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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美国城市史论坛在芜湖举行
2020年09月28日 13: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广禄 字号
2020年09月28日 13: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广禄

内容摘要: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大都市区是当代美国在空间上的集中体现,因此美国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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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大都市区是当代美国在空间上的集中体现,因此美国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9月26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承办的第二届美国城市史论坛在芜湖举行,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以主旨报告、小组报告等形式就美国城市史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旭谈到,马克思曾指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城乡关系是理解城市化转型的一把钥匙,应重视和推动城乡关系史研究。在传统城市化时期,城市居主导地位,郊区则是城市功能外延的产物,依赖于城市而存在。在新城市化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剥离,城市发展重心外移,郊区包括农村地区更多地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随着城市发展重心的转移,县域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推动城市化转型必须实现城乡双向互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心城市与郊区从此消彼长的博弈转向同步依存、共生共荣,进而形成新的地域实体——大都市区,城市化从单纯的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过渡,进入城乡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形成大都市区后,中心城市和郊区的经济资源得到整合,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强化,潜能得到释放,区域经济走向一体化。他认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基本思路应当是从大都市区的宏观视角切入,统筹考虑城市与郊区,而不是将注意力仅仅局限在城市本身。城市化重心向郊县转移应提上日程,注意大都市区(城市群)内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新城市化的根本。控制大城市规模、划定大都市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进行区域体制改革,重视和发挥县域经济的作用。

  太原师范学院王宇翔提出,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流程的优化,工厂对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重工业对资源、能源的需求,美国制造业产生了向郊区发展的动力。工业地产商的开发活动和铁路的出现也使工业在郊区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多种因素作用下,1879—1954年间,美国郊区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的绝对数量都超过了中心城市,呈现出郊区化的态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郊区化的过程中,制造业郊区化的部分成果被城市化吸收,从而促进了美国城市化在1920年的基本实现。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韩宇以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为例对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他提出,洛厄尔的转型具有独特价值,它在美国城市中最早受到去工业化的影响,又是一个成功实现了发展转型的小型工业城市。从发展历程看,洛厄尔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衰退,20世纪70—80年代在小型计算机产业的拉动下重新崛起,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再次陷于衰退境地,20世纪90年代之后实现了再度增长。该城市的转型有科技和服务业两个主要方面。在科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吸引电子、塑料等新的制造业部门,1978年王安电脑公司迁至洛厄尔推动了城市计算机业的发展并成为主要产业之一,20世纪90年代众多小企业构建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兴起。洛厄尔的服务业转型集中体现在建设洛厄尔国家历史公园、布特棉纺厂博物馆、洛厄尔纺锤棒球队等,城市产业有工业转型服务业。洛厄尔发展转型能够成功,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城市弹性,结合实际有效利用了老工业城市的历史遗产,同时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临近波士顿的区位优势也分不开。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晶提出,纽约是美国城市发展进程的引领者和见证,美国城市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频繁遭遇传染病侵袭,居民健康环境受到威胁,以纽约市为代表的美国城市开始履行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展开公共卫生制度建设,以降低疫病流行带来的社会危害。纽约早期的公共卫生管理系统经历了人员构成兼职化、管理内容分散化向从业人员专职化、有组织、系统管理城市公共卫生事务的转变。同时这些早期公共卫生管理实践中也存在公众卫生意识淡薄、宣传教育滞后、政府重视程度周期性变化、受政治因素影响显著等缺陷。早期公共卫生制度建设为日后相关管理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其不足之处则为19世纪末全国性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埋下了伏笔。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李莉研究了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住房问题治理情况。她提出,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城市的住房问题凸显,投机房普遍,贫民窟蔓延,隔都区初现。为了治理城市住房问题,在住房供应方面政府采取了兼顾市场与慈善的模范住房开发措施,包括模范租屋、模范公司城镇等。在居住质量上,进行贫民窟的清理、改良与改造。在住房公平方面,实行了政府间接干预的城市住房立法。这一时期美国城市住房问题治理在公共干预方面仅限于规范市场,规避政府供给补充与需求补贴,且拒绝联邦政府直接干预城市住房。

  洛杉矶地区的光化学烟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加州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衍生物,其治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刘向阳提出,20世纪40—90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至经过治理空气质量实现根本性好转,走过了50多年的历史,期间以1970年为拐点经历了洛杉矶先行—加州介入—联邦共治三个阶段。至1990年后,加州仍然存在污染物超标的情况,但空气质量得以大大改进。可以说洛杉矶空气质量的改进是半个世纪加州和联邦治理行为“层累”的结果。审视洛杉矶烟雾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可以发现,烟雾治理是复杂的命题和系统的工程,牵涉多重要素,不能单纯从法律和条令的角度进行解释。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大都将20世纪70年代设为分界点,人为地割裂了前后两个时期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有机联系和因果关系;主要从历时性的角度单一追溯政府公共政策的演进,对空气污染治理涉及的其他经济、技术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不足。

  “无论是区域史研究,还是全球史研究,都应真正意义上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式。对于中国史研究与美国史研究而言,同样都应如此。”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梁仁志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概念化书写是当下中国学者讨论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问题时的流行做法。这种概念化书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一个新的概念将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界定为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二是用一个新的概念将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界定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他认为,与其将“大数据时代的史学”视为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不如将“大数据”视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基本方法。大数据在史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不应满足于史料数量的增加和检索方式的便捷化,而应更加注重史学研究思维的转变:一是以史料的完备性为基础,实现对历史问题从局部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转变;二是从专门探究因果关系向兼顾相关关系转变,从而更好地预测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三是从穷尽史料向深度解读史料转变。从不同研究领域来看,应强化交流、沟通和协作研究,比如展开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对话。从可能性上来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一方面相较于他国的学者,对中国有着更加深刻的现场体会,更了解中国,另一方面相较于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更了解他国。从必要性上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应扮演中西方沟通的桥梁,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应在大区域史或全球史视域下展开研究,方能真正了解中国,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

 

  第二届美国城市史论坛在芜湖举行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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