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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2020年10月09日 09:17 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 作者:董欣洁 字号
2020年10月09日 09:17
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 作者: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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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通过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关 键 词: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唯物史观/生产/交往/全球史

  作者简介: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全球史学、中外文明比较研究。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这里表达的既是时代要求,同时也指明了历史学发展的努力方向。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如何构建,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如何落实而进行的新探索。

  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显然需要由中国学界主动开启,并由中国学者在自身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完成。事实上,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已经在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国世界史学者合作完成的8卷38册1500余万字的《世界历史》,等等,这些世界通史性著作实际上都是世界史话语体系的展现和载体。又如,于沛的《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集中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史的学科发展、学术发展和研究实践。这些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确保中国文化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人类历史发展到当代阶段,是各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结构以及世界力量平衡发生根本变化的产物,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混合发酵,造成了一个剧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相应地,这就要求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能够科学把握和应对这个由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组成的复杂世界,充分说明全球一体的演变和走向。所以,我们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演变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进而为打通三大体系建设探索内在的理论途径。

  一、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初兴

  齐世荣在总结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时,概括为“三个阶段六代人”。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草创时期(19世纪末到1949年)、承前启后的打基础时期(1949-1966年)和专精发展时期(1978年以来)。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在第二阶段开始建立,学科内部分工日益发展,研究领域从“西洋史”逐步扩展到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广大地区。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地区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专业研究学会纷纷成立;专业刊物《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得以创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和各种世界历史地图集、各种世界通史作品纷纷出版,等等。这些具体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力量的组织培养、世界史研究项目的规划制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应地,这也为克服“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切实从全球视野出发推进具体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

  回顾中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关于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探讨从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以来,一直持续至今。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就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密切相连。因此,在中国人民反侵略并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在国际政治现实基础上考察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初兴与探索,可以避免就世界史本身进行抽象的所谓“纯学术”的探究,这对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具有直接的意义。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抢占资源和市场,携坚船利炮暴力打开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逐渐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如何“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面临的迫切时代主题。这个时代主题在历史学领域的理论表现之一,就是如何认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当然,探索外部世界的意识在东西方的史学传统中都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存在,中国学界正式接触到所谓的“西学”,亦可追溯到明末的基督教入华时期传入的学术。16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能够进行较为平等的交流,但到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展现出来的暴力性和侵略性,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空前的文化危机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促使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梁廷枏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迅速对时代变局做出反应,积极吸收外国史述著作的成果,编撰完成《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康纪行》《海国四说》等作品,以满足国人急需了解外国和世界情况的现实需要。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的萌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世界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初兴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论断。

  作为当时中国人编撰的最为完备的世界史地全书,《海国图志》于1842年底刊刻问世,这部开山之作为国人提供了广阔的世界知识图景,将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念对接到近代的世界地理范围之中,对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助益。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魏源(1794-1857)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历经乾嘉道咸四朝,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剧烈变革时期,他师从经学大师刘逢禄研习《公羊春秋》,从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现实前提出发,积极提倡社会变革思想。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给予了理论解答。他鲜明地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②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魏源并不纠缠于“华夷之辨”、“夷夏大防”,他敢于正视国家的不足之处,在用国别史体例和大量篇幅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学习西方才能抵抗西方侵略,并对中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怀有坚定的信心。魏源将夷之长技归纳为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③他的论断对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构成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同时,这也表明中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于艰危之世接触西方文化、接触世界之时,仍然秉承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原则,没有将抵抗列强侵略与向外来的西方文化学习盲目对立,而是努力理顺两者的关系以达到摆脱侵略和实现中国文化自新的双重目的。这一鲜明的主体意识也成为中国历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的重要理论特征。

  作为“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容闳1854年启程归国时怀有的信念便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④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目的的思想共识,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冯桂芬(1809-1874)在《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篇中提出:“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今欲采西学……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⑤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论断在二三十年后得到更简练的表达,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例如,清末翻译家沈毓桂(曾用名沈寿康,1807-1907)供职于《万国公报》,在光绪十五年(1889)撰《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一篇,指出“西学自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固亦有道也。务愿有志西学者,勿视中学为具文,绎中国之文辞,以旁通西国之义蕴”。⑥再如,张之洞(1837-1909)在1898年刊行的《劝学篇·会通第十三》中指出,“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不通之害”,导致“自塞”、“自欺”、“自扰”三蔽,他明确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⑦这种思路显然是当时的开明士大夫阶层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努力汇通中西之学的表现。这也说明了中国学界对如何认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的长期探讨。

  《海国图志》仍然将西方各国称为“西夷”。《瀛寰志略》开篇“地球”虽然提出“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⑧但仍将中国视为“万方仰之如辰极”。⑨这些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在当时世界史地研究中的反映。正如有学者指出,从鸦片战争到1875年,国人亲历东西洋的载记,为数实在寥寥。⑩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凭恃武力和强权向中国索取的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年日本国库收入的四倍之多。(11)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国门大开,西学大量涌入,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的观念日益扩展。王韬(1828-1897)、黄遵宪(1848-1905)等人都有在外国的亲身生活和工作经历,纷纷编写了关于对象国的史学研究著作。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视为中国在法国史和日本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这些作品研究的虽然是法国和日本的历史,但出发点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将外国历史作为中国变法自强的借鉴。

