄酒的文化史、巧克力的文化史、教室的文化史、时装的文化史、口红的文化史,还有那些未必谁都敢于启齿的文化史,而且不厌其烦。毫无疑问,对于文化史来说,这些著作自有其价值;但对讲究关键概念或基本概念的概念史来说,包罗万象的新文化史却是难以承载之重。

  进入21世纪以后,源自德国的“概念史”这一跨学科研究方向又一次重整旗鼓,见之于人文科学的不少领域。倡导概念史的所有尝试,都旨在为失去后劲的文化研究寻找出路。各种尝试的共同点是,探求概念史在新的理论语境中的适用性和实用性。面对强势不再但余威尚存的新文化史,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改建,是否和如何对历史语义学范畴和方法产生影响,并在多大程度上关乎概念史的跨学科性质。

  概念的翻译难题

  概念史虽在理论问题上还存在不少分歧,却依然如此富有魅力。我们或许可以说,概念史基础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可在实际研究中继续探究。研究者可根据具体材料,尽量贴切地考证具体历史语境中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厘清历史的认识价值,自然亦可成为具体研究的任务,甚或是从事相关研究的重要动因。或许正是放弃寻觅通用的理论,抛开具体研究之可能的概念史理论依据,才使研究展示出勃勃生机。人们得以悉心辨析材料、推究事源,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是偏要将具体研究与哪个宏大理论相勾连,更无必要服从后现代理论,尽管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功不可没。

  纵使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不断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就连时代分期也是西方设定的(现代、后现代等),但从历史上来看,西方是现代发展的起点,在全球史考察中,似乎也只能以西方概念为出发点。换言之,虽说欧洲概念基于欧洲经验,但只要还没有其他与之抗衡的概念体系形成普世性,我们就不得不以欧洲概念为基准。当然,不能把欧洲概念看作唯一标准,也不排除欧洲之外的经验和概念。一方面是概念史的国际化,一方面是历史形成的各种语言差异和特征,二者之间的张力是无法回避的。与不同的语言打交道,势必面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差异。

  伴随着概念史的国际化,以及跨国或全球视野的拓展,一种现象愈发明显:在思想与概念的国际传输中,不少概念在被译为其他语言时,时常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概念词语,双语词典中的译词只不过是大致符合。汉译西文是很典型的事例,即使新造词语也很难真正胜任。关于跨文化误解和“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问题,国际学界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可译性”及其后果,我想暂且避开中西天差地远的传统知识文化体系与迥然不同的语言结构之间的翻译困难,选择一个不难理解的事例,即同一文化圈中的翻译问题来做例证。

  直到19世纪,欧洲不同疆域中的多语种文化现象是常态,源于一种外语(如拉丁语、法语)的“外来词”,常会以模糊的词义进入本土语言,这在近代早期的许多文献资料中很常见。吸纳外来语词,极可能出现语义偏移或一知半解的现象。外来词起初那种言之不详的含义,自然会带来多种用法。比如一个外来词的贬义内涵,可能会改变本土语言中某个相近词语的意思,进而引发原先未有的语义分辨。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德语中的法语词“bourgeois”(资产者,富有市侩),该词最迟在马克思使用之后的贬义内涵,使德语词“Bürger”(市民,公民,中产者)获得了不带主客观色彩的褒义蕴涵。又如马丁·路德用德语词“Bund”(同盟)翻译《圣经·旧约》词语“berith”,使得原先的世俗概念“Bund”获得了宗教色彩,这一隐含意义进入19世纪之后还相当明显。

  博尔赫斯曾有名言:辞典的编纂显然基于一种还未被证实的假设,认为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是由相互对应的同义词组成的。应该说,这种假设并不令人信服。在不同语言中,真正对应的同义词其实只是很小一部分。再以欧洲为例:欧洲国家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和语言源流,但各种语言的固有特色,亦即不对应之处,常使译者大伤脑筋。例如英、法、德之“环境”概念“environment”“milieu”“Umwelt”,并不能简单对应,它们各有不同的政治意涵。又如“启蒙(运动)”或“自由主义”等一直被看作表示欧洲共同经验和价值观的概念,其实在欧洲语言之间很难完整对译,或只为了标准化才翻译的。看似相同的概念背后,是不同社会各自特有的经验和期待。欧洲疆域内的语言互译况且如此,世界上诸多语言之间的翻译难度可想而知。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概念传输中也有类似状况,即字形相同的概念,含义未必相同或完全吻合。

  按照帕洛嫩的说法,“翻译”概念对科塞雷克概念史方法具有中心意义,且有不同意义指向:过去的词义与现在语言运用之间的中介;事物史的概念体现;文本的深度挖掘和阐释;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照此理解,翻译就不再只是文本概念,而是宽泛地表示物质和文化的含义表述。全球视野中的历史语义学是复杂的、跨地域的考析,要求学者具有优异的语言和文化感受力及判别力。此外,对于西方范畴的翻译,绝非纯粹的学术问题,往往带有政治倾向,这就会有含义流失和新增意涵。在聚焦于交往过程、知识传输和翻译之时,这样的考证亦能钩稽各种关系和交流中微妙的等级关系和先入之见。

  倘若比较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探讨其相互间的翻译活动,那么,语言运用、概念形成和“事物史”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其预设和比较对应概念的相似性,毋宁探索对应的历史经验与社会状况,查考不同语言是如何把相应的经验、问题和期待转变为概念的。而在概念史之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挑战,无疑是史学研究中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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