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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启蒙时代的科技增长
2016年12月14日 09: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悠然 字号
所属学科:世界史关键词:科技;欧洲;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美国

内容摘要:11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欧洲经济史专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新书《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关键词:科技;欧洲;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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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欧洲经济史专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新书《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该书探索了有关工业革命的谜题:工业革命为何发端于欧洲,为何能推动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通过将经济学、科技史和文化演进研究相结合,莫基尔提出,文化能够改变人们行为的信念、价值观和偏好,进而影响社会变革。本报记者近日就相关内容采访了莫基尔。

  知识精英掀起新思潮

  工业革命以史无前例的巨大力量驱动了现代经济的增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系教授迪尔德丽·南森·麦克洛斯基表示,从原始社会至1800年左右,世界各地人们每日平均收入约为3美元(折合现价),而现今全球平均水平约为33美元,美国人日均收入约为130美元,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居民日均收入为80—110美元。而1800年后的收入增长趋势一直持续至今,麦克洛斯基将这一现象称为“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

  对于工业革命的缘起已有大量经济学研究,但莫基尔告诉记者,这些研究对文化因素提及不多,也许是因为经济学家一度不赞同从文化角度解释历史事件。不过,近十年里,经济学家开始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关注知识精英的信仰和行动——改良蒸汽机、研制天花疫苗、发展焦炭熔铸法的并非普通工人,而是一群受过教育和专业训练、不断相互交流并传播“有用知识”的人。

  这些人相信,通过加深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了解,人类能够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认识在今日看来是常理,在16—17世纪时却是新奇、备受争议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无比崇拜祖先的智慧,认为先哲们已在经典作品中揭示了世间“真相”,只待后人研读和寻找。这种观点在16世纪后受到了冲击,瑞士哲学家帕拉塞尔斯、英国医生威廉·哈维、法国逻辑学家彼得吕斯·拉米斯等一批“反叛者”与保守派激烈交战并获胜,开启了“(未经验证)不随他人之言”(Nullius in verba)的时代。

  政治碎片化不能阻止科技流动

  这种思想转变何以发生?一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给出如下解释:知识分子有了新思想,并借助逻辑、修辞、数学分析、实验等将新思想“销售”给对此有需求的人——王室、贵族、富裕资产阶级……“销售”所得可能是科研资助,也可能是工作机会。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文化创业者”,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等知名科学家都位列其中。他们得到的不仅是经济保障,还有与权势阶层近距离接触的机遇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外,当时的欧洲政局动荡,欧洲大陆被分割为许多中小型政治单元,即使是法国、意大利这样较大的国家,内部也存在对立的地区和城市。同时,随着天主教会地位动摇,宗教斗争日趋激烈。欧洲的“碎片化”格局带来了血腥的战争。1742年,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大卫·休谟在《谈艺术和科学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写道,“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许多由商业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相邻而又独立的小国更有利于文明和学术的发展了。在这些相邻国家之间自然发生的竞争显然是产生进步的根源”。统治者施行过审查和迫害,但到1650年,思想创新已无法被镇压。

  “碎片化”也有其弊端:对于新知的发现和传播者来说,每一地区或国家的潜在受众都很少,难以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力。事实上,“文化创业者”的活动并非局限于一地,一个跨国的、整合的知识分子社群在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新思想在他们之中流传,被探讨、审视、评估,因其本身优劣而被接受或否决。当有人在伦敦发表了一个新见解后,不久就会在爱丁堡、巴黎、阿姆斯特丹、马德里、那不勒斯、斯德哥尔摩引发讨论。

  学术信息沟通便捷

  1753年,伏尔泰写道,“尽管(欧洲)战争频繁、地区差异颇多……但各领域的专家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各处传播(新思想)”。莫基尔表示,多方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第一,尽管中世纪欧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教会的统一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为国际性知识分子社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中世纪到现代早期,拉丁语是国际交流、学术研究的通用语言。第三,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促进了学术出版和知识传播。第四,邮政系统的发展为各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重要渠道。留存至今的大量信件表明当时知识分子之间通信往来密切。学者们在欧洲不同地区流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巴黎写下了《利维坦》;法国哲学家皮埃尔·贝尔在鹿特丹度过后半生。

  在莫基尔看来,这种往来和流动的价值不仅在于促生了具体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且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18世纪的“技术先锋”意识到他们需要科学知识,于是领军工业革命的工程师、发明家都向科学家寻求建议。而且,实验科学在现代早期取得长足进步,这意味着研究材料和技术的精准化、术语和单位的标准化以及对成果的清晰详细说明。科学研究变得更加正式、定量且重视数学分析。16世纪以前,欧洲不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地区,但此后欧洲知识分子系统化研讨和推广新知的努力为欧洲发生工业革命、经济腾飞创造了独有的条件。

  (本报华盛顿12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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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悠然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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