  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现实影响,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首重自然是西方各国,对东邻日本近代的情况则有所隔膜。黄遵宪曾任清朝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等职,与日本朝野交往广泛,他既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进步可资借鉴,又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怀有警惕。黄遵宪明确指出:“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12)1887年黄遵宪完成了50多万字的典制体著作《日本国志》。典章制度之专史即为志,黄遵宪首次将典制体用于外国史研究,对日本各项制度进行了原始察终性质的分析,他还开创了《工艺志》的研究,阐述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日本国志》成书后曾送呈总理衙门,可惜未能引起重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王韬在《普法战纪》(1873年印行)前序中表明自己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分析。他以春秋列国之大势例之欧洲,分析欧洲均势现象,认为“以英、法、普、俄四者并峙,可以维持欧洲,互相牵制”;欧洲变局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则在于“善体天心者,无虞邻国之难,而益励其修,奋武卫,振边防,习战守,练水攻,造舰炮,精艺术,师长技,明外情,先自立于无问之地,而后敌乃不得伺间以乘我”。(13)王韬进一步整合天下与世界的观念,指出“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地球不毁,人类不亡”。(14)王韬痛陈那些因循守旧、夜郎自大的传统观念已经落后于时代。他作《中国自有常尊》篇,指出“中国天下之首也,尊无异尚,此古之通义,而非徒以口舌争者也。若夫盛衰之势,强弱之形,则自玄黄剖判以来,原无一定,固不得藉一时之盛,恃一日之强,而辄夜郎自大也”。(15)他作《变法自强》三篇,指出“我中国……溯乎立国规模,根深蒂固,但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16)他作《华夷辨》提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17)王韬提倡“君民共治,上下相通”,认为“以我中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天下,以视欧洲诸国,其大小多寡岂可同日而语?即如英国,屹然三岛耳,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有若长城,遂足恃之以无恐。我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18)王韬这些阐述将传统文化与外国历史结合起来,从器物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时代变局中应当持有的社会变革意识和文化定位,进一步推动了新的世界观念和历史研究问题意识的发展。

  前述的《万国公报》,首创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初名《中国教会新报》,后来更名为《教会新报》,1874年再更名为《万国公报》,其英文名直译为《全球杂志》(Globe Magazine,《万国公报》于1883年停刊,1889年复刊,英文名称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万国公报》及其复刊后所属的广学会(前身为同文书会,由在华的英、美、德国人士创办),汇集了一批传教士撰稿人,例如,林乐知、慕维廉、李提摩太、李佳白,等等,他们积极在中国传播西学尤其是史学作品以便进行学术传教。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中东战纪本末》是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始文献和评论的汇编,林乐知与其中国合作者蔡尔康在书中言道:“身居局外,心系行间,博采见闻,详加纪载,几如杜诗韩笔,无一字无来历。”(19)该书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描绘出甲午战争的社会历史背景、战争过程、国际形势、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对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颇见史学研究的深度。《中东战纪本末》《泰西新史揽要》这两部作品分别由林乐知和李提摩太口译,由蔡尔康(1852-1920)笔录完成。蔡尔康国学功底深厚,他的世界史书译撰活动,在这一时期的跨文化史学互动中很有代表性。他为《中东战纪本末》作序时写道:该书“事必求其真实,文无取乎浮华”,“当痛深创钜之时,重筹长治久安之策。”(20)这表达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甲午战争惨败仍然持有的一种坚韧的文化心态,以及从事国别史和世界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原则。

  围绕《万国公报》展开的跨文化史学交流在这一时期颇为引人瞩目。例如,企德原著、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编译的《大同学》(选录)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此文已经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安民新学”:“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曼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21)而且,“全地球”的史学这时也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广学会署名所撰《速兴新学条例》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万国公报》第115册,甚至声称“今泰西各大国之士人,无不究心于学问。而其所究之舆地,遍地球之舆地也。所究之教化,遍地球之教化也。所究之史学,遍地球之史学也……中国自古迄今,但究心于本国之学。……总之,人不囿于古,而共知新学之大有关系,国势必淳然而兴……今将泰西要书总目附开于后”,在这份要书总目之中,在第六项史学所列的九支类当中,第一类就是“全地球史学”。(22)这似可视为全球史学史意识的萌芽。我们从中可以管窥中西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19世纪末,大量的外国史学作品被翻译引进,世界史研究的编译渠道从欧美扩展及于日本。这使国人更加了解外国的历史知识,关于世界的基础知识的扩展,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继续积累条件。《万国史记》是这一时期受到中国学界重视的一本世界通史性作品。该书是日本学者冈本监辅在博采日本国内翻译的西方世界史著作的基础上用中文撰写而成,目的是为日本学校提供世界历史教科书,1879年以20卷刊印于世。《万国史记》进一步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华夷观念。该书显然参稽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过,重野安绎为《万国史记》作序,批评魏源《海国图志》“以五洲诸邦为海国”,“汉土亦一海国而已”,魏源“以达识著称,犹局于素习而不自察”。(23)《万国史记》按照西方的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将日本历史列于卷一开篇的“万国总说”和“亚细亚总说”之后,然后分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这种编撰方法表现出来的关于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和总体观念受到重野安绎、冈千仞等日本学者的称道。(24)该书随后在中国广为翻刻,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对其有所关注并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探索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史编译活动中,弱国的亡国史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史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其意则在于使中国摆脱被列强瓜分亡国之危机。此类作品包括《埃及近世史》(1902)、《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宜译社)、《亚细亚西部衰亡史卷》(《译书汇编》本)、《波兰衰亡史》(1901),以及《西力东侵史》(1903)、《五洲三十年战史》(京师大学堂所藏译书)、《俄国蚕食亚洲史》(1902)、《世界殖民史》(1905),等等。对外国立宪史和革命史作品的编译活动也非常突出。《英民史记》(1907)、《法兰西革命史》(1903)、《美国独立史》(1903)、《美国立国原理》(1915)等都是此类作品。(25)救亡、反侵略、自强、进化论、变法、立宪、革命、建国等都是这一时期世界史话语中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通过世界通史、文化史、国别史、断代史、地区史、普及读物甚至外国人物传记等作品得到关注和讨论。

