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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文明交往 ——“文明交往与世界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
2021年12月24日 09: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陆航 字号
2021年12月24日 09: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陆航

内容摘要:西北大学教授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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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陆航)西北大学教授彭树智先生长期从事中东南亚史、世界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他提出的“文明交往论”,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12月18日,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的“文明交往与世界历史研究”彭树智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线上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9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新时代需要新史学

  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同吴于廑先生提出的世界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罗荣渠和钱乘旦教授提出的现代化史观,被学界称为中国世界史理论研究的三大创新史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表示,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和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上。彭树智教授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通过历史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对中东史研究,和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交往研究,提出“文明交往论”。这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交往是人的社会存在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交往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是历史交往的过程。从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的“世界历史性”交往,克服了“狭隘地域”的局限,同时使生活在狭隘地域中的人扩大世界历史性的视野。只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自由和发展才有可能。文明交往因社会历史状况错综复杂而在形式上表现为多种多样。文明交往所倡导的是不同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是对不同文明的感性同情、理性探索和深刻理解。彭树智教授的研究走出近代,告别对西方学术的“模仿”和“跟跑”,实现了理论、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的辩证统一。于沛认为,新时代需要新史学,中国世界史研究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需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更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统领世界史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文明互鉴是文明交往的本质。文明交往是对文明互鉴思想的精辟阐释。”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王林聪研究员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高目标就是达到各国间“民心相通”,其途径就是文明交往。同样,文明交往思想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我们要以文明交往思想的科学论述反驳西方“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之谬误。彭树智先生创造性提出了“文明交往论”这一具有中国标识的重要思想和理论,为推动我国中东研究和世界史研究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文明交往论”揭示了文明因交往而形成和发展,分析了文明交往的形态和方式,论述了文明力和生产力的关系及作用,总结了文明交往的规律和特点。今天,当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变革和动荡交织的时期,世界向何处去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塑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世界的前途和人类发展的走向如何?文明对话和文明交往是人类超越冲突和对抗、实现平等和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唯一途径,只有如此,人类才能持久发展,才能和平相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将汤因比的文明交往说与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对比,彰显了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对国际学术界的重大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志强以欧洲文明视阈中的拜占庭历史与文化为个案,探讨了文明交往论对破除“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意义。郑州大学副校长、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教授张倩红通过阅读2021年彭树智新出版的《京隐述作集》,分享了对文明交往语境下人格自觉的感悟。

  我国的国别区域学起步较晚。“文明交往论”、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和新中国外交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区域学的四个支撑理论,为其可持续发展建立了基础。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教授认为,文明交往论向度下的整体观将为中国的国别区域学指明方向。“文明交往论”是21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政治学、哲学、宗教学、民族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学科均有这一重要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区域学的重要支撑理论之一。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内部的交往更加频繁,人类的活动范围更具有世界性,世界历史呈现出新的特征。“文明交往论”对当今世界格局的调整不仅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为化危机育新机、于变局开新局提供了理论支持。

  坚持唯物史观

  彭树智先生大量文明交往的案例取自中东。中东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各种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中东历史的发展就是文明交往的过程。因此,文明交往理论很能说明和解释中东上千年历史发展。云南大学前副校长、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肖宪说,彭树智先生在近三四十年的学术时间中,主要研究中东史,但是在世界史诸多领域,如国际共运史、东方民族主义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南亚史中也颇有建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理论”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中东,但在中东最为典型。

  “交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说,在《文明交往论》中,彭树智先生系统阐述了文明交往论的理论要点,包括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础,文明交往的趋向、基本内容、基本形式、重要因素、基本属性、基本链条、总特点,特别说明了自己所持文明交往论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受马恩所述“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句话的启发。这样,彭树智先生就把自己的文明交往论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石之上,不是与唯物史观相生相克的、标新立异的解释体系,而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继承与发展的产物。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认识文明史的新视角,而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在21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世界历史中,文明之间的冲突已不是亨廷顿的主观臆想,也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现实,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一种体现。

  “20世纪是历史巨变的世纪。20世纪有五大历史性事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五大事件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历经半个世纪的冷战;世界殖民帝国体系的解体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的发展、曲折和变革;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新进程;全球化、信息化、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流变。从文明交往的角度上说,这五大历史性事变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教授认为,世界殖民帝国体系的解体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的发展、曲折和变革深刻彰显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大肆鼓吹“历史的终结”。可历史事实早已证明西方模式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灵丹妙药”,效仿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各种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使得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对抗这一体系的全球力量首次形成了另外一种体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应对已然失败。反观地处世界东方的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面对各种全球危机和挑战,中国不仅行稳致远,而且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发展。这个大变局除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之外,更是意识形态格局之变,发展模式(多样性)之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交往互动”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建才教授探讨了彭树智先生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判。  

  学风和精神激励后学

  “从事历史科学的任何一个专业,都必须有历史哲学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广博和深远的历史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表现在选择课题方面,就是选择那些值得深入研究、具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与课题的冷静分析与辨别能力。彭树智先生将选题上升到科学的鉴赏力,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历史研究中哲学思辨素养的重视。”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王铁铮说,彭树智先生注重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分析,提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和类型分析,纵横和互为比较等历史研究方法。彭树智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时,提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八字学风,彭树智先生认为,从求学治学的角度看,勤奋是基础,严谨是要求,求实是原则,创新是方向。这种学风又贯穿着三种基本精神:即献身、科学和进取精神,这种学风和精神构成了先生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并使他的探索和研究达到了人们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人化自然、自然化人的社会文明交往史。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受着自然规律的制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同时从历史学的视角关注生态问题。在对生态文明的探讨中,彭树智先生对中东地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黄民兴说,彭树智先生在对文明交往的研究中,把生态文明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彭树智先生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多维互动中积极、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它的基础为环境资源的承载力,它要求实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政策,它旨在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从根本上说,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文明交往互动规律而建构的科学和自觉的文明形态。它的特征自觉,不仅是理论上、科学上的自觉,还必须有整体上和实践上动态发展的自觉。彭树智先生有关生态文明的理论是在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吸收了西方历史学和生态学领域学者的有关理论。他涉及了现代生态学、诗意自然、生态伦理、伦理正义等诸多领域和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环境问题。彭树智先生从生态文明理论到具体的个案研究,从古代的生态环境到今天的生态问题,全方位地探讨了中东的生态文明问题,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奠定了基础。

  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振磊介绍,西北大学中东所成立于1964年。早在1986年就获批中东?南亚博士点。现设有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国家民委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高级别科研平台。以中东所为龙头的世界史学科,形成了以中东研究为中心,以北非、中亚和南亚为侧翼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布局。彭树智先生曾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现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从提出“历史交往”概念到形成“文明交往”史观直至系统提出“文明自觉”的史学理论,彭树智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人类文明交往的探索,为探讨人类自然史和世界文明史的演变与发展寻找一条新的路径,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影响。在我国对外交往中强调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的当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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