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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会改革建议书》透视16世纪天主教会的双重危机
2018年05月28日 15:10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付亮 字号

内容摘要:1537年问世的《教会改革建议书》是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学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目的论”支配,将此文献放在“特兰托改革”或“特兰托时代”的框架内来解读。《建议书》的重要性看似得到认可,实则在本质上被认作是“前特兰托时代”的产物,因而其真正的历史意义反倒隐而不彰。学者们通常认为,1563年闭幕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改革蓝图,进而促使天主教会转变心态,加紧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训,强调以主教作为改革驱动力,限制和打击平信徒的宗教复兴运动。这种看法需要加以修正。重新解读《建议书》,可发现天主教会遭遇的双重危机,即体制危机以及教会官方应对体制危机的过程中自身所蕴含的观念危机,早在16世纪30年代就已成型;天主教会逐渐不再容忍以往多元取径的信仰生态之做法也早已在此时出现。“特兰托改革”只是《建议书》的延续,而不是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转折点。此转折点应是《建议书》。进而言之,需要重新考量16世纪30年代的天主教变化,并重新思考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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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537年问世的《教会改革建议书》是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学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目的论”支配,将此文献放在“特兰托改革”或“特兰托时代”的框架内来解读。《建议书》的重要性看似得到认可,实则在本质上被认作是“前特兰托时代”的产物,因而其真正的历史意义反倒隐而不彰。学者们通常认为,1563年闭幕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改革蓝图,进而促使天主教会转变心态,加紧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训,强调以主教作为改革驱动力,限制和打击平信徒的宗教复兴运动。这种看法需要加以修正。重新解读《建议书》,可发现天主教会遭遇的双重危机,即体制危机以及教会官方应对体制危机的过程中自身所蕴含的观念危机,早在16世纪30年代就已成型;天主教会逐渐不再容忍以往多元取径的信仰生态之做法也早已在此时出现。“特兰托改革”只是《建议书》的延续,而不是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转折点。此转折点应是《建议书》。进而言之,需要重新考量16世纪30年代的天主教变化,并重新思考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连续性。

  关 键 词:天主教改革/特兰托大公会议/《教会改革建议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卡洛·博罗梅奥的米兰大主教区改革与近代早期意大利社会转型研究(1565-1610)”(17BSS0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付亮,男,北京市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1537年3月9日,以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为首的九位神职人员将共同起草的一份改革计划联名呈递给教宗保罗三世,掀开了罗马教廷改革的帷幕。此改革计划史称《教会改革建议书》(Consilium de emendanda ecclesia;以下简称《建议书》)。①《建议书》乃是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中的重要文献,自20世纪后半期天主教改革运动研究渐成显学以来,尤为学者所重视。大体而言,对《建议书》的评价不外乎三种取径。第一种以德国史家耶丁(Hubert Jedin)、美国学者贝利托(Christopher M.Bellitto)等人的看法为代表。②他们高度评价《建议书》的改革理念,认为其不仅接续了此前众多的改革呼召,而且为此后特兰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的全面改革蓝图奠定了思想基础。③第二种以美国学者格里森(Elisabeth G.Gleason)的看法为代表。她认为《建议书》提出的改革思维并不新颖,而且其后来也只成为一纸具文,并无实效,学界对其评价过高了。④第三种来自于美国史家胡登(William V.Hudon)。他与上述几位学者的旨趣略有不同,一方面承认《建议书》胎死腹中,并未转化为改革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则高度认可其价值。⑤不过,他主要是从多元改革的角度来正面评价《建议书》的。易言之,他希望学术界通过《建议书》来认识到,特兰托大公会议之前的改革思路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百家争鸣”。

  这些学者的看法很有价值,但都受制于同一个思路:受“目的论”影响,论史的时候没有“忘记未来”,假定特兰托大公会议一定会召开,认为以特兰托改革教令为依托的天主教改革蓝图(即“特兰托改革”)一定会出现,而且“特兰托时代”一定会开启,并成为天主教改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进而,用所谓的“后特兰托时代”(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末)来审视“前特兰托时代”(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在此预设观点的制约下,《建议书》或是被仅仅视为特兰托改革蓝图的思想来源而被高度认可;或是在与特兰托改革蓝图的对比下,因其内容不够全面且没能付诸实践,而被认为价值有限。即便胡登强调《建议书》体现了“前特兰托时代”的改革多元性,但他仍然以特兰托改革为必然节点,本质上仍认定改革的众多“溪流”一定会通过特兰托汇聚成改革的统一“洪流”。

  在这样的思路下,由于1563年闭幕的特兰托大公会议被认定开启了“特兰托时代”,成为天主教改革运动以及近代天主教历史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因此“特兰托时代”也就在逻辑上被认定为天主教会心态转变的起点,亦即教会加紧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训,逐渐不再容忍以往多元取径的信仰生态。《建议书》因是“前特兰托时代”的产物,由此便失去了其真正的历史意义。

  本文拟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解读旧文,提出不同于上述学者的看法。本文认为,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转捩点应前推至1537年制定的《建议书》,此文献已经或显或隐地体现出天主教会官方的思维理念与心态变化。⑥本文认为,我们可从中察觉天主教会面临的双重危机。第一重危机是显性的,即天主教会的体制危机,《建议书》清晰地将其揭示出来。第二重危机是隐性的,即教会官方在提出应对体制危机之手段的过程中自身所蕴含的观念危机,《建议书》的作者并未察觉到。基于此,与其说《建议书》为所谓必然出现的特兰托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而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文献的话,毋宁说后来出现的特兰托改革只不过是自然而然地延续了《建议书》的理念与心态。进而言之,特兰托改革并不是天主教改革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是一场延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特兰托大公会议视作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以及天主教史之“断裂”的做法,恐应加以修正,需要重新思考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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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付亮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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