  到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发展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其中也包括对西方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各种表现的反思。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他又发表了《新民说》《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文,积极倡导进化史观、新史学和史界革命,并在其中总结提炼了与世界史研究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虽然,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26)二是对“欧洲中心论”的警惕和对爱国精神的强调:“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27)三是参照西人之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分期,将中国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为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第二为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第三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28)这三个问题反映出梁启超对世界史研究核心问题的敏感性,也是中国学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史研究的适时理论总结。

  1901年清末学制改革,这对世界史教育的普及和学科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意义,对于话语名词也是一种梳理。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大阶段都开设了历史课程,其中就包括世界史。例如,1904年1月13日《奏定中学堂章程》指出:“盖中学教育,以人人知国家、知世界为主”,历史课程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次讲欧洲、美洲史”,“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29)癸卯学制不仅在中学堂以上各个阶段明确设定了世界史的各项课程,而且对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奏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浅深,并非强归一致”,(30)“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31)“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32)鉴于当时教科书急缺,《奏定学务纲要》还指出:“教科书应颁发目录,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官编教科书未经出版以前,“采用各学堂讲义及私家所纂教科书”,“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33)实际上,对于世界史研究而言,教科书是话语体系的基本载体。

  王桐龄在1922年初版的《新著东洋史·序论》中开篇就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中国今日竞言变法,谈政治则效法西洋,谈法律则效法西洋”,但是为何“西洋行之而日富以强”,“中国效之而日贫以弱”?他认为“凡事必有基础,基础不固,则全体动摇,效法人国者,不探讨其精神,徒规规于形式……懦夫举鼎,只以取绝膑之祸而已”,“历史者,合道德宗教法律政治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组织而成,各种学术之基础也,故欲研究其国之学术者,不可不知其国之历史”。(34)该书作为一本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对什么是世界史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自古迄今互相竞争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会状态,所经过之阶级者也”;世界史又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二部,西洋史学家“谓西洋史为世界史,其说非也”,“亚东民族,在历史上,绰有价值,欧人一笔抹杀之,大不可也”;世界史研究“全世界国与国之关系”,但是目前“东洋各国,孤立东亚,与西洋各国关系绝少……欲合一炉而陶铸之,恐无水乳交融之望”,所以,王桐龄提出,该书定名为东洋史,以作为“中国史之补助学科,以中国为主,而与中国有关系之国皆附入”,从而使世界史研究者能够更加了解东方形势之大略。(35)王桐龄不仅指明了“欧洲中心论”弊端,而且从学科建设角度为如何加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现实思路。

