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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
2017年02月13日 08:2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史学?如何认识新兴史学研究范式,思索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未来?

关键词:史学;民族国家史学;研究;民族国家;史学范式

作者简介:

  【圆桌对话】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周晓菲

  嘉 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立新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景德祥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夏继果

  ··编者按··

  19世纪伴随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专业史学为民族国家疆界内多样化的民众提供了一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塑造了统一的民族认同。因此,民族国家成为专业史学天然的研究单位。正因如此,民族国家史学自兴起后在历史研究的诸多范式中便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并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范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全球史、跨国史等一些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方兴未艾。这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史学?如何认识新兴史学研究范式,思索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未来?本刊特约三位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对话。

  ·Ⅰ·

  主持人:美国学者杜赞奇曾言: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国王、国家、阶级、个人和特殊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考察空间总是民族国家。请谈谈民族国家史学兴起的背景。在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史学在历史研究的诸多范式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这种地位在历史书写与教学中又有着怎样的体现?

  王立新:民族国家史学起源于欧洲,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产物。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918年一战结束是欧洲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法国和英国等传统的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分裂的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统一,帝国统治下的捷克、波兰等弱小民族也纷纷独立,今天地图上看到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为了构建对新国家的认同,历史学家凭借19世纪中期兴起的科学主义史学观念,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试图通过塑造共同的血缘、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把新国家领土疆界内的不同群体和个人打造成统一的“国族”(nation)。在历史学家笔下,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做的准备,历史就是民族国家起源、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在这一形势下,过去盛行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指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来书写的历史写作形式。一般认为普世史的书写开始于希腊化时代,中世纪欧洲盛行的按照圣经和基督教史观书写的历史是典型的普世史。近代以来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也试图书写普世史,康德和黑格尔是其代表)和地区史书写模式逐渐被民族国家史学所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研究、教学和书写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单元。

  民族国家史学范式伴随着欧洲的扩张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特别是一战和二战后,在非殖民化运动中涌现的新兴国家都把本民族历史的书写视为塑造国家认同和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从19世纪中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族国家史学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研究和书写方式。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汤因比的文明史书写和布罗代尔的区域史书写,而且影响巨大,但都难以撼动和挑战民族国家史学的主导地位。民族国家成为专业史学不证自明的天然的研究和书写单位,不论学者关注的主题是什么,心照不宣的考察空间总是民族国家,个人和群体的经历根据其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影响来评判,那些被认为对民族国家成长没有贡献的个人和群体则难以进入史学家的视野。历史教学和学科划分也以民族国家为单元,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历史就是一个个国家的历史,大于或小于民族国家的地理单元的历史要么被忽视,要么根据其与民族国家史的关系而被赋予意义,或干脆被纳入到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民族国家的历史吸引了大量读者并激发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夏继果: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科诞生于民族主义浪潮日渐高涨的19世纪,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研究机构、教育体系都形塑了历史学的发展空间,历史知识的生产直接服务于民族事业,这使得该学科在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目的论和中心论色彩。一方面,为了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往往将历史知识生硬地套用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甚至削足适履。这在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史的研究中有充分的体现。711—1492年的伊比利亚半岛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所共享,这段历史本应成为研究不同宗教群体共存与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却在“再征服运动”和西班牙民族国家建立的思路下制造出“哥特神话”这种历史观,其核心观念是“唯一的、永久的西班牙”,即认为从西哥特王国到阿斯图里亚斯王国、莱昂王国、再到卡斯蒂利亚王国和西班牙,中世纪伊比利亚历史是连续的、统一的;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人及其后裔与各种敌手进行抗争,最终赶走犹太人和穆斯林,建立起西班牙民族国家。另一方面,这种民族国家史学也关注“文明认同”,它们集合起来建构了“西方”这个与众不同的子系统,致使欧洲之外的许多群体成为“没有历史的人”。19世纪出现的“文明使命说”“白人的负担”“社会达尔文主义”“天定命运论”等论调无不体现了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这种中心论色彩也体现于历史教学之中,在20世纪中后期之前,《西方文明史》是欧美主要高校历史教学中的主干课程,只有少数教师从事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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