  到20世纪上半期,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西方有影响的历史哲学著作和史学理论著作被译介引入中国,中国学者在译介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回应,这一时期可以视为中国世界史理论研究的积累期,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为学科形成准备条件。在这一时期,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由何炳松译为中文出版。这部《新史学》认为“历史是一种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广泛的学问”,“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历史的继续是一个科学的真理”。(36)该书之所以名为《新史学》,“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不是一种停顿不进步的学问,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资料,他定能进步的;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而且历史这种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在我们知识生活里面,占一个比从前还要重要的位置”。(37)何炳松认为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虽然是就欧洲史而言,但也可以对中国历史研究形成借鉴。他与郭斌佳合译了中国最早的西方史学史译著即美国学者肖特维尔(James T.Shotwell)的《西洋史学史》,他还翻译了美国学者亨利·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尤其是编撰了《通史新义》。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的通史编撰进行了总结,还借鉴了西方史学提出对新式通史的看法:所谓通史者,其特性在于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38)这就要求通史家对于各类事实之关系必须具有明白公正之观念,然后方能权其轻重而综合之,既不可失其相对之重要,亦不引入主观臆测于事实之因果关系中。(39)这些阐述对于通史的理论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积极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界广泛传播。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从1918-1923年,他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1924年5月,他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李守常),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李大钊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并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概括,建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李大钊分析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李大钊将历史定义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40)他分析历史和历史学的关系,指出“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历史的目的是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并描写出来,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将历史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41)李大钊强调历史理论的重要性,指出历史理论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性质、形式和理法,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42)他进一步说明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和发展现状:“史学不但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并当关于一般为理论的研究……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不过其发达尚在幼稚罢了……史学方在幼稚的时期,刚刚达到就各个事实而为解释说明的地步,自与其他已经达到概括的为理论的研究的科学不同。但此之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43)李大钊将记述历史分为六个部分: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和人类史,提出“人类史以把人类的经历看作全体,考究叙述,以明人生的真相为目的”。(44)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世界史发展的现状,指出“现在有所谓世界史者,其内容与此处所云的人类史不同。这种世界史,不是并叙各国史,即是叙说列国关系的发达;其内容仍为研究国家经历的事实,在学问的性质上,这不过是国民史的一种,决非吾人所说的人类史”。(45)这一判断指明了世界史研究重史实而轻理论分析的要害所在。有学者指出,“李守常先生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贡献,非他人所可比及;其贡献不只破坏传统中国旧的思想,同时对于西洋思想亦加以攻击,而建立一种系统的、深刻的、新的思想”,“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46)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传播阐发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也大量地译为中文出版,这对于中国世界史的话语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有两部世界史作品颇有特点。一是1924年出版的张仲和的《西史纲要》,这本教科书在编撰上具有明显的特色。张仲和在该书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旧日教科学为体裁所拘束、务求言简意赅,于历史上重要之点均不能显出,本书编制则纯用提纲挈领之法,撷取西史重要材料,依次论列,原因,事实,结果,均朗若利眉,能养成读者对于学科之系统观念”。(47)张仲和还强调该书“特别注意中西之关系”,所以在上古史部分专章列出“东西接触时代”和“东西融合时代”。(48)二是1929年王纯一编译的《西洋史要》出版,其突出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西洋史。在第11章“1848年德国革命”中,该书专门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马克斯及恩格斯创造了唯物史观”,“他们认为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决定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就是历史进程的基础”,“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斯主义主要原则的第一次有系统的叙说,也就是第一个共产党的党纲”。(49)在《西洋史要》中,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工业生产、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848年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巴黎公社、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军国主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国际联盟等概念及术语都得到了运用,支撑了全书18章的总体结构。这不仅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影响,而且代表着世界史新的话语概念的规范化进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围绕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讨论,唯物史观关于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影响日益扩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抵抗侵略的浴血奋战,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抗战的定位,批判帝国主义的侵华谬论,坚定国人的抗战胜利信念,总结历史经验提振民族自信心。例如,韩启农指出:“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这一百年的历史,是用泪和血写成的,一方面,中华民族被奴隶的锁链紧紧束缚着,做着帝国主义的牛马;一方面,民族斗争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就是为了自由,为了解放……我们得把每一次的经验教训,应用在今天的抗日战争上。”(50)这反映出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

  翦伯赞1938年8月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明确提出:“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51)他分析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交互作用,指出:世界是整体的,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断要受到其他民族的历史影响,同时也影响其他民族,这样就严密地构成世界史的交互作用,把握历史发展中之空间的关联性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仅要从世界史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去分别考察个别民族的历史,还要从个别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其与其他民族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52)吕振羽在1942年初版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严格批判了日本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53)他还分析世界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在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这一课题下,从洋务运动以来,就有两种主要的偏向:一是文化贩运主义的偏向,一是文化闭关主义的偏向”,文化贩运主义的偏向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无条件贩运,已经翻译的多种“西洋科学”的书籍多系贩运式的介绍,没有通过其时中国民族的具体环境加以批判、改造和消化;“所谓世界史,实际上只是欧美史,并没有中国史和亚洲及非洲等各民族历史的地位”。(54)他进一步指出:数十年来,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中国教育事业的不死不活,症结就在于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性的文化贩运主义,“我们新文化工作者对‘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特别对‘民族化’也是‘中国化’的工作还作得很不够”。(55)这些阐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世界史发展的理论反思。

  1943年,缪凤林在《中国通史要略》中不仅驳斥了“汉族西来说”,(56)而且运用世界视野将“中国民性”概括为六点特征,分别是家族主义、中庸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和实用主义,认为“吾民族得失之林,大略在是”;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的世界主义优点在于“以平天下为理想,而以国治为过程,化育外族,施不责报”,弊端则在于“有世界思想,而乏国家观念”。(57)周谷城1949年9月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被一些学者视作专业历史学家书写的第一部综合性世界史。周谷城明确提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该书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58)他提出,世界通史之所谓世界,系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为范围,该书力求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所以该书第一篇讲远古文化之发展,第二篇讲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三篇讲世界范围之扩大。(59)周谷城在“远古文化区”上下两章中讲述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和中美文化区,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书写。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则努力在世界史背景下书写中国通史,力求“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60)这两部作品正表明了中国学者对世界逐渐一体化的认识,同时也说明通史理论研究始终是通史编撰中的核心问题,这些理论话语构成了世界史话语体系探索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开展,世界史研究也相应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世界史。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撰文指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而世界人民特别是追求解放的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便感到莫大的憧憬,他们想从这里求得解决他们本身问题的钥匙,然而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61)这显然是新的时代形势对世界史研究的客观要求。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苏联世界史研究成果的引入,对于中国学界清除旧社会的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主义史学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该书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与各色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别具有根本区别,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甚至在其最为兴盛的时代,也只限于把各种事实加以证实和系统化,它虽然有许多深刻的观察和可靠的思想,仍然不能够揭露出那决定全部非常复杂而矛盾的历史过程和决定各种政治制度、国家、思想体系和文化的更替的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性;唯物史观给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科学是把人类历史当作合乎规律的、被内在矛盾所推进的社会发展过程来研究。(62)该书进一步指出:统一的和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前后相承的更替,即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都是人类前进运动中的主要阶段,是人类进向更高一级即共产主义制度去的大路上的各个历史阶段,共产主义制度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世界史过程的主导线索如此,它丝毫也不排除每个社会形态和世界史各个时期界限以内极其参差不齐的具体社会发展方式和途径。(63)该书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贯穿于对抗性社会的全部生活中,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全部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只有通过社会革命道路,摧毁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把政权转移到劳动者手里,才能消灭剥削者的统治。(64)这部《世界通史》共十卷:前两卷专讲原始公社和古代世界史(到公元4、5世纪);三、四两卷专讲中世纪史(由5世纪到17世纪中叶);五、六、七三卷专讲近代史(由17世纪英国革命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后三卷即现代史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该书的世界史分期框架被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长期采用,其阐述方式成为世界史话语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对于唯物史观在世界史研究中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还有耶·马·茹科夫主编的《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该书指出其编写目的是要书写从19世纪中叶起直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世界历史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反映帝国主义时代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和冲突性,表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同时也证明亚洲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进步力量在不断增长,这种力量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并使资本主义剥削和殖民压迫的范围不断缩小,中国由帝国主义政策的对象变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积极力量,说明帝国主义阵地的削弱;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联合力量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标志着帝国主义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并在亚洲各国人民历史上写下新的光辉一章。(66)这部著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家来华讲学和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世界史,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20世纪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急需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黎澍在《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国历史科学》一文中提出:中国历史科学的最根本的方向是以中国历史为依据,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它们在中国历史中反映出来的特点;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横冲直撞一百年之久,始终没有能够使中国沦为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到底也还是因为我们民族是有伟大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能够很快地领会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必须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市场,加强了世界各个部分的联系,这是对于人类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市场的手段是殖民主义最残暴的掠夺,资产阶级学者的“欧洲中心论”,极力贬低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从世界历史中排除这些国家的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应当把重新研究世界历史并给以正确的说明当作中国历史科学的迫切任务。(67)这些基本理论判断直到今天来看,仍有现实意义。这也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从一开始就努力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来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性作品是1962年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当时多所高校的教师都参与了编写工作。这部《世界通史》从原始社会写到1917年十月革命,对世界上古、中古、近代各时期的历史,包括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政治制度、重大事件、历史人物以及文化等内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叙述。(68)这套四卷本《世界通史》“未脱苏联教材窠臼,但多少有所改进,如采取一般公认的论点,注重史料的具体与确切,加强亚非拉各国历史,增加中外交流的章节等。各大学历史系教师多目为比较合用的教材”。(69)周一良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十分重视历史分期问题,依照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研究历史,需要明确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性质,掌握时代的特征,了解哪个阶级是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只有明确了某一时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才能明辨当时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70)这是中国学者从世界史的编撰实践中得出的切实体会。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国别性通史著作是黄绍湘1953年的《美国简明史》。该书意在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展开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来写美国资产阶级的上升和没落,以及劳动人民必然获得最后胜利,该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分析,并以美国的新史学家对于美国历史的分析材料作为主要参考,叙述了从“北美发现”以来的美国各个时期的经济情况、经济政策及其后果,对外的扩张和侵略以及人民的斗争。(71)这一时期在法国史、英国史、亚洲国家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方面也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作品或译作。吕振羽还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指出历史唯物论只规定人类社会在客观规律性的下面采取着一般的共同过程,但并不规定相同的历史阶段一定要经过相同长短的时间,更不否认世界史各部分都有其独自的特殊性,忽略这种特殊性就不能了解具体的历史,会堕落到公式主义或原理论,把这种特殊性夸大到否认共同性的程度就不能把握历史的规律性,会堕落到唯心史观或多元论。(72)

  “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但一些有责任感的世界史研究者,在逆境中仍然坚持学术探索,虽然此时问世的作品带有“文革”特定时期的痕迹,但客观上为在中国传播世界史知识起到促进作用。(73)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美国学者海斯等人所撰《世界史》内含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这部世界史是193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有代表性的教科书,该书认为,从伯利克里和恺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的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白种人担任的,从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就一点一点地把它们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而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黄色、棕色和黑色皮肤的民族)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74)该书1975年的中译本“出版说明”明确指出:这部世界史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的印记,其作者怀着种族主义的偏见,标榜欧洲白种人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一直担任历史的“主角”,诬蔑非白种人是“落后种族”、“白种人的负担”,在书中多方贬低和抹杀亚、非、拉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贡献。(75)这个判断点明了“欧洲中心论”的种族主义实质。“欧洲中心论”在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把西欧地区的进步视作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其他地区则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而欧洲的自我中心、欧洲白种人肩负领导世界责任的种族优越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充斥其间。“欧洲中心论”不只体现西方狭隘的地域主义,而且体现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它把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视野排除在世界历史的阐释体系之外,严重歪曲了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踏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改革开放事业急需对外国情况和外国历史的深度了解,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时代发展机遇,其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极大扩展,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极大提高,尤其是形成了自身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这就为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阐述方式。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世界史学者对通史研究、编撰及教学的探讨迎来了热潮。例如,罗荣渠在1984年撰文指出:把世界历史作为全球性的历史活动与经验来进行研究,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因为人类活动的范围是逐步扩大及于整个地球的,而把全球视为一个整体的新的世界观,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冲破一切旧的区域性藩篱并把世界逐步连成一体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76)罗荣渠认为:作为全球性世界史(不是指作为国别史的外国史),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内容无限丰富,不能没有一定的限界和主要的研究任务;要写出作为人类整体发展过程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把没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条件和过程随便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结构,而是要写出人类历史如何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逐步汇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他进而指出就世界史这门学科来论,世界愈是卷入统一的历史进程,对这种统一进程的整体研究,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所展现的共同历史规律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全球性相互关系的研究,必然会日益加强。(77)这些阐述表明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的判定日益清晰。

  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1990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取得的进展。本卷由总论、亚洲史、欧洲史、非洲史、拉美史、北美大洋洲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关系史八个部分组成。吴于廑在其中《世界历史》的专文中,系统阐明了世界史的学科性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梳理了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分析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对世界历史进程做出全局性概览。这篇文本标志着中国世界历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确立。

  吴于廑指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78)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观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人类历史由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到直接生产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剥削的阶级社会,又由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没有奴役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做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79)“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推动历史从原始人类分散生活的各个点到最后联结为世界一体的这一横向发展过程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80)吴于廑的这些论述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的主流理论话语,对于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1990年,西方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创刊,中西方学界对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史的探讨可谓同步进行,以吴于廑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理论研究上的前瞻性尤其突出,他不仅分析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内涵,而且指明了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为此后中国世界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探讨提供了基本框架。

  1992-1994年,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六卷本分为古代史编、近代史编、现代史编各两卷,注重史论结合,构筑新的编撰体系,力求体现吴于廑关于世界从分散走向一体的学术思想,对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有所加强,并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体系。六卷本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是从人类起源至1500年;从1500-1900年;从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齐世荣不仅是这套六卷本《世界史》的主编之一,他还于2006年主编了四卷本《世界史》,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四卷本《世界史》明确指出是在六卷本《世界史》的基础上,吸取近年学术成果,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从历史纵向发展即社会形态的演进与各国各地区的横向联系上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及其发展规律。四卷本增加了思想史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着力揭示宗教的演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着重考察近代世界横向联系的加强及其对各地区各文明各民族的影响,探究现代化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进程及其复杂影响;阐述了20世纪初帝国主义形成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对国际关系演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认识和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不同类型及其特色研究等均有所深化。四卷本在六卷本的古代、近代、现代的分期基础上突出了“当代”(从二战结束以来至21世纪初),把当代史单独列为一卷。《世界史·当代卷》在六卷本《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的基础上,增补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有关史实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其改革的近况,战后科技和文化所占的比重亦有所增加,力求为读者勾勒出当代世界历史的全貌。《世界史·当代卷》明确指出: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政治上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兴起,它们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因素;1991年苏联的解体震惊了世界,但是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只是社会主义一种已经僵化而未及时改革的模式的失败,并非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这种新生制度富有生命力。(81)六卷本《世界史》和四卷本《世界史》都是国家级规划教材,集中体现了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观,这就意味着中国世界历史学主流的基本话语阐释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

  这一时期现代化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史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一研究的开创者罗荣渠把现代化视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来进行整体性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主张“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82)罗荣渠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化进程的内涵,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理论框架,勾画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全球发展趋势的总轮廓和总线索,并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他认为1955年以后的25年间,是历史研究发生急剧变化和重新估价的新时期,变化的原因则是由于历史学家的工作环境较之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急剧变化,世界各部分的密切相互关联与影响加强,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到处造成新的社会模式和知识模式;欧洲重要性降低,苏美崛起形成压倒优势,亚洲和非洲的兴起;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解体,以及与19世纪迥然不同的政治形势的出现;在这一形势下,西方历史学出现许多新趋向,其中就包括从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扩大到以亚、非、拉美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把世界视为整体从全球角度研究“世界社会”的宏观史学。(83)钱乘旦则进一步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倘若以现代化为主线,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首尾相接,组成了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的过程。(84)现代化研究构成了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国世界史学者合作完成的8卷38册1500余万字的《世界历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面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将专题研究与编年叙事结合起来的大型世界通史著作。这套多卷本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各卷组成,体现出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人类历史的独立理解和对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及现实问题的认识体系。(85)这套多卷本的第一册就是于沛的《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他在书中明确指出:1949年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通过中国世界史学的学科建设、史料建设和史学理论方法论建设,完成了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译介到研究的转变。(86)这个基本判断指明了中国世界历史学理论化和时代化的内在途径与发展历程。

  经过几代世界史研究者的努力推进,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如于沛指出:世界历史学已经完全具备了任何一门科学学科所具有的科学形态,以及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方法。(87)2011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世界史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世界史的发展诚为不易,翦伯赞早在1938年5月曾经指出:当时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的领域内,还存在着许多荒原区域,需要继起的历史家从事于历史科学之拓荒运动。(88)此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史研究在通史、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文明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一战二战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门史、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外国史学译著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是对几代学人的辛勤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将面临时代提出的更高要求。

  四、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特点和新的时代要求

  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残酷的殖民侵略,中国人民被迫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经御侮自强、艰难自新,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之路,并通过改革开放为世界整体和平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相应地,在这大约180年的时间里,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从初兴到不断探索发展,以1949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相继相接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中期到1949年,在这大约1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筚路蓝缕,从无到有,开创了世界史的一些研究领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摸索和实践过程。在“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呼唤下,这个阶段的世界史在不断扩展对世界的认识和编译外国史学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突出特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努力为国家民族提供世界史的专业知识,能够迅速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比较专业的学术反应,而且努力对世界大势做出科学的学术判断。其中有些判断的精准,实令后人感叹。例如,王韬在《普法战纪》后序中分析欧洲和世界的走势,“欧洲列国辙迹几遍天下……夫彼既割据日多,则争竞迭出……舟车、枪炮之技尽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驾其上。顾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后必至斗智斗力之俱困然后已。……未有物极而不反者也。呜呼!不以大德宰之,元气安能久长也哉?”(89)这已经指出了欧洲国家将面临的困局。黄遵宪在成书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一》中指出:“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当其乱则视君如弈棋,视亲如赘旒。而每一交锋,蔓延数十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有视人命如草菅者,岂人性殊哉?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90)这种学术判断的前瞻性已经被后世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证实,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世界史学术话语和思想的历史穿透性。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鲜明主体意识,促使这一阶段的话语体系建设努力在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史学研究的世界性之间确立一种适当的内在平衡,这种努力也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不断自新。

  结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对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空前尖锐。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们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一战前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就是帝国主义对华关系实质的明显表现。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权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中国实行顽固的军事独裁统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权残酷统治的具体表现。中国近代的社会现实已经验证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要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革命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华民族摆脱了被侵略被奴役状态,四亿中国人民挣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枷锁,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赢得的真正历史性进步。同时,这也表明,中华文化已经从封建文化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大众的、民主的新文化。史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这一个多世纪的时代巨变,对其而言既是发展动力,也成为其研究的对象。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实际上正是这种时代巨变的产物,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所反映的正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世界史研究的结合,使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新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以来,在这70年当中,世界历史学的学科建设获得长足进步,成为与中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获得极大发展,可以看出,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内含于世界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之中。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是改革开放之初,或者世纪之交,在重要历史时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构成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发挥了思想引领作用。例如,苏联东欧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国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事求是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的经验得失就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陈启能、于沛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一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主要包括历史规律,社会形态,历史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主体和客体等问题;另一方面具体考察了中国、英国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这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反思。该书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的发展,既有成功发展的时候,也有失败和受挫折的时候,这本是符合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并不奇怪;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总是密切联系现实,特别是与各国的革命实践或进步运动相联系,因而苏东剧变自然会给它带来较大的影响;关键是要善于从发展特别是从挫折中认真进行反思,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就可能使今后的发展更顺利些。(91)70年来,正是在世界史的具体研究实践中,中国学者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历史的性质、阐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方式等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和阐发,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已经探索了一条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基本途径,即在唯物史观指引下,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这个最根本因素出发,从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入手,说明人类社会结合为统一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要求,对世界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实际上,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代世界的突出特点是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即人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各个部分之间形成各种交流网络和不同层次的互动空间,具体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认同多样化等各个方面。国际社会的结构和世界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正在大陆性和全球性的规模上重新调整,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相互纠葛,使各国各地区都面临着一个剧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努力传承民族文化、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与载体。在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出,这个话语体系侧重于分析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过程。新时代对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要求,就是加强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研究,进而更加充分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说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辩证统一,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说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从学理角度而言,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既包括作为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包括世界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自身的理论方法论研究,批判吸收外国史学理论的学术成果,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意义上,西方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对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二战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因其浓重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而广遭批评,西方学界也在进行相应的反思和重构,其成果就是二战后西方的全球史的不断发展,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史学传统日益发生互动。全球史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西方全球史以研究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跨文化互动)为切入点,构建出跨国、跨地区、跨大陆、跨半球、跨海洋直至全球的多重地理空间,以及贸易、移民、技术、文化等多种社会性交流网络,全球史便具体化为在这些空间和网络内的各种人类活动,这样就可以研究空间和网络内的某个地方、不同空间和网络之间的交流、多个空间和网络的交叉互动,从而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兼顾地方和全球。(92)西方全球史实际上意味着西方世界史研究的新一套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也就是对世界历史各种横向发展现象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全球史在世界历史横向的实证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也显露出新的问题,即如何界定发生跨文化互动的双方主体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脱离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而单纯强调交往的历史作用,无法说明不同时期世界基本结构上的变化,无法说明不同时期各种交往现象的区别和联系。相应地,这就凸显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学术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世界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在此基础上人类交往不断密切的产物,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其中两个核心概念就是生产和交往,生产的发展促进交往的扩大,交往的扩大有利于生产的保持,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构成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言的两种基本发展动力。西方全球史的话语体系在具体实践中回避了对生产及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更迭的分析,这是中国学界在对西方全球史的研究和判断中应当充分注意的问题。这也提示我们,可以考虑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入手,从历史发展动力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我们以往比较欠缺的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研究,急需得到改善和提高。

  具体而言,由生产和交往两条基本主线组成的纵横时空轴线,既包含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也涵盖了人类不同群体发展的关联性和多样性。生产和交往的每一阶段的总和,都构成了人类能动的生活过程的一种形态,都意味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世界历史作为人的生活过程的集合体,也将随之继续演化并不断臻至新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文明或地区的历史,显然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各种支点,这体现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生产和交往在各个支点达到的水平和程度,表现为各种地方社会的具体化情境,这些具体化情境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在这个现实基础上,才能充分理解各种地方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之间的互动,而这些不同层次的网络和范畴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通过生产和交往两条主线构建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和热忱,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如何把握文化主体性与研究视野全球性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已经形成了自身阐述世界历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这是世界历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资产。当代中国正处在新的发展节点上,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向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便充分理解和应对当代这个由多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不同交流空间层次组成的复杂世界,阐明中国人对全球一体的演变和走向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也就是世界历史学能够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历史智慧和学术支持。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

  注释:

  ①《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第1版。

  ②(清)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页。

  ③(清)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第75-107页。

  ④(清)容闳著,徐凤石等译:《西学东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27页。

  ⑤(清)冯桂芬著,冯凯整理,熊明心校对:《校邠庐抗议汇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127页。

  ⑥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461页。

  ⑦(清)张之洞著,程方平编校:《劝学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7页。

  ⑧(清)徐继畲:《瀛寰志略》一,清道光三十年刊本,华文书局印行,第39页。

  ⑨(清)徐继畲:《瀛寰志略》一,第42页。

  ⑩锺叔河:《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1页。

  (11)辽宁省档案馆编:《中日甲午战争档案汇编·序言》,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2)(清)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点校整理:《日本国志·日本国志叙》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3)(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3页。

  (14)(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68-169页。

  (15)(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15页。

  (16)(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3页。

  (17)(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45页。

  (18)(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8-19页。

  (19)上海广学会译著:《中东战纪本末·例言》卷一,上海图书集成局1896年铸版,第1页b。

  (20)上海广学会译著:《中东战纪本末·蔡序》卷一,第8页a。

  (21)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第547页。

  (22)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第542、543页。

  (23)[日]重野安绎:《万国史记序》,[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第1册,上海六先书局1897年铅印版,第1页a。

  (24)[日]冈千仞:《万国史记序》,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第1册,第2页b。

  (25)此处世界史编译作品的文本信息,参见张晓编著:《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347-388页。

  (26)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7页。

  (27)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第129页。

  (28)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第80-81页。

  (29)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330页。

  (30)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98页。

  (31)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99页。

  (32)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1页。

  (33)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8-509页。

  (34)王桐龄:《新著东洋史·序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再版,第1页。

  (35)王桐龄:《新著东洋史·序论》上册,第3-4页。

  (36)[美]J.H.Robinson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第1页,“译者导言”第6-7页。

  (37)J.H.Robinson著,何炳松译:《新史学》,第23页。

  (38)何炳松:《通史新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39)何炳松:《通史新义》,第135页。

  (40)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3页。

  (41)李守常:《史学要论》,第65-66页。

  (42)李守常:《史学要论》,第118-119页。

  (43)李守常:《史学要论》,第97-98页。

  (44)李守常:《史学要论》,第108页。

  (45)李守常:《史学要论》,第109页。

  (46)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03页。

  (47)张仲和:《西史纲要·编辑大意》,京华印书局1926年订正再版,第1页。

  (48)张仲和:《西史纲要》,“编辑大意”第2页,第9、23页。

  (49)王纯一编译:《西洋史要》,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印行,第318-320页。

  (50)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7年再版,第77页。

  (51)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

  (5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150页。

  (53)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8-56页。

  (54)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55页。

  (55)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56-157、159页。

  (56)缪凤林:《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57)缪凤林:《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5-6页。

  (58)周谷城:《世界通史·弁言》第1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页。

  (59)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第2页,“原影印本新序”第1-2页。

  (60)缪凤林:《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自序》,第2-3页。

  (61)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62)[苏]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总编辑部的话》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页。

  (63)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总编辑部的话》第1卷,第7页。

  (64)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总编辑部的话》第1卷,第13-15页。

  (65)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总编辑部的话》第1卷,第24-25页。

  (66)[苏]耶·马·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页。

  (67)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14页。

  (68)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9)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0页。

  (70)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4页。

  (71)黄绍湘:《美国简明史·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页。

  (72)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57页。

  (73)参见于沛:《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74)[美]海斯等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译:《世界史》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059-1060页。

  (75)海斯等著:《世界史·出版说明》下册,第IV页。

  (76)罗荣渠:《开创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求索》,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4页。

  (77)罗荣渠:《开创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求索》,第96-97、102-103页。

  (78)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79)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5页。

  (80)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5-7页。

  (81)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Ⅲ页。

  (8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序言”第4-5页,第75页。

  (83)罗荣渠:《积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求索》,第120页。

  (84)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85)于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历史》第1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总序”第3-4页。

  (86)于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历史》第1册,“前言”第2页。

  (87)于沛:《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代序: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第1页。

  (88)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第8页。

  (89)(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94页。

  (90)(清)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点校整理:《日本国志》下卷,第779页。

  (91)陈启能、于沛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92)董欣洁:《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3页。

作者简介

姓名:董欣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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